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３５周年纪念之际，笔者在《文学城》上连载的《六四记忆》系列博客文章，已在网络书店亚马逊（Amazon）上结集出版。上亚马逊网站，搜寻“六四记忆”，即可得到此《六四记忆》电子书。此书按亚马逊中文出版物的要求，采用繁体中文。
十分感谢《文学城》历史素养、专业水平不凡的编辑团队，将笔者不定期发表的十二篇六四回忆文章，篇篇推荐到首页刊载，使文章的曝光率大增，凭借“文学城是中国境外最大的集目的网站”、“数百万读者群遍布全球１９０个国家地区”的巨大互连网影响力，传遍世界各个角落。即便铁幕屏蔽的神州大地，仍有读者翻墙把笔者历时两年多陆续发表的六四回忆录，收集起来制作成诸如PDF、WORD的文件，设法冲破中国官方对社交媒介的网管封锁，广泛流传。
三十五年前天安门广场铁血清场一路伴我逃生的靳大成，早已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位置上退休，去年夏天从北京发电子邮件给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老同学，说：
“今天有朋友微信转来橡溪五月写的回忆长文，很激动。没想到他的记忆力这么强，许多人，事，过程，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不知道他有没有微信，有的话请他加我。我的微信号，就是手机号……没有的话，代我问候他和他太太。”
芝大老同学说：“橡溪一向记忆力很好。”
靳大成说：“没想到他记忆力如此之强，很多细节也引起了我的回忆。”“他的这篇十几万字回忆文章，我转一些年轻朋友看了，他们也非常吃惊，他们对这段历史几乎不了解。”
老同学感叹我记忆力之强，其实一则是得自遗传基因，我父亲九十多岁时接受抗日老战士史料采访，还能把七十多年前的人名、地名逐一道出；二则六四经历的事太震撼、太惨烈，镌心铭骨，一辈子都会记忆犹新。
我回复说：“大成你好! 这些年我公司业务发展很快，工业供应链转到印度，人多事冗，仅周末可以记述往事。生活在巨大社会变革的时代，我又如电影《阿甘传》(Forest Gump )的主角，许多历史重大事件都与自己擦肩而过，可记述的事太多。”
“最大的历史事件是六四，有保存史料的紧迫感。正如我文章里说的：‘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三分之一世纪前发生的六四事件，在无情时光的消磨下，当年的血与火的痕迹，在中国大陆已荡然无存，只剩记忆，残留脑海深层。当年当事人、战友、同人，日渐凋零矣。米兰·昆德拉说：‘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身居海外享有言论自由条件的人，有义务把当年经历的事和人纪录下来，不容青史尽成灰！”
美国堪庸学院（Kenyon College）的肖阳教授从鹅和鹅（Ohio）州给我电子邮件，说：
“一个失联很久的１９８９年在牛津认识的朋友（六四后在北京又有联系）前几天，重新联系上了。塔说是看到网上的一篇文章：https://www.wenxuecity.com/blog/202306/71805/2795.html 这是你写的！”
我回复说：
“有感于中国大陆六四历史完全湮灭，我觉得自己作为亲历者，又生活在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有责任把历史记录下来。”
肖阳说：“你做的工作太重要了！”
记录历史，必然要秉笔实录，不仅时间、地点，六四历史事件涉及的人物，其真实姓名亦不宜回避。我告诉肖阳：“我特别研究了中国的法律，它规定即使杀人死罪，追诉期也就二十年。六四已过了三分之一世纪，当年参与的人，也多过了退休年龄，无啥政治前途可言。写历史就要真实，把人和事记录下来，供后人评说。”
美国某大学任教的张先生，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过，他通过《文学城》发“悄悄话”给我：“我把你的６．４回忆文字介绍给了‘复旦故事会群’，群主鲍风（７７物理，知识面广，颇能文）将其分段做成了Note大字版，每周在群内推送。”
只在《文学城》开博客的我，不能不感叹其互联网传播的力量，无远弗届。我发表的《隔壁宿舍胡石根与胡春华同学》，原以为《文学城》被中国大陆官方封锁，国内的人无缘看到，哪里想到没几天就被人做成阅读文件，放进北京大学七九级微信官群。这个五百人大群的副群主中文系文学专业石冰，告诉早已退出该群的老同学我：“你的大作在北大七九级群炸群了。真牛逼。酸爽！”
《隔壁宿舍胡石根与胡春华同学》被广泛转发，上了一些网站，客观上起到向更多公众介绍这位因六四被判刑，在中国监狱里关押长过曼德拉的持不同政见者遭遇，被国际人权组织多次引用。胡石根校友已于去年（２０２３年）三月服满七年半徒刑后出狱。
《六四记忆》十二篇，二十多万字，连载历时两年多，有负读者耐心。写得慢，主要是因为笔者工作日要花很多精力主持自己工业公司的运行，只能在周末与节假日断断续续写作。国内的老同学年届六十，即已退休，闲得到处吃喝玩乐。他们常奇怪我怎么还全职工作，经常忙得脱不开身。我告诉他们，美国人时髦勤奋有为，没见七老八十的政客，上窜下跳，为号称全世界权力最大、最繁忙的总统职位，争得掀桌子，哪里轮得到我这刚及耳顺之年的退休！
《六四记忆》的前八篇，记叙了自己的六四切身经历。历史上发生的六四事件，在中国是无数参与民众流血牺牲，遭受政治迫害，被剥夺就学、就职、迁升的机会，造成一生无法弥补职业生涯损失；但在海外，却为当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留学、访问的中国人带来永久居留权的巨大红利。记叙六四历史，缺少其在海外延伸，几十万人因之获益这一部分重要史实，绝非信史。这段历史，没有几个六四绿卡受益者愿意提及，同六四史实在大陆的境遇类似，三十多年过去，日渐湮没无闻。做为六四亲历者，有必要把在美国经历的有关六四发生的史实，如实记录下来，即便触犯了众多六四绿卡受益人的忌讳。
