爱德华六世1457年初登基后，英格兰再一次由一位孩童做君王。亨利八世在位38年，是个强悍的君主，现在国王换成个十岁的孩子，威慑力何止减半；加上国库的空虚和宗教改革分歧，如果政策稳定、风调雨顺那还好说，但如果政策变化太大太快，或者粮食歉收，那就一定会有麻烦。
亨利八世虽然强悍，但我们前面也说过，他留给儿子爱德华六世的经济却非常糟糕。亨利八世对法兰西的多次征战，特别是1544年出征法国夺取布洛涅，掏空了国库，而税收、借贷和解散修道院得来的钱已经全部填了战争这个大坑。
亨利八世的补救方式是在1544年开始了英格兰历史上著名的铸币大贬值（the Great Debasement），就是降低硬币中的金银含量。金本位从 1545年的22克拉降低到次年的20克拉；纯银标准经过数次下跌，也从1542年前后的925一路降到1547年前后的500甚至更低的330，这应该是金融史上最早的量化宽松政策吧。
铸币贬值带来的是物价上涨，从1540到1547年，英格兰的物价涨了46个百分点，1549年一年内继续上涨另外11个百分点；结果就是食品j变贵，工资变低，怨声载道，民间不再互相帮助。
就在这种背景下，大主教克兰默和护国公西摩也没有停止新教改革举措的推行。
1549年初，议会颁布了旨在宗教统一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要求所有教会统一使用英语《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所有教会程式都必须用统一的英语礼拜程式，取代之前的拉丁语弥撒。
除了使用英语和摒弃旧教弥撒礼之外，《公祷书》还对圣餐礼的程序细节做出规定。
之前神父在圣餐礼的饼和酒祝福时会象面向东方，耶稣受难的各各他山骷髅地方向。传统教堂的十字型建筑，东西方向长殿，南北方向短殿，是以祭坛和主窗位于教堂东端，神父面对东方时就会背对会众。公祷书取消了这个程式，要求神父准备圣餐时只站在圣餐桌的北端，侧身对着会众。总之克兰默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除去旧教程式中被他认为是“迷信”的部分。
《公祷书》的发布是英国宗教改革道路上最大的里程碑，它涵盖了所有教堂礼仪，从日课经到主日礼拜再到洗礼、婚礼、葬礼的所有程式和祷文用语，不仅全面，而且语言优美，其修订版一直使用至今。可以说，它往英国新教改革这个骨骼里添加了血肉，让安立甘宗做为宗教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切实可行。
但和任何巨大变革一样，无论后续影响如何正面，一开始出台时都会引起极大的争议。先不说信众能否接受，就是神职人员一时间也很难转变，毕竟他们从入教会那天起接受的职业培训就是拉丁语。现在突然改成使用英语，神父说些什么会众听得明明白白，圣餐礼的程式简化也让它失去原有的神秘感，神职人员觉得这会削弱教会在乡民心中的权威。
《统一法案》规定《公祷书》的正式推行日期是1549年6月的圣灵降临主日（Pentecost, Whit Sunday）；还规定，对拒绝使用《公祷书》的神父，初犯罚款，再犯剥夺神职或入狱。
虽然大主教和护国公推行《公祷书》的初衷是统一宗教分歧，但他们无法预料的是它造成了更大的分歧。英格兰西南地区民间最先开始抵制。
无论国家上层和知识阶层觉得宗教改革以及英格兰宗教自主自治如何重要，乡民们过去一千年来习惯的日常一旦被强制取消，就会带来民间不满。这种不满加上其他因素，特别是对议会1547年颁布《拆除亡灵小教堂法案》（Abolition of Chantries Act 1547）以及拆除教堂后土地分配的不满，酿成了英格兰西南部1549年夏末初秋那场“西部叛乱”（Western Rising），也叫“公祷书叛乱” （Prayer Book Rebellion）。
事情的经过是，1548年冬天，摄政委员会和大主教克兰默委任康沃尔副主教威廉·鲍迪（William Body）特派员身份，在英格兰西南的德文郡（Devon）和康沃尔（Cornwall）负责监督这两地上述小教堂的拆除。
不料鲍迪沟通能力太差，当他将自己教区的神职人员和乡民召集起来，让大家把小教堂财务归拢时，牧师和乡民们误认为是要将当地小教堂的财产运往伦敦充公；而实际上摄政委员会是为了防止有人乘机将教堂物品贪污或私自出售。
鲍迪话音刚落，聚集的人群就高呼抗议并拒绝执行。鲍迪回到伦敦请求指示，被告知从宽处理。护国公西摩不希望看到事态恶化，因此地乡民的难管是有前科的，亨利七世在位时的1497年，康沃尔的大规模矿工造反就打到了伦敦郊外[1]。
