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高考为争特权的中国文人

读书高考为争特权的中国文人 

四.“优胜劣汰”与中国文人  (一)

作者：黎阳

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读书起家的劳心者一概称为“知识分子”不妥。这不但等于在逻辑上不加区别地无异议地承认了这样的人有知识、代表了有知识的人，而且客观上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误导效果，让人觉得“知识”=“读书”，“读书”必有“知识”。实际上这样的人得一分为二，有真才实学的才是“知识分子”;徒有其名的只不过是“知识骗子”。为了避免误导，对读书起家的劳心者不能不加区别地一概称为“知识分子”，只好简称为“文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文人作为整体自古以来便享有高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权。不管哪朝哪代，只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不变，中国文人的特权地位就不变。这种特权使中国文人不需要与普通老百姓同命运，不需要与国家同命运，不需要钻研学术，只要钻研权术即可。只要保有这种特权，中国文人就不怕跟老百姓“优胜劣汰”，因为特权使中国文人跟老百姓相比永远处于“优胜”地位。这导致中国文人历来最关心的事是尊孔，只要尊孔就能确保中国文人的特权。

孔孟之道的统治地位随着中国的落后挨打沦为殖民地半殖地而破产。中国文人寄生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千古特权也随着孔孟之道一起土崩瓦解。中国文人要继续保持对老百姓的特权，就只能投靠国际资本主义，仰仗国际资本主义的支持继续获得特权。要获得国际资本主义的撑腰就必须充当国际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压榨中国、向中国转嫁危机、把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排毒垃圾场”的帮手，就必须帮助国际资本主义摧毁中国的一切抵抗，就必须用西方的“普世价值”消灭中国的民族主义。

孔孟之道是让中国文人直接获得特权。“普世价值”是让中国文人间接获得特权——讲“普世价值”就得讲“民主”、“自由”，而只要一讲“民主”、“自由”，中国文人就能确保自己有高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权，因为“民主”、“自由”的确切内容是由他们来解释和发挥的，涉及多少亿人生死的决策是由他们私下决定的——决策“优胜劣汰”、规定谁是“优”谁是“劣”时“民主”了吗?决定“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时“民主”了吗?决定强行推广转基因主粮时“民主”了吗?

文人“精英”们一再强调要“民主”不要“民粹”。普通老百姓都参与决策作主的大民主就是“民粹”，决不允许。把占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都排除在“民主”之外，剩下来真正能享受“民主”、决策作主的可不是只有文人“精英”了吗?这难道不是特权?

“自由”意味着“不受制约”、“不负责任”。而整个社会实际上只有成了知识骗子的文人“精英”才真正有条件不受制约、不负责任——工人出了废品要受惩罚，医生开错了刀要受追究，而决策把几万亿的中国人民血汗变成外国白条、把中国搞得污染遍地有毒食品泛滥、把中国社会搞得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的“专家学者”们何曾有过任何制约、受过任何追究、要负任何责任?换了普通老百姓，如果出了差错造成的损失哪怕只有他们的百分之一也必然受到严惩，甚至判刑。这些文人“精英”整天要求制约这个，制约那个，唯独从来不要求制约自己——唯一的制约就是“学者的良心”、“道德的血液”。

出了那么多祸国殃民的馊主意，一句“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就全赖了帐。这难道不是特权?“精英”这个提法本身就是特权的象征，就充满着“优胜劣汰”的傲慢。只要自称“精英”，立刻就来了一大堆言外之意：老子是“优等”，老子高人一等，老子要“优胜”，你们都是“劣等”，只配被“劣汰”掉——别看仅仅一句“精英”，背后却包含着无限的凶狠残酷杀气腾腾。

把持着话语权的中国文人鼓噪“民主”、“自由”其实跟“老虎张贴告示”是一个逻辑：“至于利爪尖牙，理应例外宽大，允许自由使用，无论啃咬撕抓。本虎决不垄断，权利均分大家”——“普世价值”就是这样使中国文人获得特权的。