《六四记忆》后四篇，记述了几位同学的六四事迹。司马迁《史记》让后人传诵的精华，不仅是那些历史事件大记事，更是那些记载非凡历史人物的言行。六四事件涌现在我脑海中的不仅是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上的铁血洪流，还有参与同仁言行闪耀的人格光辉。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作为八九学潮、六四事件完整参与者，三十五年来，这段年轻时刻骨铭心的经历，常年萦绕于怀，痛定思痛，不时考问六四事件的起因、后果、评价。
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猝然去世，无疑六四事件的直接起因。为什么一位已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共人物，他的死会引发高校年轻人那么大的学潮？
胡耀邦曾在１９７８年９月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有这样一段讲话，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中共第一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热衷于搞个人崇拜，其顶峰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当时高校的学生记忆犹新：个人崇拜的后果必然是搞封建复辟，一言堂，终生制，出现皇帝般专制的最高领导人，将中国带入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人民水深火热，生活水平堕入世界最贫困地区之列。
１９７８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总结建国以来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痛定思痛，制定决议，把全党工作着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改革开放。
１９７７年夏才复出的中国政权的第三号人物、三副一正（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三中全会前已准备好了他一生依赖的笔杆子胡乔木、邓力群为之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体系的大会发言稿，１１月１４日他从东南亚出访归来之后，发现三中全会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带领之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的框框。邓小平看风使舵，及时转向，让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接连四天，到他家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大会闭幕发言，呼应“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所谓改革开放，改革什么？开放什么？改革，无非就是打破所谓马列主义教条，放松中共执政几十年来制约人民经济生命力的种种条条框框，解开束缚人身自由的层层精神枷锁；开放，无非就是打破中共４９年建立政权以来一直奉行的对西方世界的闭关锁国，学习、接受可以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西方先进东西。
对外开放，随着西方先进科技、经济管理方法涌进，西方占据主流的普世价值，诸如人权、自由、民主观念，也必然与中国民众接触，而这些正是惟恐失去其一党专制的既得利益者最恐惧抵触，视为洪水猛兽的东西。他们绝对不能允许中国人民认可普世价值，从而质疑他们的马列主义主导思想，寄希望用西方普世价值取而代之，动摇他们的占据多年的执政党统治地位。
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路线后，中国的民主风潮随即风起云涌，揭露中国黑暗现实，批评执政党高层官员胡作非为的大字报随处可见。７９年我入学北京大学，不仅校园里到处可见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末进城必顺便逛北京最热闹的地方“西单民主墙”。可以说，身兼中共政权党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主政后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尽管只是昙花一现。
１９７９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回来，立即发动中越边界战争，表面上是向美国输诚，献上结盟投名状对抗苏联，实际上借此战争大肆行使其身兼唯一正职总参谋长具体调动军队的职权，架空军委主席华国锋，把军事行动打成了政治仗，动员了几十万大军，军事上的瞎指挥，让解放军干部战士付出惨重流血代价，如刘亚洲所说，换来了邓小平把军权完全抓到手。
军权在握的邓小平，马上翻脸，把几年前自己为了复出屡次写信肉麻吹捧英明领袖华国锋的话，忘得干干净净，迫不及待地发动猛批华国锋，迫使他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党中央主席，没几天又废掉毛泽东时代党主席职位，改为总书记；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
拱倒华国锋后，邓小平自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是他一生最高的正职。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自江西苏维埃政权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党主席、总书记同军委主席职位分离，违背中共视为生命线的党指挥枪原则。近代世界历史上除了军政府独裁国家，正常国家从无这种国家最高领导人并非武装力量最高领导人的体制，民主体制国家如美国，总统必定身兼军队总司令。
