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学生运动也有伤亡但不是政府下令的
回顾历史上的学生运动几乎都是政府动用国家机器, 进行屠杀清洗平息"暴乱"而结束的。
但唯一的也可以说古今中外尽有的一次是受到在位执政政府的保护的。那就是中国六, 七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学生们可以自由地几人或几十人或更多自愿成立民间组织, 然后集会上街游行并在广场自由演讲, 同时还可以写大字报表达不同意见, 以个人或几个人又或以民间组织的名, 不用送任何一级政府审查, 可以贴在任何地方的墙上。还可以集会有不同派别的人员进行公开辨论。这样的大民主就是文革中的常态。
学生们中有造反派和保皇派, 学生们都可以成立红卫兵的组织, 红卫兵中也有造反派和保皇派。这就是文革中的常态。
群众组织尤其是红卫兵组织可以批判当地的官员, 可以让这些官员戴高帽游街, 开大会批斗........因为这些官员至少让红卫兵们知道了他们做了某些违法的事, 比如说贪污, 收受礼品, 男女乱搞, 官僚, 服务态度不好, 以及一些历史问题。
因为是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难免有搞错的, 文革后期都给于纠正。
文革中学生运动也有死伤的, 但这些死伤不是政府下令屠杀清洗平息的, 相反政府怕学校中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互相打斗, 就派军队中的优秀干部到各个学校驻守, 调解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辩论, 要学生们"用文斗不用武斗"。
但因全国性的前所未有的学生运动. 稍不留神少数学校发生了武斗, 造成了学生的伤亡。但很快就制止了这种学生间的武斗现象。
尊重人类认识规律,强调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有一个过程,并不认识自己巳获得绝对真理,吹嘘自已完全正确。毛泽东说:“那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 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毛泽东说:“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 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毛泽东又说:“如列宁所说,不犯错候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
文革中学生运动也有伤亡这同六四中的学生死伤是有本质区別的。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
作者: 接待办公室负责人之一
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主席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总人数约1100万。这项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具体工作由北京军区郑维山、傅崇碧和北京市委吴德、马力、牛连璧等同志负责,并成立了群众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我当时是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参与组织了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八次接见的情形
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名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清华附中校园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名学生在上面签了名。接着,又贴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等大字报。7月28日,这些大字报被转给毛主席。8月1日,毛主席给这些红卫兵写了信,此信成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一。在这封信中,毛主席多次说了“热烈支持”红卫兵的话,从而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组织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随后,全国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并逐步集中到首都北京。这样,从1966年8月到11月,毛主席共八次、分十批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
第一次接见,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7时半,组织了80万红卫兵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当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奏起了《东方红》乐曲。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之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发言。大会结束后,红卫兵和群众队伍开始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毛主席不停地挥着手中的军帽向广场上的人们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在广场上空回荡。这次会见还组织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分两个方队,在城楼东、西平台上受到毛主席的直接接见。就在直接接见时,北师大附中的一名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这次接见时,毛主席从早晨5点多就到了天安门,而且在城楼上一站就是6个小时。这也是毛主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穿军装。当时因来不及制做军装,是从一位警卫战士处借的。