该年4月份鲍迪重返康沃尔，监督对教堂画像和偶像的清除工作。鲍迪到达康沃尔海边小镇赫斯顿（Helston）后，被当地民众包围，躲进教堂后又被拖出来，最后被殴打致死。之后愤怒的人群聚集在镇中心，领头人约翰·雷西（John Resseigh）当众宣告：我们只会遵循先王亨利八世颁布的法律，不遵守在新王年满24岁之前颁发的任何其他法律；任何人如果和鲍迪一样，在康沃尔就会得到同样下场。
但因缺乏地方乡绅的支持，雷西没能成事，杀死鲍迪的凶手被处死，其他人都被赦免。
1549年6月6日《公祷书》被运送到康沃尔，民众聚集在鲍德敏（Bodmin）镇，重申他们要求新王24岁之前维持旧法的要求，特别要求恢复旧教仪式和拉丁语弥撒。这次得到许多牧师和乡绅的支持，他们的领导人名叫汉佛莱·阿伦戴尔（Sir Humphrey Arundell），是个退役军人，曾跟随先王亨利八世赴法国打仗，之后被封爵士。在他的带领下，抗议很快变成暴动，但很快也被护国公派出的王军镇压。
6月9日是圣灵降临主日，德文郡桑普福德（Sampford Courtenay）圣安德鲁教堂，年迈的教区神父按照《统一法令》要求用英语《公祷书》做了礼拜。没有大家习惯的隆重弥撒礼，也没有这一天的习惯会众游行，更没有神父在神职人员素歌的陪伴下为圣坛和会众祝福。圣坛上和教堂里都没有以往明亮的烛光，神父在准备圣餐礼时也没有按习惯举扬圣体（圣饼）。
为了这个一年四季三项主要教堂祭拜礼仪（圣诞节、圣灵降临节、复活节）之一的重要日子，很多乡民虔诚斋戒了一天，就等着庆祝这个节日。就这么被糊弄过去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可想而知；要知道，那个年代底层民众平淡无味生活之外的娱乐和精神食粮就是教会庆典。
第二天的周一，几名乡绅代表乡民来到教堂，问牧师下一个主日是否还会用新教仪式和《公祷书》做礼拜，老牧师回答说这是法律规定，他别无选择。
乡绅们告诉他：不可能，我们必须在新王24岁之前使用亨利王所定的所有关于宗教的法律，就是新王自己也必须遵守，因为这是他父亲定下的法律。
下一个星期日，桑普福德圣安德鲁教堂的老牧师，穿上传统的教袍，按照旧教礼仪用拉丁语做了主日弥撒。
图1：德文郡桑普福德圣安德鲁教区教堂
桑普福德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德文郡和康沃尔郡，人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教堂钟声接力敲响庆祝胜利，各地开始要求教堂摒弃《公祷书》，恢复旧教，并将所有胆敢反对的人都按照“异教徒”加以处罚。
这是1549年“公祷书叛乱”（Prayer Book Rebellion）的开始。
桑普福德镇的一名乡绅试图劝说大家停止抗议，结果被众人拖到教堂台阶上活活打死，下葬时尸身朝向南北，这是异教徒的下葬方式，好教徒下葬时头朝东方。
从此刻起，抗议就变成真正的暴乱了。
长话短说，康沃尔郡的先头人马和德文郡的人马汇合，公祷书暴动大军开始向德文郡首府埃克塞特（Exeter）进发。在牧师们的陪伴下，在大军前面开道的是一个装着圣餐酒和饼的箱子。至于他们的人数，不同史料说法不一，从2000人到6000人不等。
图2：公祷书叛乱埃克塞特攻城战城内图（西侧观），城西的艾克斯河（River Exe），和桥上进入西城门的路
The Prayer Book Rebellion of 1549 - Part 3
7月2日，大军到达埃克塞特后立刻开始攻城。
从康沃尔出发的另一小股部队没有加入攻城，而是在6月底先行到达埃克塞特北面约8 英里处的克雷迪敦（Crediton），占领该地后烧毁了这里的粮仓，并阻止往埃克塞特的物资输送。有阿伦戴尔骑士这个军事专家指挥的暴动就是不一样。
攻城战持续了一个多月，埃克塞特市民在水粮不足的情况下依然毫不退让，一位市民说，他就是饿到吃掉自己的一只手臂也要用另一只手臂继续战斗。
抗议大军在埃克塞特城门外公布宣言，要求恢复教会先父们的传统，停止使用《公祷书》。
眼看地方防务无法遏制叛军攻势，护国公西摩从伦敦派兵，还派出自己的私兵加入战斗，其中不少德国意大利雇佣军。
王军这边的指挥官是一位跟随亨利八世多次征战的老将军，西郡郡尉、第一代贝德福德伯爵约翰·罗素（Lord John Russell, 1st Earl of Bedford, Lord Lieutenant of the West Country）。副指挥是安东尼·金斯顿（Anthony Kingston，我们在亨利八世篇中提到的在谢菲尔德郊外迎接红衣主教沃尔西的那位伦敦塔警长威廉·金斯顿的儿子[2]），叛军这边的指挥官当然还是汉佛莱·阿伦戴尔爵士。