中共１９４９建国后，模仿苏联老大哥，年年国庆举行阅兵。５８年大跃进搞得国民经济危机，野有饿莩，连军队官兵都面有饥色，难以强打精神阅兵。１９６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但１９６９、７９年建国二十、三十周年大庆，限于条件，并未落实阅兵。１９８１年，刚刚夺取中央军委主席职位的邓小平，迫不及待地打破２４年惯例，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１９８４年国庆３５周年小庆时恢复阅兵。
结果阅兵时邓小平，一改党和国家领导人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官兵队伍和装备经过的惯例，别出心裁地在阅兵正式开始前，由他个人乘车单独检阅长安街上军队列队，把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总书记胡耀邦、国家主席李先念晾在一边，以宣示他军委主席才是真正的老大。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此邓小平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凌驾于党总书记之上的太上皇。十年改革开放，成绩归自己，错误推诿到别人头上。先后搞垮两任党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他曾向继任的总书记江泽民交代：“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邓小平抓住军委主席的军权搞专制，就连可怜的那点中共党内民主制度也难容，必然招致党内敢于自由发声的党员异议。深知任何民主自由的发展，必然引发反对自己专制独裁的思潮，因此对任何党内、党外的民主自由诉求，邓小平本能地强烈的仇视。
邓小平政工干部出身，一生搞党务工作，最擅长党内斗争；对发展经济方针政策，摸石头过河，也就那点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之类实用主义招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四化建设，不得不依赖思想开明的改革派胡耀邦和赵紫阳。他大权在握后，迫不及待要干的首要之务，就是把四大从宪法中拿掉，封杀“西单民主墙”，把“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入宪法，声称：“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他把西方的普世价值理念，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声称：“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叮嘱说:“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骨子里还是清末洋务运动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那一套，不过是野孩子认爸爸，把西方舶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做“中学”罢了。四个坚持，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执政党千秋万代保有统治权，独占社会资源，让既得利益者的垄断财富，子孙后代永世相传。
邓小平８１年点名批判军内作家白桦编剧的《苦恋》，说“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８３年决定发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因为不得人心，在总书记胡耀邦与总理赵紫阳的联手抵制下，清除精神污染的高潮期只持续了２７天。
１９８６年中共十二大六中全会的闭幕会上，在表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前，中共元老、文革前中宣部长陆定一再次站出来发言，坚持他的意见，要求在《决议》中去掉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段话，引起全场热烈掌声。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等发言反对陆定一的意见。胡耀邦采取调和立场，主张暂时仍保留这一段落。接着邓小平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讲得最多，而且最坚持；说现在年轻人中有一种自由化思潮，自由化本身是资产阶级的；最后说，反对自由化，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胡耀邦会后布置传达时说，不要将这个争论传达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讨论《决议》本身。邓小平听说后，大怒，发话说：“在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２０年，现在再加５０年，反到下世纪！”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还没有掌控中央最高领导权时，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总书记胡耀邦十二大六中全会时向中央写过报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会后，他同邓小平就这个话题交换过意见，邓小平试探说，十三大我全退，你半退。真诚坦率的胡耀邦信以为真，把邓的表态通报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听说后，问万里：为什么让我下？万里答：也许是失言。邓小平说不是，是要树自己，是要取而代之。邓小平同赵紫阳也谈过此事，赵紫阳当即表示不赞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说胡耀邦不聪明。胡耀邦曾因此大声说：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
