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3年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登基，在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眼里，无疑都是罗马旧教的巨大胜利。英格兰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之后，现在有了一位忠于教皇的君主，用罗马帝国大使的话来说，这是神迹，是神的旨意得以实现。
新君玛丽女王也将自己的登基视为神计划的一部分，将英格兰带回罗马教廷的怀抱是她的命运更是她的责任。
图1：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
伦敦也发生了变化，街道两旁的普通居民开始在窗前挂起圣母玛丽亚和教会圣者的图像，耶稣受难十字架也回到了教堂，很多地方当改革派牧师布道时，会众一个接一个默默站起来走出教堂。全国上下，拉丁语弥撒重回教堂，拒绝做弥撒礼的新教牧师被送入监狱，怀特宫的皇家小教堂现在每天至少做五次弥撒礼。
1553年8月18日，拿下伦敦两周后，玛丽女王颁布了《宗教公告》，规定不许使用“教皇主义”（Papism）这个术语；无论是教堂布道还是公众或私人集会，都不允许任何人解释圣经；除了剑桥牛津这两所大学之外，不允许任何其他人以宗教之名聚会。也就是说，玛丽在夺回王位两周后就禁止一切非官方允许的宗教活动。
但是，新教改革者并没有退缩，只是转入了地下。他们在郊外田间或泰晤士河上秘密聚会，继续遵循爱德华六世时颁发的英语敬拜仪式，伦敦依然是新教改革的集中地。一位天主教神父在圣保罗十字广场布道时，不少路人高喊“你撒谎”。迫于形势，之前到伦敦和剑桥避难的欧洲新教改革学者们纷纷转道去了苏黎世、日内瓦和斯特拉斯堡，在康沃尔定居的佛拉芒羊毛纺织商也都卷铺盖回了他们的低地老家。
之前被诺森伯兰公爵无限期关进伦敦塔的埃德蒙·邦纳（Edmond Bonner），被玛丽任命为伦敦主教。邦纳主教卯足了劲要将所有新教“异教徒”全部找出来绳之以法。他对一名改革者说：“是的是的，我知道你们有兄弟会，但我会把你们全部找到。” 邦纳很快就开始抓捕“冥顽不灵”的新教徒。
刚走出伦敦塔的前温彻斯特主教斯蒂芬·嘉丁纳被任命为玛丽的宰辅，除了在国事上辅佐玛丽，嘉丁纳也积极铲除他眼里的新教异端。
很难准确判断1553年前后英格兰的宗教倾向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坚定的新教信徒只占人口少数。从地域来讲，新教比例较高的是伦敦和剑桥市区，大约在40%左右；伦敦周围各郡（Home Counties）、剑桥周围的东盎格利亚地区（East Anglia） 和中部英格兰（Midlands）在25%左右；以诺福克郡和德文郡为中心的东南和西南地区在10%左右；约克郡、兰卡斯特郡和其它北方地区在5%左右；全国范围整体来讲坚定的新教徒不到人口的20%。
英国史学家、作家 Peter Ackroyd 认为，从亨利八世1529年开始宗教改革，到1547-1533年爱德华六世加速教改，再到1533年玛丽登基后的第一年，与其说是英格兰人口宗教信仰发生了从天主教到新教方向（或者反方向）的大变化，不如说是社会整体意识对于宗教态度的变化，即从中世纪对宗教狂热和本能的虔诚，过度到人们对宗教的平淡态度甚至冷漠顺从。
换言之，教会的社会道德准则戒尺作用正在被世俗道德观所取代。
1553年10月1日星期天，玛丽在西敏寺正式加冕，成为英格兰第一位女君主玛丽一世（九日女王简·格雷不仅没有统治而且也没有正式加冕）。玛丽一世对女君主统治并不陌生，她自己的外祖母就是卡斯提亚女王伊萨贝拉一世，她的表姐匈牙利的玛丽此时正是哈布斯堡所属尼德兰总督（今天的荷兰）。有这些成功案例，加上从小受母后阿拉贡的凯瑟琳熏陶和教育，玛丽对统治英格兰感到胸有成竹。
玛丽首先任命自己做公主时的潜邸人员做顾问。在意识到无法避开爱德华六世的摄政委员会和枢密院班子后，玛丽不得不重新启用这些人，毕竟只有他们才真正具备国家管理的知识和能力。
加冕前两天，玛丽将爱德华六世的朝臣们叫到怀特宫。人到齐后，玛丽跪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神将君王的重担交给她，因此“将国事和我自己都交付给你们，恳请你们履行在宣誓效忠时绑定的职责”。
根据西班牙大使记录，朝臣们被玛丽此举感动得五内俱铭，不知如何答复。