阿伦戴尔应该是位很能打的首领，他和老将军在埃克塞特城外不同地点展开了六场战斗之后王军才能取胜。其中最惨烈的战斗在7月25日，叛军死亡人数达1000。之后罗素赶去解救埃克塞特主城，但他到达时，叛军已经撤退。8月17日，最后一场战斗在暴乱发起地的桑普福德展开，王军在这里不费吹灰之力剿灭了强弩之末的叛军。
公祷书叛乱坚持了六个星期才被镇压。
西摩和王军这边还没来得及开香槟酒，东南的诺福克郡又传来坏消息。这次是因为圈地运动而引发的暴动，是与公祷书叛乱东西遥相呼应的另一场起义。
1549年7月中旬，诺福克郡首府诺维奇城墙外的一棵大树下搭起了一个营帐，搭营帐的名叫罗伯特·凯特（Robert Kett），是诺福克郡怀明汉（Wymondham）的一位自耕农兼制革匠。他的目的是抗议圈地，很快就有大约1万6千人加入，和他一起聚集在诺维奇城墙外，其中有些还是举着他们教区教堂的旗帜而来的。
凯特和其他首领们很快给护国公西摩送去一系列公函，阐明他们的诉求。他们请求护国公“阻止贵族和庄园主占据公众资源”；“将不合理租出的土地租金降回到亨利七世登基的1485年标准”；“废除庄园主在其拥有土地领域内的私法权”。
换言之，他们要求地主和雇农之间的动态关系回归传统模式，保护耕地并维持老祖宗们留下的带状耕作（见备注），制止因羊毛产业而暴富的人继续侵占公共土地。
图3：罗伯特凯特在诺维奇城墙外效仿摩西做起义者的士师
The Story of Robert Kett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担心过度发展的自由市场和羊毛产业会大幅度减少耕地面积，进而导致农作物产出降低，继而导致粮食短缺，而粮食短缺和货币贬值又是孪生兄弟；这也是他们希望能够摒弃新教改革回到传统旧教的原因。
凯特对诺维奇城墙外聚集的人进行了组织，规定每一百人选出一个发言人做代表，他自己则坐在一棵橡树下为众人做裁决。一些有恶行的地主和乡绅被拉到橡树下接受审判，如果剥削穷人的罪名成立，就被关在营地的牢房里。
诺福克郡的北边约克郡和南边的萨福克郡以及周边各地很快开始效仿凯特，也建起了类似的营地，组成了一个乡间网络共同保护东安格里亚（East Anglia）的土地和教堂，并拔除了很多为圈地而新种下的树篱笆。
伦敦方面，西南叛军还在埃克塞特攻城，西摩和摄政委员会拿不准诺福克局势的走向。如果两方真的突围合二为一，之后攻入伦敦，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为防万一，伦敦全部城门增加了防守；国王护卫增添到2000骑兵加4000步兵；7月18日伦敦开始执行戒严令。
尽管诺福克城外的人在凯特领导下坚称他们是国王的朋友，是希望回归传统封建制度的保守派，但约克郡却有3000多人聚集起来公开喊出“英格兰不需要国王，消灭贵族和乡绅”口号，而这里正是亨利八世在位时大规模反对教改的“恩典巡礼”爆发地[1]，事态明显已经超出了凯特可控的范围，并威胁到王位的安全。
7月31日，北安普敦男爵带领1500人马赶到诺维奇，准备和凯特的人展开巷战，但起义者不仅人多而且占了居高临下的地势；男爵的人在城内很快被愤怒的起义者们冲散，男爵本人落荒而逃，诺维奇落入起义者手中，凯特也将起义指挥中心搬进了诺维奇大教堂。
从这一刻起，起义性质转变成真正的叛国。
进入8月的第一个星期，西摩和摄政委员会每天开会讨论如何应付诺福克的局势，但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西摩开始有打算自己领军去诺福克平叛，但不知何故最后是摄政委员会第二把手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 2nd Earl of Warwick）带领6000步兵和1500骑兵前往诺福克。此时西摩应该是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很快会为这个决定付出代价。
8月23日达德利伯爵到达诺维奇城外三英里处后，即派信使给城里的凯特送信，劝告叛军投降，否则就会面临大军。信使到达城墙外，城头上冒出一个男孩，脱下自己的马裤，把后腚朝向信使， 结果被一箭射中。
伯爵接着提出和凯特见面，但叛军营地里一篇喧哗，拦住凯特不让他离开。之后伯爵的人马冲破城墙闸门，以惊人的速度呼啸进城。军中骑士和佩剑军官们遵循古老的骑士传统，在冲锋前互吻袍泽之剑，西版“执子之手死生契阔”。