第二次接见,在8月31日下午5时,组织了70万人,主要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由于第一次接见时有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于是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形式做些调整。就是请毛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林彪先讲话,后由周总理讲话。当时,林彪戴上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讲话结束后,红卫兵和群众队伍从天安门前通过,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第三次接见,在9月15日下午5时,组织了80万红卫兵,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过程与第二次接见大体相同。毛主席等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下午6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第四次接见,在10月1日,与国庆17周年庆典结合在一起。这次组织了110万红卫兵和群众参加。天安门前红、灰观礼台还安排了观礼人员。上午10时5分,北京市代市长吴德宣布大会开始,奏国歌、鸣礼炮后,林彪发表讲话。随后,由工农兵和学生代表、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外国来宾发言。之后,开始群众游行。游行队伍前面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大幅标语牌。后面是7.5米高的毛主席身着军装、一只巨手伸向前上方的巨大塑像。再后面是《毛泽东选集》的巨大模型。由2万多名人民解放军士兵、民兵和红卫兵组成前卫队,护卫着国旗和国徽的人民解放军挎着冲锋枪,个个高举《毛主席语录》,踏着整齐的步伐,有节奏地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走在群众游行的最前面。红卫兵抬着《毛主席和红卫兵在一起》的巨幅油画行进。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外地和首都师生组成的游行队伍,编为140人的横排面,分成九路纵队,人人手持《毛主席语录》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的检阅。这次有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身旁参加节日庆典。大会在下午3点多钟结束。
第五次接见,在10月18日中午12时50分开始。这次接见是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这天,从天安门西标语塔的马路上起,途经东长安街、建国门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至北太平庄的马路上,排列了150万名红卫兵,全程约50里。毛主席等乘敞篷车,从红卫兵的夹道中间徐徐通过。红卫兵欢呼连天,掌声雷动。由于红卫兵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在原地、原位秩序井然地接受检阅、接见,整个接见进行得很顺利,只用了1个小时。
那时快到初冬季节,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冷,有的红卫兵没有御寒的衣服,在京吃、住都成问题。根据中央精神,要动员他们离京回原地。但红卫兵说:没有看到毛主席,坚决不回去。因此,又组织了三次接见。
第六次接见,于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次接见采用了红卫兵游行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陈伯达宣布大会开始,林彪讲话,随后220万红卫兵开始缓缓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接见。这次接见到下午2时结束。由于结束时还有一部分红卫兵尚未通过天安门,周总理指示,未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放在下次再组织接见。
第七次接见,因人数多,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接见在11月10日上午10时,接见地点仍在天安门。在《东方红》乐曲中,毛主席等登上天安门城楼,陈伯达宣布接见大会开始,广场集合了30万名红卫兵,另有30万名红卫兵乘坐卡车(每辆车上站50人)分成五路纵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数量不多,经周总理同意,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各军兵种中抽调了一些卡车。当天,有6000辆卡车载着红卫兵接受检阅。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眼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返回再次前行。下午3时3分时,毛主席走到扩音器前高呼“同志们万岁!”站在卡车上的红卫兵和在广场的红卫兵情绪更加高涨,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次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第二批接见在次日,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从木樨地至八王坟约26里的大道上,排列了130万红卫兵和师生。毛主席等在下午2时30分乘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和师生,共用时42分钟,3点半结束。
第八次接见,分两批、三处地点进行。第一批接见在11月25日上午11时半,组织了7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举行群众游行。毛主席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康生宣布大会开始,接着游行队伍在《大海航行靠航手》的乐曲声中开始游行,接受毛主席检阅,下午3时半结束。第二批接见在11月26日,分两处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一处在市区从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马路上,经西长安街、复兴门大街,到钓鱼台东门马路上,全长6500米,组织了80万红卫兵。下午2时30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等乘敞篷车,从红卫兵中间缓缓通过,检阅了全部队伍,3时结束。另一处在西郊机场,组织了110万红卫兵,也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毛主席等乘敞篷车,在市区检阅后,直接到西郊机场,继续检阅,下午5时结束。