１９８６年底地处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大学爆发学潮，科大学生上街游行。１２月３０日，党总书记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并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点谈话。邓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１９８７年元旦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中共元老，商议胡耀邦的去留问题。１月４日，邓小平在家召开会议，参加者有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赵紫阳，邓小平在会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之后，邓小平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无人表示不同的意见。１月６日，中共中央发布以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为要点的一号文件。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二三十名高级干部参加，连续几天轮番狠批胡耀邦。众叛亲离，诬陷不实之词劈头盖脸，汹涌而来，被罢免的胡耀邦离开会场时失声痛哭。
令胡耀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下了台，还被揪住不放，中央接连传达文件搞臭他。为了家人的安全，胡耀邦极其谨言慎行，相知故旧来访，不敢提到邓小平名字，以手摸耳代之。大概是深有体会什么是司马迁所说的“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
胡耀邦下台不久，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９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首次公开强调他三年前的思想，说改革也要过五关斩六将，过价格这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因此要大胆细心，发现问题就做调整。‘但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了路。’”，拍板“闯物价关”，结果引发全国抢购风，导致大通货膨胀，人民怨声载道。（大陆媒体搜狐《邓小平价格闯关与1988年的大通胀》https://business.sohu.com/20140822/n403668468.shtml）邓小平文革中摔残废的大儿子邓朴方建立的康华公司，以其任主席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享受的免税待遇，从中央计委拨付五百万美元，原石油工业部长唐克为董事长、原煤炭工业部长高扬文为副董事长，国务院批准其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技术开发、承包工程、咨询服务和信托投资业务，下辖五六十个子公司，涵盖全国各行业，乌烟瘴气，成为官倒之王。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胡耀邦抑郁而卒，使广大学生十分震惊。“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４月２４日葬礼前夜，北京高校二十多万学生，无惧当局的严厉恐吓，冲破校方党团组织、警察的层层封锁，自发地连夜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为胡耀邦送行。这既是对改革派前领导人胡耀邦的同情，更是对把他整下台的太上皇邓小平的抗议！
封建帮会组织天老会(袍哥) 家庭出身的邓小平，从未受过正规教育，对知识分子、大学生有着本能的仇视，从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到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央派驻工作组进高校，到８８年胡耀邦下台后坚持把方励之、 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他一直是镇压知识分子、大学生的主谋干将。８０年我上北京大学读本科时，国际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民主风潮兴起，波兰团结工会力图打破共产党一党专制，游行示威不断；国内邓小平主导的“洋跃进”失败，物资供应紧张，首都北京第一次买肉要凭定量供应的肉票。正值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北大学生发起模仿西方的民主选举模式，自荐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邓小平为此新生事物专门发表了一通训令：“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最后强调，对大学生引发的学潮，要坚决镇压，不惜动用军队。