不管什么样的战斗，拼的从来都是士气。伯爵的队伍以旋风般的速度到达中心广场，当时当地就对抓获的49名叛军处以绞刑，其速度之快最后连绞架都坍塌了。
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势，叛军分散成小股兵力，在凯特的指挥下，23日傍晚撤出诺维奇。带上了加入叛军的乡绅作人质和投降谈判的筹码，凯特和叛军往东撤出四英里，到达诺维奇郊外的达辛山谷（Dussindale）。
第二天，24日上午，沃里克伯爵的人马将达辛山谷包围，再次向叛军许诺赦免，再次被拒绝后，伯爵亲自带着骑兵冲进山谷。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凯特和几个头领跑了，剩下的叛军在用板车啤酒桶之类的物品临时搭起的“工事屏障”后面，即便此时不死，被抓获后也是个死。
沃里克伯爵骑马到达他们的工事前，再次要求他们放下武器以免一死，绝大多数人抓住了这最后的机会，放下武器，高呼“上帝保佑爱德华国王”。8月24日午后战斗结束，叛军阵亡人数2000。凯特在8英里之外的一个村子里抓获后押回诺维奇，300名誓死不降的叛军被绞死，凯特本人押回伦敦受审，判刑后押回诺维奇，12月7日被用铁链吊死在诺维奇城墙上，离他7月份搭起营帐的地方不远。
1949年，当地人在他的处决处挂了一块牌匾，“以此向一位杰出而勇敢的领袖致敬，他曾带领普通英国公民长期奋斗，摆脱奴役，走向公正的自由”。1999年他的出生地怀明汉为他建了一座纪念馆，表彰他“为创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所作的努力”。其实是蛮讽刺的。
图4：凯特暴乱中的“暴民”
Robert Kett’s Petition, 1549 – The History of England
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凯旋回京，诺福克之战后，达德利的威望在朝廷和民间都远远超过了护国公西摩，而1548年国内此起彼伏的叛乱证明了西摩治国政策的失败。
但所有的事情前后串在一起，难免不让人感觉到1548年的诡异。
首先，在法国和苏格兰作战经验丰富的西摩为何没有自己带兵去德文郡和诺福克郡平叛。笔者推测，其一，西摩不能离开伦敦，因为他需要保护同是也是控制少年国王，避免爱德华六世落入他人手中，毕竟抓住国王才能保证他自己安全。其二，他不愿意将刀枪对向同是国民的英格兰人，毕竟和大苏格兰人性质不同。
其次，公祷书叛乱和凯特叛乱的共同点是从温和抗议转变成武装暴动，特别是诺福克的凯特叛乱，似乎在7月底凯特和他的人一夜之间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勇武，这后面有人在波助澜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做为诺福克最大的地主和都铎王室最年长的成员，玛丽公主对圈地运动的矛盾始终一言不发，对凯特叛乱也没有做出任何阻止，这不得被让人怀疑她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她的介入程度。
毕竟1546年诺福克公爵下狱后，亨利八世不仅剥夺了他的爵位，还将诺福克的大部分田产庄园赐给了大女儿玛丽公主。因为这个原因，诺福克郡成为玛丽最大的权力基地，而此地的天主教势力一直都很大，后面她成功击败达德利扶持上位的九日女王简格雷也正是借助了从诺福克郡的得到支持。
不少同时代和后代史学家都怀疑玛丽不仅是凯特叛乱的背后支持者，而且还和朝中势力联手把西摩拉下马。玛丽公主和西摩的矛盾不仅仅是宗教改革，还不能排除朝中有人为了扳倒西摩而向她许诺由她这个32岁长姐做11岁幼弟摄政王的可能性。但在历史明面之下的这些没有留下记录的汹涌暗流，后人是永远无法得知了。
回到伦敦后，沃里克伯爵达德利立即和摄政委员会以及枢密院的主要成员一起谋划如何推翻护国公西摩。实际上西摩在年初就已经觉察到朝中有反对他的预谋，可能这也是他不亲自带兵离开伦敦的原因。达德利回朝后，西摩也开始联络朝臣支持自己，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1458年10月5日，年轻的国王从怀特宫来到郊外的汉普顿宫，并在这里召集了“朕的全部忠臣”，让他们“带上马鞍和武器”，并在西摩的追随者面前“希望善待朕和朕的舅父”。之后爱德华没有回怀特宫，而是在汉普顿宫住下了。神圣罗马帝国大使在报告中提到，离开汉普顿宫的朝臣们观察到年轻的国王“看上去似乎受到了惊吓”。