骄傲的玛丽不得不如此行事，因为她知道朝臣中真正臣服于她的人并不多，而且其中很多都在爱德华六世的《继承令》上签了字。玛丽这是在和朝臣们玩君臣较量游戏，她向罗马帝国大使透露，她“会最大程度地利用朝臣们隐藏的情绪和认同来阻止他们密谋反对她”。
值得一提的是，明智的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爱德华六世的秘书、未来伊丽莎白一世的重臣，在策反枢密院把诺森伯兰公爵拉下马并协助玛丽登基后，便在朝中低调做事，待玛丽坐稳王位后，塞西尔辞官回家，以平民身份度过整个玛丽女王时期。
玛丽加冕典礼前，议会通过提案，将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重新合法化，以此将玛丽的王位继承权合法化。之后议会就宗教事务讨论出台新法案，经过整整四天的激烈讨论，议会最后以270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了《第一废除法令》（First Statute of Repeal）【全称《废除国王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颁布的若干法令之法令》An Acte for the Repeale of certayne Statutes made in the time of the Reigne of Kinge Edwarde the Syxthe】。从投票结果可以看出，议会中还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坚持爱德华六世的宗教改革路线。
该法令废除了爱德华六世时期颁布的九项教改法令，包括1549年和1552年颁布的《统一法令》和1552年颁布允许神职人员结婚的法令以及《圣礼法令》，将英格兰的宗教事务彻底回归到1547年，即亨利八世在世最后一年和爱德华六世登基之前的状态。
玛丽的下一步计划是迫使议会同意将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时褫夺的土地和教会财产归还教会，但遭到议会的一致反对。议会让玛丽女王知道，无论他们对教改持何种态度，也不管谁做国王，他们在两件事情上的立场绝对一致。第一，不重新归置教会财产；第二，不同意在英国恢复教皇权威。
玛丽知道，支持她上位绝大多数是旧教支持者，几乎没有新教贵族支持她。她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恰恰反映出她在英格兰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立场选择。
首先，修道院的土地和房产早在20年前就已经出售给不同买主，这些买主大多是旧贵族和政客商人等新贵，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产权拥有加上改造和投入，没有人会主动放弃，而且归还土地财产在行政上也根本无法处理。其次，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起因从来都不是教义分歧，而纯粹是因为英格兰要与罗马教廷争夺独立司法权和国家自主权。
1553年10月议会开议后，37岁新君的婚事也成为议会议程的一项紧迫议题。下院议长首先将女王婚事提上议事日程，在一段冗长的发言后，议长敦促女王在她的子民中挑一人做夫婿， 并指出选择外国人绝对不利于英格兰，因为任何外国王子做了女王配偶的话，都不可避免会将英格兰变成附属国。
议长发言的整个过程中，玛丽都紧盯着自己的脚尖，最后表示：“如果朕的议员们强迫朕找一个自己不爱的丈夫，朕会在三个月内就进坟墓的。”
实际上，玛丽8月份夺回王位后，西班牙大使就已经向她提出联姻问题，玛丽表示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她会完全服从表兄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五世的任何建议。也就是说，玛丽自己的想法是在西班牙王室里找一个合适人选，这样不仅加强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的联盟，更给自己坐稳王位和英格兰回归罗马教廷找一个强硬的靠山，毕竟她自己就是半个西班牙人。
西班牙王室男丁并不茂盛，玛丽的舅舅西班牙的胡安王子无后早逝，大姨母和三姨母前后嫁给葡萄牙国王曼努尔一世，都没有成年男嗣，卡洛斯五世是玛丽二姨母卡斯蒂尔女王/王后胡安娜的儿子，他倒是有个单身的儿子，名叫菲利普，是西班牙太子，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虽然在辈份上菲利普是玛丽的表侄而且比玛丽小11岁，但西班牙王室此时是真没有其他人选了。为了征服英格兰，菲利普二世只能为西班牙做出牺牲。