邓小平对文革后恢复高考进校的大学生，政治上评价非常负面，多次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邓小平成了“邓核心”后，被美化成了恢复高考的决策人。事实上，他仅是最后阶段的参与者而已。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７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后，邓小平才成了华国锋、叶剑英之后的名列第三的领导人。而一个多月后，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国务院就正式宣布恢复高考。
这次几十万高校学生，自发地连夜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为胡耀邦送葬，在邓小平看来，是冲着他个人来的，是在挑战他至高无上权威，企图打倒他，置之于死地！
他迫不及待地于４月２５日召集在京的中央领导人（总书记赵紫阳去朝鲜访问）到他家训话，把几十万高校学生天安门广场为胡耀邦送葬一事，定性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指示坚决镇压，“他们有几十万大学生，我有几百万解放军！”
按邓小平旨意中共官方在党媒上大张旗鼓地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 “四二六社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号召“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事实上，参加胡耀邦送葬游行集会的高校学生，不过是一群意气向投，热心国是，同学一招呼就上的乌合之众，被邓小平冠上“有计划的阴谋”，实在太抬高这群毛孩子了。把他们上纲上线到“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敌人高度，也只有邓小平之类的斯大林式的老布尔什维克才想得出来。５月４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发表了亚行讲话，给广大同学的游行做了准确的定性：“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
满腔爱国热情的学生，对自己被邓小平冤枉为搞动乱后，愈发气愤，更加对抗，四二六社论发表第二天，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四二七大游行，要求党中央改正错误的“动乱”定性。
此时的邓小平早已经不是三起三落时认错最积极的那个邓小平，而是号称开钢铁公司的太上皇邓小平，他大权在握时哪里认过错？他主持的五七年反右派运动，把全国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迫害致死者成千上万，胡耀邦等人主导右派平反，邓小平只因是他领导的，硬说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执行过程中也犯有“扩大化”的错误，执意被他点名的９６人维持原案，“只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结果尽管反右运动错误扩大化超5,700倍、错划比率达99.99%，仍被他钦定为“正确”的。
由于邓小平坚决拒绝改变“动乱”定性，学生对抗越来越激烈，直至占领天安门广场绝食。被通货膨胀、官倒搞得天怒人怨的民众积极声援，游行示威规模也越来越大，直至百万人次，同情学生，要求平反“动乱”定性之声鼎沸。
倍受压力的党总书记赵紫阳，最终在会见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亮了底牌——“邓小平同志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是国内外公认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我们的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但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需要他掌舵。”也就是说，只有太上皇邓小平，才能改变定性。
顿时群情激愤，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领头签名的《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说：“清王朝已经灭亡７６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４·２６》就无法否定。”游行队伍“打倒邓小平”的标语，铺天盖地。
面对赵紫阳试图面见邓小平，转圜时局的要求，其女邓榕情绪激动地发话：“请你转告鲍彤（赵紫阳秘书）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
当声势浩大的民众游行示威的矛头对准邓小平后，图穷匕见，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军权在掌的太上皇，便铁了心要干他预谋已久的事——出动军队武力镇压！
六四流血镇压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讲出心声：“《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
空怀爱国情怀、民主自由诉求的高校学生，与将动乱罪名强行扣到在他们头上，军权在握的铁血独裁者邓小平对峙，唯一下场，流血失败，绝无侥幸。
六四对中国的最大后果，是中共当局竭力强化对民众的控制，任何民主自由的些微诉求，都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严厉镇压在萌芽状态。宪法第３５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现实生活里惨遭赤裸裸剥夺，招致封口的“敏感词”满天飞，为规避全民竞相写错别字。几十年高压下来，中国人的灵魂因六四事件惨遭阉割，阳刚之气所剩无几。２００５年李敖访问北大，演讲时感叹：“现在的北大太孬了！”
