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八王后第三任：天子之母简西摩（1）
上次讲到，1536年5月19日，亨利八世在第二任王后安·波琳被斩首后的次日就宣布了与简·西摩订婚，5月30日，二人在伦敦国王宫邸怀特宫（Whitehall Palce）的王后殿举行婚礼。值得注意的是，主持婚礼的神父并非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这位英国新教改革引路人，而是保守派改革领袖温彻斯特主教嘉丁纳（Stephen Gardiner, Bishop of Winchester)， 这可以被理解成是亨利八世在释放他不希望英国宗教改革走激进道路的信号。
当伦敦腥风血雨之时，英格兰北方也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抵制新教改革民间运动，到1536年夏天，整个王国似乎都在窃窃私语。一位神父，从北方坎布兰的彭瑞斯小镇（Penrith，Cumberland）一路步行南下200多英里，到格洛斯特郡的泰斯克伯雷（Tewskesbury ）后，走进一家酒馆，买了一杯啤酒后坐下，面对酒馆里无心的听众，说到：我们被压制，被榨干，但我们会反抗。
南方也同样不平静，埃塞克斯的一位神父和一名农夫一起去田里掰玉米，神父对农夫说：你等着看吧，北方会有大动静，他和他的同僚们会北上加入这个行动；农夫劝神父慎言，说一切自有天命；神父回答说：你不用记得我现在和你说的，只需要记得，明年复活节之前，国王就不再统治。
1535年两个解散小修道院的法案出台后，克伦威尔的人动作迅速，到1536年初春，大约250所小规模修道院修女院已经被解散。
中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每个村都会有一个小教堂，由村庄（villages）组成小教区(parishes)，小教区再组成大教区（dioceses），每个大教区有一个大教堂（cathedral）和一个大主教（bishop），这个结构组成至今如此。我们虽然没有十五/十六世纪确切的村庄数字，但根据1086年威廉大帝《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记录，仅英格兰就有大约13500个村镇。
数百年来，这些村镇小教堂已经成为乡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修士修女们不仅是乡民们的牧者，还为乡民提供最基础的教育和医疗，他们同时也是乡间最大的雇主，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一样不是由乡民提供；相对贵族和国王而言，乡民们和修女修士才是真正的伙伴关系。
是以到1536年4月，关于修道院财产被剥夺，祭坛金银器皿被抢掠，找不到其他修道院接收的修士修女被迫还俗等种种传言一时鼎沸，包括教堂之间最短距离为五英里，五英里之内的教堂会被推倒；以及会对洗礼、婚礼、葬礼这三件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三大事的教堂仪式征税等，甚至有言称平民吃白面包和烤鹅也必须先向国王交税。
在南方，安·波琳的死被乡民们看作是传奇阿瑟王魔法师梅林的预言成真，而亨利八世这朵都铎玫瑰也会被杀死在他的母腹中，母腹指的当然是罗马教廷。
到了1536年夏天，各种鼎沸流言终于先在南方变成了行动。温莎的一位神父公开呼吁反叛，被在原地处以绞刑。萨默塞特郡的汤顿镇（Taunton），大约五六十人公开反叛，其中十二人被判死刑并送到不同地点处决以达杀鸡儆猴的最大功效。所有修士或神父，从16岁到60岁，除了餐刀，身上不许携带其他武器。
林肯叛乱