这正是英格兰上下两院都最不想看到的。
玛丽婚前，只要遇到难解的问题，西班牙大使总是她求助的第一选择；不管是她从青春期就信任和依靠的父辈形象夏普义，还是现在这位同龄人西蒙·雷纳德（Simon Renard de Bermont）大使。
10月份议会开议之前，玛丽将雷纳德叫进宫密谈。交谈中，玛丽告诉大使，她“一直在流着泪向神祷告，希望神给她启示，让她解决婚姻这个难题”。玛丽应该就是在这时候决定和菲利普联姻的，毕竟做为西班牙公主的女儿、英格兰的公主和女王，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嫁给自己的子民。
与此同时，议会给她的人选是比玛丽小10岁的爱德华·考特尼（ Edward Courtenay）。和亨利八世的三个孩子一样，考特尼也是金雀花王室爱德华四世的第四代后裔，祖母也是爱德华四世的众多公主中之一。考特尼打小服侍亨利八世的妹妹，也曾经被亨八考虑为女婿候选人。
考特尼家族也是罗马教派，他的金雀花血统被认为是对都铎王室的威胁，所以考特尼从1538年12岁起就被亨利八世关在伦敦塔，爱德华六世登基的大赦名单中也没他。虽然在伦敦塔中他用翻译和写作支撑自己活下去，但15年的牢狱让他有点弯腰佝背。玛丽登基后赦免了他并给了他一个德文伯爵封号（1st Earl of Devon），但玛丽绝不可能选他做配偶。
不久，西班牙大使再次被女王召见，这次不在密室。向玛丽女王行弯腰礼后，大使在玛丽的耳边轻声说他带来了卡洛斯五世的旨意，并掏出一个信封，玛丽接过信封后立即藏进衣袖。
第二天晚上，皇家驳船将西班牙大使从泰晤士河走水道接进宫，大使正式出示西班牙方面的联姻官方请求书，请求玛丽与菲利普联姻。几天后，玛丽和伊丽莎白公主一起去怀特宫小教堂做晚祷的路上，有宫人在路边高喊“叛国！“，玛丽镇定自若地继续往前走，但伊丽莎白却感到一阵恐惧袭来。
伊丽莎白有理由感到恐惧。在议会、朝臣乃至整个国家都在议论玛丽的婚姻问题时，伊丽莎白一如既往地做壁上观并与外界保持距离。她知道，王国内几乎所有人都反对玛丽与天主教西班牙联姻，但她也知道，简·格雷之后她自己已然成了新教默认的象征人物，这让她自动成为玛丽女王和旧教势力的怀疑对象。虽然玛丽一直在劝告伊丽莎白放弃新教，伊丽莎白为了自保也向玛丽假装自己有意“回归正统”。
伊丽莎白是玛丽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国内国外的各方势力都难免不对她的动静格外留意。
和所有都铎家的孩子一样，伊丽莎白也有桀骜不驯的性格。法兰西大使如此描述：伊丽莎白不愿意做弥撒，也不愿意陪她姐姐去教堂。罗马帝国大使认为：伊丽莎白令人生畏，富于魔力。
但伊丽莎白的自保能力也是所有都铎家的孩子中最杰出的，她知道该退的时候就必须退。在听到玛丽告诉她拒绝做弥撒礼等于反叛时，伊丽莎白跪倒在玛丽面前，请求玛丽这个做姐姐的教导她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天主教徒。
玛丽对妹妹伊丽莎白的厌恶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玛丽年近四十，浑身没有四两肉，薄嘴唇加上一双犀利的鹰鹫眼；而伊丽莎白刚满二十，正值青春年华，加上和她母后安·波琳一样活泼热情和机智敏捷的性格；玛丽难免觉得伊丽莎白的存在就是对她的威胁。
1554年元旦伊始，西班牙使团便在寒风凛冽中到达伦敦，来敲定玛丽与菲利普的婚约。伦敦人对此极为不满，使团走在大街上会有孩童们向他们抛出脏兮兮的雪球，西班牙人没见过这么冷的天气，也吃不惯英格兰的饭菜。1月14日联姻条约签订，英格兰方面虽然未能阻止联姻，但规定菲利普婚后不得介入英格兰的国事决策。
婚约签署后，伦敦人垂头丧气，对宗教和政治的不满都十分明显，新教势力开始借力打力，他们的领头人是诗人的儿子托马斯·华耶特（Thomas Wyatt）和九日女王简·格雷的父亲萨福克公爵亨利·格雷。不满求婚被玛丽拒绝，爱德华·考特尼也加入了他们的叛乱计划。
此时法兰西和哈布斯堡之间的意大利战争进入1551-1559最后阶段，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1551年对卡洛斯五世宣战，意欲夺回法国失地并取代哈布斯堡成为欧洲主导力量。玛丽女王与卡洛斯五世的儿子联姻对法兰西非常不利，所以法兰西驻英格兰大使也介入了华耶特和亨利·格雷的谋划。参与谋划还有被斩首的诺森伯兰公爵的一支残余部队和爱德华六世时代组成的一支新教民间武装。