组织工作遇到的几件事
1966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是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当时成立了指挥部,具体工作由北京市委负责。我是群众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接见的具体组织工作,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工作。在汇报工作时,周总理问得非常具体仔细:如问组织接见红卫兵队伍密度,每一平米站几个人,前后厚度有几排;接见沿线设置多少个供红卫兵队伍使用的厕所,通向厕所的通道有多宽,够不够用;沿途安置了多少个自来水笼头,红卫兵饮水够不够用;接见当天红卫兵队伍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间到达集合地点,交通工具怎么安排,等等。
周总理对红卫兵非常关心,指示一定要减少红卫兵的疲劳,把组织工作做好。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红卫兵队伍经过天安门时都想多看看毛主席,行进速度往往很慢,接见的时间不得不延长。为此,周总理提出,要减少毛主席和红卫兵的疲劳,行进速度要快一些,接见的时间要短一些。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采取了用卡车载人的办法,让红卫兵坐在大卡车上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这样做,速度是快了,但车辆载人有限,接见一次总人数不多。后来又采取夹道的形式,毛主席等乘坐敞篷车,从夹道中间通过,这样速度就快了。如最后一次接见,共组织了260万名红卫兵,不到两小时接见就结束了。
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采用了红卫兵游行通过天安门的方式,从上午10时开始接见,到下午2时红卫兵队伍尚未完全通过天安门广场。当时,周总理把我从天安门城楼下的指挥室叫到城楼上,询问还有多少红卫兵未通过天安门,如全部通过还需多少时间。我向周总理汇报:红卫兵队伍已通过三分之二,剩下还有三分之一,按目前行进速度,至少还需要两个半小时。周总理听后说,接见时间太长了,不能再继续进行。指示今天的接见到此结束,剩余的队伍下次再组织。我们就按周总理的指示,做了结束安排,未通过的红卫兵队伍按原路返回各自住地。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组织工作难度很大,每次接见都要调遣队伍,牵涉到北京各区县上千个单位、上百万人的行动;而且变化多,接见时间涉及到安全、天气和领导人的时间安排及健康等不确定因素,有时一个方案变动多次才能实施;并且任务重,组织一次接见,要准备、忙碌好多天,开夜车是家常便饭。记得有一次,我五天五夜没有怎么睡觉,幸亏那时年轻顶得住。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在整个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插曲”。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初,为做好组织工作,我们起草了一些口号,报送中宣部审阅后,由北京市委印发。由于这些口号较长,为便于红卫兵呼喊,中宣部领导审阅时便把口号修改得比较简短,去掉了一些形容词。如有一条原来写的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中宣部修改为毛主席万岁。当口号发给红卫兵时,有红卫兵认为口号有问题,于是在接见时,有3000多名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造反”,次日又有200多名红卫兵到北京市委“造反”,要市委交代口号的问题,批斗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力(当时是组织接见红卫兵指挥部的领导),我也被陪斗。我们把红卫兵请到市委会议室,反复做他们的工作,详细讲明口号起草的过程以及中宣部修改口号的经过,之后他们才离开市委大楼。这些红卫兵又认为是中宣部的问题,当天晚上又到中宣部“造反”,批斗中宣部领导,并让马力陪斗。红卫兵闹了一个晚上,才离开中宣部。此后,我们吸取教训,修改了口号并报请周总理审定。以后几次接见红卫兵,都用的是周总理审定的口号,印发下去,没有再发生问题。
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也出了一些问题。那次因外地在京红卫兵有190万人,城区没有大场地,周总理决定分两处接见,一处是城区从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马路上,经西长安街、复兴门大街,到钓鱼台东门马路上,接见80万红卫兵,由北京市委负责组织;另一处在西郊机场,接见110万红卫兵,由北京军区负责组织。那次接见采用群众夹道的形式。接见那天下午3点钟,毛主席等乘坐的车队通过城区夹道队伍后,直接到了西郊机场。当时城区的接见只用了半小时,接见结束后我们就安排队伍疏散,很快就疏散完毕。因怕出事故,大约在下午4点多钟,我又赶到西郊机场北京军区现场指挥部。当时毛主席已接见完毕。北京军区指挥部的同志认为毛主席乘坐的车队离开只有半个多小时,如疏散了队伍,怕堵住毛主席乘坐的车辆,没有马上疏散。我提出建议:根据以往情况判断,毛主席乘坐的车辆现在已进入中南海,应该马上疏散队伍。这时已是下午近5点钟,再晚些天黑,路况又不好,有的地段马路上没有路灯,加之人多拥挤,很容易出问题。但是,他们坚持己见。我再次说明,他们仍不同意我的建议。我不好勉强,只好尊重他们的意见。随后,我就回天安门指挥部了。但我刚到天安门指挥部,机场指挥部就来电话说:“一辆乘坐红卫兵的车翻在桥下,有人员伤亡。”我立即赶到事故现场,看到那里周围没有路灯,车辆是从没栏杆的一端翻到河里的。那时,受伤的红卫兵已被送往医院。后来,有两名红卫兵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总的来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遇到过很多难题,也有值得总结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按中央的要求完成了任务。这主要归功于周总理的领导和指挥。周总理对接见的组织工作要求很严,标准很高,抓得很细,指导很具体。如每次接见的方案,都是周总理亲自听取汇报,有时一次接见要开多次会议进行准备、研究。这些事虽已过去了40多年,但我仍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