日本人曾说“厓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缘由他们读的中国传来的古典书籍里，尽是弘扬的路见不平，拔剑而起的英雄豪杰形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的荆轲，田横蹈海五百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哪里想到清末来中国一看，满街都是趋炎附势、麻木不仁的奴才！六四后在当局恭喜发财的拜金主义舆论导向下，“民主自由值几块钱?”中国传统“好死不如赖活着” 的人生哲学畅行，“不自由毋宁死”英雄气概早已荡然无存。
六四另一后果，是邓小平强烈意识到改革开放对拯救其政权的重要性。六四清场不久，邓小平召集新领导班子谈话，说他一直在思考，这些年来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他发现，六四游行队伍，“连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都喊出来了，但没有一条反对改革开放的。如果没有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十年，我们可能就过不了六四这一关”。因而他叮嘱新领导班子，“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十三大通过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垮台，中共称之为“苏东剧变”（西方称之为“东欧１９８９年系列革命”），极大地震撼了中国政坛。
六四后邓小平虽然写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辞职信，辞去军委主席职务；但当他发现继任军委主席、新党总书记江泽民，不听自己的话，而是听陈云为首的党内保守派话，要改变治国方向，把工作中心从经济建设，转为反和平演变，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不再，唯有四项基本原则时，他就离开北京南巡。
已没有任何党政军职务的邓小平，高调发表南巡讲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主题、是主线。以前的两任总书记抓改革开放还是有功的，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８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没有那五年的经济大发展，你这几年的治理整顿也搞不下去。对胡耀邦、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的成绩还是应该肯定。他们只是在反自由化上出了点问题，但对他们的工作和成绩，不能一概否定。”
南巡时邓小平特别与代他实际掌控军队的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碰头。当时深圳报纸别有用心地特别公开报道他与杨尚昆游园对话。邓小平：“我们认识有多少年啦？”杨尚昆：“六十多年了！”没报道的是，邓小平拥抱杨尚昆，耳语一番后，猛拍腰间，大声说：“枪杆子还在我们手里！”
随即在珠海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却没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会上邓小平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杨白冰随后在三月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代表解放军代表团率先高调宣布：“新时代解放军的使命是对外反侵略，对内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不久，又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肩负起为国家改革和建设保驾护航的崇高使命——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６５周年》强势长文，中央各大媒体纷纷转发。
杨家兄弟这次为无冕之王邓小平保了驾，功高震主，反而使邓小平意识到身后没有人可以制约杨家将，杨白冰取代江泽民易如反掌。不久邓小平卸磨杀驴，９２年１０月中共十四大上，突然解除了杨家兄弟所有军队职务，罪名据传达到军级干部以上的中央文件，“拉帮派结党营私”。
六四的国际后果，是引发苏东巨变。罗马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六四后都曾到北京取经，企图效仿中共的铁血镇压手段。但在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治体制改革之风吹拂下东欧人民，已被中共六四血腥镇压惊醒，掀起抗议游行风暴，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改头换面，砸烂柏林墙枷锁，枪毙独裁暴君，将统治东欧几十年的专制马列政党赶下台。
六四的另一个国际后果，是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人民在六四事件流血牺牲的同情，对能出现只身拦坦克中国人民的敬佩，对和平示威游行民众会遭受残忍报复的担心，听信海外留学生组织毫无事实根据的申请政治避难谎言游说，给予六四其间在海外的中国籍华人政治庇护，成为特殊移民群体——六四绿卡大军。六四事件让中国政府被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抵制、经济制裁，固然是输家；中国老百姓遭受经济萧条吃苦头，一样也是输家；参加学运的学生、市民，被清查迫害，最大的输家。唯一赢家，是中国大陆当时在西方国家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出差来访的人，赚到政治庇护的永久居留权。在美国连家属有十万之众，在澳大利亚有“四十千”，加拿大、欧洲，只要是中国籍，人人白捡普通外国人千辛万苦难以得到的永久居民卡。