只要有特权，中国文人就有恃无恐，就不怕跟老百姓“优胜劣汰”，因为特权使他们能够决定谁是“优”、谁是“劣”、决定如何评判“优”、如何评判“劣”;使他们能够始终让自己处于“优胜”、让别人处于“劣汰”。特权使中国文人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做学问，不需要严格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需要靠创造财富或靠为创造财富服务来谋生;只要想方设法把“文人精英至上”的软权力转化为现实的硬权力或与现实的硬权力挂上钩就能够高高在上不劳而获。

特权使相当部分中国文人成为精神贵族，本能地把一切是非问题都归结为高低贵贱问题——这样的人判断是非的原则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地位身份;看待一切的出发点不是“皇帝没穿衣服”，而是喊“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没有资格说话。这样的人与人争辩的基本逻辑不是争辩是非，而是争辩身份优劣——全力以赴证明对方是不配生存的“劣等”，然后咬定其观点也属于“劣等人”的劣等见解，一文不值，无需一驳，从而不战而胜。这样的人搞争辩必是一开口就搞人身攻击，必是靠宣布对手“脑残”、“智障”、“弱智”、“精神病”、“无知”、“愚蠢”、“孤陋寡闻”、“低能”、“懒惰”、“失败者”之类来代替事实、逻辑和道理。

在正常人看来，争辩靠摆事实讲道理。说对方“脑残”、“智障”，如果不是事实，那自己就是在撒谎，理亏在先;如果是事实，那自己就是在欺负残疾人。欺负残疾人算什么本事?谁会认为打瞎子、骂聋子、耍疯子之类是了不起的英雄壮举?而那些拥有特权、迷恋“优胜劣汰”的中国文人却从不这样看，因为他们只会把问题性质变成欺负残疾人，只会用人身攻击来代替是非争辩，只会用比赛身份特权的“优胜劣汰”取代比赛真理事实的“优胜劣汰”。

特权使中国文人作为整体从不与普通老百姓处于平等地位，从不真正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从不真正关心国家命运，从不真正关心科学研究，从来只真正关心自己名利。特权使中国文人作为整体彻底退化。虽然最爱喊“优胜劣汰”，实际毫无竞争能力，有特权才“优胜”，没特权必“劣汰”，一旦失去特权立刻一筹莫展，一事无成——“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从来不能理论联系实际，从来不能联系人民群众，从来不能凝聚人民，即便个别人在一时一事上能正确地认识世界，也从来不能凝聚起成功地改造世界所必要的物质力量，在历史面前仍然毫无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无一出自于中国文人之手。

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作为整体毫无建树，只会重复孔孟之道。如今同样毫无建树，只会重复西方的“普世价值”——连给“普世价值”起个象样的名字、下个确切的定义的本领都没有，只会一味地鹦鹉学舌照搬照抄。

且不算历史上对中国科技进步毫无贡献、对世界一无所知、对中国的落后挨打大有贡献的老帐，就简单算算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人作为整体都干了哪些大事：是领导了救国，还是领导了建国?是当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还是成了统一中国的领导核心?是使中国从农业化转为工业化的决定因素，还是扭转中国命运的主要力量?作为一个群体，中国文人在所有这些中国命运的关键过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老实讲，无足轻重，甚至可以说毫无作为，都是别人流血牺牲拼命拼搏，他们坐享其成还指手画脚。

国难当头之际，从不见中国文人能挽狂澜于既倒;民不聊生之时，从不见中国文人能悬壶济世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历史实践已经一再证明中国文人作为整体来说没有任何组织能力，没有任何领导能力，没有任何凝聚力，没有任何正确认识世界的能力，没有任何成功改造世界的能力，甚至形不成独立自主的政治观点，政治上只会鹦鹉学舌、照搬照抄、机械模仿、简单重复、刻舟求剑、东施效颦。他们从来尔虞我诈、一盘散沙、自私狭隘、鼠目寸光、多谋寡断、有言无行、不切实际、纸上谈兵、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甚至从来成不了一支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从古到今他们除了给国内外强者当“政治二奶”之外从来别无出路，别无选择。