第一场大规模反叛发生在林肯郡。克伦威尔的工作组带着任务到达林肯，任务之一是根据1535法案解散年收入200英镑以下的修道院，之二是征税，之三是审查神职人员。克伦威尔的林肯郡特派代表、林肯教区司法官约翰·雷恩斯博士（Dr. John Raynes）9月30日在林肯郡的鲍林布鲁克城堡（Bolingbroke Castle）对修士们解释新税收政策时，一名随行人员警告参会修士们：回去好好查查你们的账本，否则后果自负。
林肯郡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东海岸，离伦敦大约160英里，此举在林肯教会和普通人眼里，都是伦敦对地方的干涉。第二天，10月1日，城堡六英里外，劳斯镇（Louth）的修士们在三个银色十字架引领下最先走上街头，他们的首领用洪亮的嗓音高喊：先生们，上前吧，让我们跟随十字架，神知道我们还有没有下一次机会。大约一万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当晚，镇民和附近的村民们在晚祷后自动留在教堂守夜。
这股力量很快在整个林肯郡播散开来。工作组还没到，附近教堂的钟声就会响起，经常是周围几个村的教堂钟声此起彼伏。林肯教会的要求是：国王在他有生之年不再从平民手里夺取更多钱财，停止压迫修道院，将宰辅克伦威尔和“异教徒”主教交给他们行“正义惩罚”。还要求恢复之前被取消的教会节日，并撤销对圣母和炼狱的“错误理解”。简言之，林肯地方教会的反叛还只限于对新教改革教义的不满。
之后，他们开始寻求乡绅们的支持，因为有了乡绅和地方官员的加入，他们的诉求才更容易上达天听。和任何运动一样，不是所有参与运动的人都能始终保持冷静。此时患病在鲍林布鲁克城堡暂住的雷恩斯博士，被造反的人从病床上拖起来，拉到街上，一顿拳打脚踢后死于非命；而百姓施暴时，修士们在旁边诸位，大喊：打死他！打死他！之后他们往郡府林肯方向前进，沿途不断有人加入，最后大约两万人到达林肯。
林肯暴乱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亨利八世派诺福克伯爵带兵北上平叛，亨利八世此时不肯定民间对教改的不满到了什么程度，暴乱会不会蔓延到伦敦？难道真的是他自己误判了教改的社会影响吗？为安全起见，亨利将玛丽和伊丽莎白两个女儿送到怀特宫以防万一，并加强了伦敦塔的防御。此情此景应该让亨利八世想到他小时候康沃尔矿工造反，自己和母后以及姐姐妹妹一起到怀特宫避难的情景。
造反的修士们把林肯大教堂当作指挥部，并要求他们队伍中的地方绅士接管反叛领导。此时诺福克公爵带领的皇家军队已到达并驻扎在林肯南边大约50英里处，而且多数地方绅士和自耕农对造反并无太大好感，只是迫于形势而不敢公开表达。处在两难境地的地方绅士们最终选择效忠国王，给亨利八世写信要求赦免；然后走出大教堂告诉等候在外面的平民们他们不打算继续南下，而是原地待命等候国王的回复。
后面的事情自然不用说了，造反的人有一半当天就悄悄离开林肯回到自己的村里。亨利八世的信使到达林肯，向大家表达了国王的不快：尔等一个郡的无礼草民，居然也敢质问王子的决策！绝大多数人被赦免，少数几个头领被处绞刑，两个修道院住持因“煽动群众”被斩首，整个林肯叛乱延续了14天。
约克叛乱
接下来在林肯的隔壁郡约克东南部发生的叛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林肯叛乱的延续，不同之处是，约克的叛乱更有组织性。
约克郡与林肯郡一河之隔，解散修道院同样在约克引起民间不满，不少约克修士们与林肯同时小规模举旗造反，很多人更是看到了亨伯河南岸林肯郡修士们点燃的烽火。
图1：约克郡与林肯郡边界亨伯河，上方蓝色箭头指向贝弗利镇
约克的反叛由贝弗利镇一个名叫罗伯特·阿斯克（Robert Aske）的乡绅发起，从敲响贝弗利大修道院的钟声开始，阿斯克的反叛宣言要求所有人宣誓效忠上帝、国王、人民和教会。贵族和主教们不在他们的效忠之列，因为他们觉得正是主教和贵族们误导国王放弃旧信仰，而国王、人民和教会才是英格兰的基石。这个宣言明确强调，他们反对的不是国王，所以不算叛国。
图2：贝弗利大修道院，因为不仅是修道院，同时也负有教区教堂功能，所以免遭解散
Beverley Minster – Beverley Minster