六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公民抗命运动。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或称公民不服从，是一种政治参与形式。是指公民透过象征性的、自觉违反法律、规范或政府律令的手段，以消除不公正的局面，从而强调他的道德参与权。
印度甘地和美国马丁·路德·金，是领导改变历史进程的公民抗命运动典型。
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与《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指出，公民不服从主要有以下几个涵义：
它是一种针对非正义法律或政策的行为：它不仅包括直接的“公民不服从”——直接违反要抗议的法律，例如，在马丁路德·金恩发动的黑人民权运动中，黑人故意进入被恶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某些地方以显示法例的不公义；亦包括间接的“公民不服从”，例如，现代的社运或民运通过违反交通法规来引起社会注意某种政府政策或法律的不公义。
它有预期并接受因不服从行为而导致的逮捕及惩罚。
它是一种政治行为：它的目的是向当权者提出意见，这些是基于政治、社会的意见，而非个人原则，它诉诸的是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
它是一种公开的行为：它不仅诉诸公开原则，也是公开地作预先通知而进行，而不是秘密的。故此，它有如公开演说，可说具有教育的意义。
它是一种道德的、非暴力的行为：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表达深刻和认真的政治信念，是在试过其它手段都无效之后才采取的正式请愿，也是因为它是在忠诚法律的范围内（虽然是位于这范围的边缘）对法律的不服从。这种忠诚是通过公开、和平以及愿意承担违法的后果来体现的。它著重道德的说服，故此一般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美国耶鲁法学院教授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Myles Dworkin）指出，公民不服从有三种形式：
“基于良知”：公民选择违背法律，因其认为该法律性质是非道德的。例如废奴主义者认为蓄奴是非道德行为，因此他们选择违背《逃亡奴隶法案》（Fugitive slave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拒绝将逃跑的奴隶交还给当局。
“基于公正”：公民选择违背法律，因其认为该法律违背了个人利益。例如黑人在民权运动期间的非法示威活动。
“基于政策”：公民违背法律，目的是为更正他们认为是极度错误且危险的政策。
（引自《维基百科》）
美国《独立宣言》奠定了现代社会普世价值的基础：“我们认为下列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其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政府一贯滥用职权、强取豪夺，一成不变地追逐这一目标，足以证明它旨在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当任何政府滥用职权、无视“人人生而平等”，强取豪夺侵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时，人民当然有权利反抗他们，因为“世间政府是为保障这些权利而建的，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被治理者的认可；当任何政府形式危及这些目标时，人民就有权予以改变或废除并基于最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安全与幸福的原则和权力，分配形式建立新政府。”
历代统治者都会利用手里的权力保障自己既得利益，制定各种各样防范、禁止人民反抗他们的法律。他们会利用政治手段、金钱收买来操纵立法机构的选举，将之变为完全代表少数统治者利益的橡皮图章，制定侵犯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种种恶法，从而根本否定民主的基本原则——“多数决定，少数权利”（Majority Rule, Minority Rights）。即便民主灯塔的美国，立法的国会，人民认可率经常不及百分之十五（“The most recent polling data from March 2024 puts the approval rat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t 15 percent, reflecting a slight increase from February's record low of the 118th Congress, which began in January 2023”），历史上不是堂而皇之地出现与《独立宣言》中奉为圭臬的立国原则——人生而平等——完全对立的种族歧视恶法《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公然把永保执政党万年统治的“四个坚持”写入宪法，可以将任何对中共独裁表示异议的人，依法以颠覆国家罪判刑关进监狱吗？
如果美国人民都老老实实地遵循这种剥夺人民基本权益的恶法，如果没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领导公民抗命的民权运动的马丁·路德·金，以数十次被判刑关进监狱的舍身牺牲，美国现在还是种族隔离的邪恶落伍国家呢，也不可能有１９６５年移民改革，废除了亚洲人不得入籍、不得与白人通婚、不得拥有房地产、不得每年超过百人移民限额的恶法。