他们的计划是从德文郡和康沃尔发起反叛，由萨福克公爵在中部英格兰接力，华耶特负责从他的大本营肯特郡纠集队伍，各方面起义军汇合后一起进攻伦敦。
就在主要策划者们在伦敦做计划部署时，考特尼开始转变，不知道谁告诉他玛丽还有可能接受他的求婚。宰辅嘉丁纳发现他行为异常，便设法套他的话，考特尼几乎是将计划全盘托出。嘉丁那接着传唤埃克塞特方面的叛乱领导人到伦敦问话，把这位仁兄吓得连夜逃往法国。
尽管如此，华耶特还是在肯特郡成功动员了一股起义力量。1月25日，肯特郡的大小教堂钟声敲响，警告大家西班牙军队准备过海入侵英格兰，华耶特将停在肯特郡麦德维（Medway）海岸战船上的大炮拆下来运到叛军在罗彻斯特（Rochester）的堡垒里。
消息传到伦敦后，玛丽女王陷入恐慌，对侍从说“让菲利普王子赶快来英格兰，只要他在这里，一切就都会变好的”。玛丽虽然是女王，但她没有自己可以调动的军队，她向伦敦市长求救，市长拨给她500人，保护她的人身安全。
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许诺派八艘战船到英格兰支援叛军，但法国大使被严密监视，为大使送信的人很快落网，从他身上不仅搜出和叛军联络的加密信函，还搜出一封伊丽莎白写给玛丽信件的副本。
1554年1月28日，玛丽女王派诺福克公爵带兵到罗彻斯特平叛，到了华耶特堡垒外的吊桥旁，诺福克发现华耶特站在吊桥另一端，对前来平叛的士兵说：谁想加入我们，随时欢迎；谁想离开我们，也请自便。结果300多诺福克的士兵加入了华耶特的队伍。
到了1月30日，叛军打下罗彻斯特的库林城堡（Cooling Castle），城堡原主人根本就没有反抗，主动投诚了。同日玛丽在伦敦指示，只要叛军放下武器就全部赦免，但被华耶特拒绝。
2月1日，玛丽骑马穿过伦敦，亲自到伦敦市政厅，在市政厅的台阶上，玛丽用她那低沉的声音对市民说自己是他们的合法君主，请求伦敦市民用对君主的爱与忠诚来保护这座城市免遭叛军入侵。玛丽还向市民保证，她会让议会重新讨论菲利普做她夫君的合适性，如果上下两院一致反对和西班牙联姻，她就绝不会再考虑和菲利普成婚。这些当然都是假话。
伦敦市民被玛丽的君主气度折服，第二天，25000市民拿起武器为她而战。
2月3日，华耶特带领叛军到达伦敦南华克（Southwalk），发现伦敦桥已经被阻断，根本无法通过。华耶特决定第二天从金斯顿桥（Kingston Bridge）进城。此刻叛军经过长途行军已经精疲力竭，很多人都已经离开，只剩下1500人。
2月4日华耶特领着这些人到达金斯顿桥，却发现桥体已经被毁，华耶特命令用河上的系泊驳船紧急抢修。
玛丽在5日凌晨两点被侍从叫醒，让她去更安全的温莎城堡以防万一。5日上午9点左右，华耶特的人成功过桥到达伦敦市中心的骑士桥（Knightsbridge），但被王宫的骑兵冲散，之后叛军的气势已败，得不到伦敦市民的支持，所到之处都是市民的冷眼，华耶特最终在2月12 日放下武器宣告投降。
简女王的父亲萨福克公爵这边情况更糟糕。公爵在中部米德兰的起义根本无人响应，萨福克最后和弟弟约翰·格雷逃到乡间，既无水又无粮躲了两天两夜，被乡民们抓到交给了地方官。
秀才造反式的华耶特叛变失败后，伦敦从史密斯菲尔德到塔丘的各主要街口都竖起了绞刑架，法国大使记录：“从没见过如此规模的绞刑，每天都有人上绞刑架。”玛丽女王的报复是血腥的，参与叛变的人中被绞死的多达90余人。
这场叛乱的无辜受害者是九日女王简·格雷。
玛丽登基后，简一直被关押在伦敦塔，玛丽起初并没有杀她之心，即便是天主教西敏修道院的住持一直劝说简放弃新教归顺天主教，但简坚持自己的新教立场。但简的父亲和叔父参与华耶特叛乱这件事着实惹怒了玛丽一世。
1554年2月12日，简·格雷被押到伦敦塔内的行刑台斩首。简一路默默祷告，安静地走上行刑台，告诉围观者自己虽然违背法律接受了王冠，但她从头到尾都丝毫没有任何邪恶念头。简接着诵读了诗篇第51首《怜悯诗》：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之后，简将头发挽起，用手绢包住自己的双眼，摸索着走到斩首木墩前，将头放在木墩上。这一年，简·格雷未满17岁。
简·格雷19岁的夫君、诺森伯兰公爵的儿子吉尔福德·达德利（Guildford Dudley）同日被斩首，他才是真正无辜的受害人。
2月23日，萨福克公爵亨利·格雷也在塔丘被斩首。
华耶特叛乱发起人托马斯·华耶特爵士，在关押受审两个月后，也于4月11日在塔丘被斩首。
还有一个人也被1554年这场叛乱所牵连，那就是伊丽莎白公主。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