这就是英国宗教改革历史上著名的“恩典巡礼”（The Pilgrimage of Grace），他们高举的旗幡上绣的是耶稣十字架受难时的五道伤口（The Five Wounds of Christ）。
与林肯叛乱不同的是，约克叛乱不仅仅是对解散修道院的不满，他们提出的条件除了停止解散修道院，归还修道院财产之外，还包括了“恢复玛丽的公主和王位继承人身份”和“回归旧信仰”。
整个行动的影响迅速在英格兰北方铺开，在诺森伯兰郡，叛乱的发起人以“贫穷大队长”（Captain Poverty）自称；而坎布兰郡的叛乱则由信仰、贫穷、怜悯、慈善（Faith, Poverty, Pity, Charity）这四个大队长带领。
到10月15日，阿斯克带领的大约两万人从贝弗利出发后到达约克。在约克城门外叛军宣布另一项宣言，称“国王身边的邪恶之人”是英格兰走到“真信仰对立面”的罪魁祸首，意图“摧毁和掠夺整个王国”。
约克市长亲自为阿斯克打开城门，但要求全部和他一起进城的人支付每人每顿饭两便士的费用。
和林肯叛乱的另一点不同，约克叛乱不是由修士而是由乡绅发起，是以在名义上得到了乡绅和地产阶层的支持，这些乡绅觉得解散修道院和新教改革正在破坏他们熟悉的社会结构，而且还会在未来造成更大的破坏。阿斯克等叛乱发起人也认为他们是真心从国王或王国利益角度出发，不得已才这么做。
图3：求恩巡礼打出的旗帜，耶稣基督的五道伤口（双手双足和身体一侧），字母ihs是拉丁语 Iesus Hominum Salvator 的缩写，Jesus Savior of Men，人类救主耶稣。
阿斯克对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如此确定和自信，进城后他只带了300人继续前进，到约克以南约50英里处的彭特弗莱克城堡（Pontefract Castle），向聚集在这里的贵族们递交一封信，要求他们投降，如若不然他的人就会进攻城堡。
亨利八世在约克的皇家主管达西勋爵（Lord Darcy），将阿斯克请入城堡会议厅，与在场的约克大主教和其他官员辩论叛乱的必要性，阿斯克的主要论点是“教会领袖失职“。两天后达西向阿斯克交出城堡，他如此之快的不战而降，让亨利八世怀疑他内心同情和支持叛乱。
此时，英格兰北部从约克一直往北到苏格兰边境的诺森伯兰郡，大多数城镇已经落入叛乱者手里，只有四城镇守住（Berwick, Newcastle, Skipton, Scarborough） 。
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此时需要谨慎行事，他们不能冒再次陷入内战的风险，因为一旦爆发内战，战火必定烧到伦敦。
亨利的信使很快到达彭特弗莱克城堡，向阿斯克转达国王不愿意看到内战爆发的意愿。信使向亨利报告说，阿斯克的行为举止一副王子派头，于是亨利命令舒茨伯雷伯爵带兵平叛。伯爵的士兵到达约克南部的唐卡斯特（Doncaster），准备渡过唐河（River Don），阿斯克决定派人到唐河边阻截，并要求沿途百姓拿起武器加入队伍。
但其他叛军领袖的立场却没有这么坚定。一来他们担心打不赢；二来一旦开战就意味着内战，即便是此战打赢了，下一步怎么办？不继续南下是死路一条；继续南下，如何保证后续军需供给，如何与训练有素的王军较量？
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王军方面也很谨慎，因为不知道叛乱者的民意支持到底有多大，一旦遭遇后果如何；而且王军规模不大，并非坚不可摧。总之机会就在游移不定的时候失去，阿斯克也不是什么军事帅才，最后叛军同意和谈。
阿斯克和另外三名叛军代表到王军营帐，向舒茨伯雷伯爵正式提出他们要王国回到旧信仰的要求，王军方面在场的还有安波琳的舅舅诺福克公爵。诺福克公爵本人和他带领下的整个霍华德家族自始至终都是天主教徒，诺福克本人还是后面玛丽一世复辟的主要支持者。诺福克表示他理解叛乱者的初衷，并商定双方各派出30人在唐河桥上举行和谈会议。