两天后西摩将爱德华六世从汉普顿宫转移到易守难攻的温莎城堡，并由他自己的私兵负责警卫。西摩在这里向伦敦市长发出求救信，要求市民和贵族出手帮助国王，但无人回应，就连和他一起共同计划教改的大主教克兰默也没有出面。
之后达德利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将情况以公告形式告知伦敦市民，同时向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五世、在伦敦的各国大使以及两位公主去信通报情况。他们也没忘了给实际上被扣押在温莎城堡的爱德华六世本人去信宣誓效忠，并指控护国公不听朝臣规劝越权行事。
西摩知道大势已去，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坚持不放国王，那么英格兰难免玫瑰战争重新来过，生灵涂炭并非西摩本意，于是他投降了，希望得到宽容处理。西摩和他的支持者当然是立刻被送进了伦敦塔，西摩对指控他的29条罪名“供认不讳”。
令人诧异的是，所有这一切的策划者沃里克伯爵并没有立刻取代西摩自己接过护国公这个头衔，而西摩的倒台也让枢密院中为数不少的保守派看到希望。西摩和大主教克兰默在1548年推出《公祷书》这件事情上的密切合作从朝臣到民间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些保守派也在借西摩倒台这个契机联络国内外势力试图恢复旧教。
但1548年圣诞节当日，枢密院发出公告，谴责了“某些心怀不轨之人”，并否定了他们要求恢复拉丁语弥撒礼的要求。为了不让教改成果再次付诸东流，在大主教克兰默的建议下，爱德华六世国王任命了更多的教改人士进入枢密院，以确保新教人士在枢密院占多数。
1550年1月，在国王的舅母、西摩的妻子萨默塞特公爵夫人安的恳求下，爱德华六世同意将西摩从伦敦塔释放，并在2月6日赦免了舅舅的所有过错，条件是以一万英镑做担保让西摩在家软禁。这个处理看上去不像是一个11岁的孩子做出的，应该是沃里克伯爵的手笔。
虽然西摩有治军之才，但却不能游刃于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圈地等国家经济事务非他所长，加上他独断的军人性格，也无法与人合作。权倾一时的西摩家从此淡出历史舞台，而英格兰的政治风景线也永远改变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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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耕种（Strip Farming），也叫四条带耕种（Four-strip Farming），是一种中世纪农耕方式，将大片开放土地划分成条带状，每条长220码，宽22码，每个条带的长度也被称作一个Furlong，源于 furrow 畦，（8 furlong = 1 mile 一英里，英式板球球场中间的投球手与击球手所用的中间地带 cricket pitch长度=22码 )，每个农户耕种一条，条带按年度轮换耕种，取决于农户耕作谷物种类，一般来讲，每年每四条中有一条要么停耕一年要么种上绿肥植物。
开放土地通常归一个贵族或大庄园主拥有，向佃户出租其中的条带。为了公平，每个农户耕作的条带状土地常常分散在不同开放土地里，避免造成某些农户的土地肥沃而另一些农户的土地贫瘠。
圈地运动之前，英格兰有很多山坡地和贫瘠土地是共有的，叫做common land，千百年来约定俗成无论是谁都可以在这些公共土地上放牧。
但羊毛产业的崛起，使得绵羊放牧盈利剧增，欧洲各国尤其是意大利和荷兰比利时这些低地国家对羊毛需求量的剧增，使得英格兰的地主们开始趋利，这是十六世纪圈地运动的起因。
除了圈地外，很多地主还将耕地合并成牧场，因为耕地牧羊不仅增加羊毛产量而且提高羊毛质量，结果是普通农户不仅失去他们放牧的地方还失去农作物耕地。
因此，除了宗教原因之外，农业的不稳定以及农户担心粮食歉收成了1548年各地动乱的另一个主要诱因。
[1] 都铎王室风云录（一）：亨利七世是如何登上王位的（7） - 博客 | 文学城
[2] 都铎王室风云录（二）：亨利八世的六位王后（9） - 博客 | 文学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