中国文人作为整体领导不了别人，只能被别人领导。但作为个人则并非人人一概如此。追求真理的优秀者能够超越文人特权的局限，在变革世界、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入正确领导的行列。真正的知识分子能接受别人建立起来的正确领导，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学以致用，发挥所长，如鱼得水，找到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做积极贡献的用武之地。只有死抱住特权不放的知识骗子不自量力，没有能力领导却偏要领导，自己建不起正确的领导又拒绝接受别人的正确领导，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样的人生存离不开特权，有特权才“优胜”，没有特权必“劣汰”。拥有对普通老百姓的特权是这类中国文人的生命线和核心利益。因此对他们来说，高于一切的利益是获得特权，高于一切的恐惧是丧失特权，高于一切的政治诉求是确保特权，高于一切的主人是赋予特权的人，高于一切的敌人是反对特权的人。

这就决定这种人永远把中国文人对普通老百姓的特权状况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唯一标准：

——中国文人没有特权的时代必须是最坏的时代，不坏也必须说坏;

——中国文人享有特权的时代必须是最好的时代，不好也必须说好;

——任何主张赋予中国文人特权的人都必须是好人，不好也必须说好;

——任何反对赋予中国文人特权的人都必须是坏人，不坏也必须说坏;

——任何社会问题都是中国文人的特权还不够多所致，必须靠增加文人特权来解决。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出一个自己私利所需要的结论：只有赋予中国文人高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权，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能搞好。

明白了这点就可以明白这种中国文人的全部逻辑：为了确保文人特权，必须证明中国文人拥有特权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必须证明中国文人没有特权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自己吃不着的葡萄必须是酸的，自己做不到的事必须是不必要的。自己在中国历史转变关头毫无建树，就必须让人们相信中国的这个历史转变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不能用救国和建国的实际成就证明自己，就必须让人们相信救国和建国都是假的，不但多此一举，而且是大灾大难，否则就无法自圆其说：为什么自己对国家命运毫无作为还必须拥有特权。

这种私利的需要使这些中国文人必须把外国侵略、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变成殖民地、中国人饱受压榨欺凌甚至南京大屠杀等等都说成“文明进步”的好事;必须一笔勾销中国人一切反抗，必须全面否定全部中国革命——从辛亥革命到中国革命、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概否定，甚至连爱国都必须否定，所以才创造出“爱国贼”这一举世无双的“罪名”。同样，为了确保自己的特权，所以又创造出个“迫害知识分子罪”这同样独一无二的“罪名”。

明白了这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种中国文人如此疯狂地仇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时代他们对普通老百姓不拥有特权，不能不劳而获，不能招摇撞骗，不能仗势欺人，只能跟大家一样实事求是地用实践成就证明自己，只能靠自食其力为生。

所以他们必须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只有把毛泽东时代说得暗无天日漆黑一团，才能证明“中国文人没有特权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才能证明“中国文人享有特权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才能确保今后再无人挑战“必须使文人拥有特权”的结论，才能确保自己的私利。因此毛泽东时代以外的任何时代都必须是好的，即便那时中国挨打受侵略、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老百姓如何受压迫压榨屠杀也没关系。因为如果承认毛泽东时代以外的时代不好，就等于承认了“原来知识分子享有特权并不能把国家搞好”。同样，如果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任何成就，不管是大陆统一、社会安定、和平环境、奠定工业化基础、两弹一星、抗美援朝、边界自卫反击、国家从毁灭走向强盛……承认任何一项是正面成就都等于承认了“原来知识分子没有特权时国家也能搞好”。这一切都有损于确保文人特权，都不能容忍。由此可知，这些中国文人无孔不入污蔑诽谤毛泽东并非当真无知，而是私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