和谈的结果是，叛军偃旗息鼓各回各家，诺福克会亲自将他们的所有诉求带回伦敦交给亨利八时御裁。阿斯克和叛军此时仍相信只要克伦威尔和克兰默大主教被撤职，国王就会再次看到真信仰的光辉。
诺福克回到伦敦后，亨利八世对他自作主张与叛军和谈极为不满，责备他没有将叛军铲除，但还是对阿斯克的诉求书做了批复，大意就是，朕才是真正维护英格兰信仰纯洁性的那个人，尔等乡间小民，应当记住自己的本分，不应该介入你们没有资格介入的事情。
亨利下旨赦免驻扎在唐卡斯特的叛军，但未赦免阿斯克和另外九名叛乱首领。亨利还派人给达西勋爵送信，让他派人暗杀阿斯克，达西回复无法服从，因为这么做违背他的良心。亨利八世接着命诺福克伯爵再次北上与叛军谈判，要求叛军无条件投降。诺福克回答说，以目前北方的紧张局势来看，这种结果不太可能。亨利八世对他二人的愤怒可想而知。
与阿斯克第二次会面时，诺福克伯爵对阿斯克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国王的确是被克伦威尔、安波琳和克兰默这些人迷惑，恩典巡礼让国王看到了正确的途径，只要你们解散队伍，国王会无条件赦免你们每个人。
诺福克当然是在撒谎，因为亨利八世并没想过要赦免他们，但亨利的确授权诺福克，可以在谈判中根据需要自己决定如何答复。对于阿斯克来说，这些承诺已经足够，于是他骑马回到城堡，告诉其他人，恩典巡礼目标已经达到，并脱下自己身上的反叛大旗，宣告自己不再是叛军大队长。
到12月底，求恩巡礼反叛大体结束。
但是，北方对教改的不满仍然没有平息，这样的叛乱随时可能在任何一个阿斯克这样的人振臂高呼下一呼百应。无论亨利八世如何恼怒和痛恨对他的挑战，他仍然需要小心处理事态，至少表面上要做出他很关注民间需求的样子。
亨利让自己的亲信给阿斯克去信，告诉他国王已经赦免了他，并且很想和他见面，让他有机会当着枢密院的面陈述叛乱起因和过程。
阿斯克如何能抵抗这等殊荣，便如期来到伦敦晋见国王。一进大厅，亨利八世便起身拥抱阿斯克：欢迎，你可以当着我的枢密院说出你的想法，不管你要什么，我都会答应。
受宠若惊的阿斯克重述了一遍北方的诉求，并要求在约克设立一个议会，以便地方自治。亨利八世当然不可能满足他的这些要求，也没打算停止解散修道院，更不可能因为民间反叛就放弃他国教领袖的地位而让英格兰重回罗马教廷。
但北方的局势决定了现在还不能处决阿斯克，因为北方的风波不仅没有平息，而且还有人效仿马丁路德在教堂大门上贴出告示，写着：平民们，起来反击，不要相信任何绅士贵族，我就是你们的队长，跟随我，只承认上帝这一个权威。
约克的最后一波叛乱在1537年初由一个小贵族发起，虽然没有求恩巡礼那么大的规模，但在北方继续削弱亨利八世的权威，并表示在约克有自己的议会之前决不收兵。亨利八世的反应是毫不留情的镇压，诺福克公爵带领四千军队，将这最后一波叛乱者赶尽杀绝，从城镇到乡村，让他们无路可逃。亨利的高压政策最后凑效，此后北方不再有人敢轻举妄动，1537年6月，达西勋爵被处死，7月阿斯克也在约克被处死。
北方反叛最后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给出的信号却十分明确。那就是，他们反对克伦威尔和克兰默的新教改革，不愿意看到乡间的平静生活被打乱，也不愿意看到修道院被解散，但亨利八世最终还是以武力和权术控制了局面，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修道院解散政策继续，从1536到1540短短四年时间内，800所左右的修道院被解散，财产没收，修士修女被迫还俗，而被解散的修道院无人管理，没坍塌的墙也被附近居民拆了搬回家盖房子，这也是英国如今到处都是修道院遗址，而且遗址附近的房屋建材都和遗址建材一样的原因。
图4：位于英格兰坎布里亚郡巴罗因佛内斯半岛的修道院遗址，在它鼎盛时期不仅有一个哥特式教堂，还有医院、主日学校、旅店、马厩、花园和草场，1537年被解散
Furness Abbey | English Heritage
（待续）
读一遍还不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