马丁·路德·金说，公民抗命是对法律的尊敬：“一个人违反了法律，因为他的良心告诉他这是不公正的。但他仍愿被送入监狱接受惩罚，以试图唤起社会的良心，让他人意识到法律的不公正。这事实上表达出了对法律的最高敬意。”
参与公民抗命的人，为信念中的大法而挑战恶法，以身试法，无畏牢狱之灾，其意志、勇气远非普通谨小慎微为稻粮谋者所能理解，往往招致后者非议，夏虫不可语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马丁·路德·金当年领导公民抗命，多次被警察逮捕，被检察官起诉，被法院判刑关进监狱，谤名倍致。后来他领导的公民抗命民权运动成功，废除恶法，人民受益无穷，他的生日被尊为美国法定国家节日，倍受人民敬仰、怀念。
１９８３年赢得最佳影片等八项奥斯卡金奖电影《甘地传》，讲述印度圣雄甘地提倡非暴力，坚持用绝食、静坐、公民抗命游行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手段，唤起民众，赢得人民的信任和爱戴，虽屡遭挫折，最终迫使英国政府同意印度独立的事迹。该片在中国高校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六四时大学生以非暴力游行示威、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抗议当局的“动乱”定性，公民抗命阻挡戒严部队进入首都天安门广场，或多或少是从甘地那里汲取精神上的灵感。
六四公民抗命伊始，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游行集会的大学生，作为对１９８６年底北京市人大为了防范安徽合肥中科院所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潮蔓延到首都高校，匆忙通过的《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的应对，特别抬出了中国根本大法——宪法，来对抗北京地区的恶法。
六四公民抗命运动，自始至终坚持非暴力。从天安门广场连夜集会悼念耀邦，到５月２０日戒严令后军队被民众堵截在北京城外，到六四清场，我亲身经历的所有官民对峙场面，从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大学生暴力对抗当局军警。至于六四时发生的北京市民暴力对抗军警镇压事件，别指望从小受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当军警枪弹相向，置自己于死地时，会束手就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公民抗命运动，只能在有悠久民主法制传统的西方，才有可能实现正面的结果。发生在有着漫长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六四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在邓小平太上皇封建家长制铁血专制统治下根本行不通，只能以失败告终。连邓小平都能说出中国与西方的这种差别，“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中共当局把上百万具有良知、正义感人民参加的六四公民抗命运动，诬陷为反革命动乱，把如此多富于同情心的善良民众扣上暴徒的帽子，相较与事实，血口喷人，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谬。首善之都的北京，坦克街头横冲直撞碾轧平民，武装军人肆意当街枪杀百姓，现实让共产党多年来向老百姓灌输的“人民政府爱人民，人民军队爱人民”宣传，彻底破产。
六四军队开枪镇压和平游行示威的民众，于情于理于法，毕竟有悖，演变成了中国大陆执政当局最大的个禁忌，成了的一块不能揭的伤疤，讳莫如深。中共早已放弃最初的污名化，从将整起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大唱党中央、中央军委英明领导下“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的颂歌，到几年后缓和成“动乱”，后来再淡化成“事件”，乃至于如今使用的“风波”一词，最终干脆淡化成一片历史空白。中共严密强力控制下的中国，公开的官方文件、官员讲话、媒体报导、艺文创作，乃至于民间意见表达，甚至在网路上，始终不允许出现任何涉及“六四”的字眼及内容，忌讳如阿Ｑ头上的瘌痢疤痕，一概封禁抹杀。既然邓小平六四铁血镇压，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如此丰功伟绩，怎么再也不敢歌功颂德？被吹捧为能改变中国历史的强人，理该好汉做事好汉当，为什么他生前死后自己家人、亲信，从不敢承认六四军队开枪镇压民众，是身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的命令？
中共当局对六四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公民抗命运动，采取的严厉封杀、回避、淡化、遗忘措施，将之定位成历史空白，从官方公开出版的党史、共和国史中消失，恰好反映了中国官方的对六四的最真实的评价——与理有亏。当年在北京经亲身经历过的人，毋论台上官员，台下百姓，谁心里对六四没有一杆秤？欲盖弥彰，莫如是非勿论，忘却最好。
三十多年来，公然发声称赞六四中共镇压好的言论，并非来自中国大陆官方，而是来自海外网络媒介。总会有人占着海外言论自由的便宜，蹭六四议题流量，诋毁由六四由学运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最大公民抗命运动，歌颂邓小平下令解放军暴力镇压的丰功伟绩，诽谤天安门母亲。如果在中国境内，这些人早被当局掌嘴封杀，不过是类如《红楼梦》中马粪填一嘴奴才焦大的下场。
更有甚者，假设历史，说什么六四如果邓小平不镇压，被当局通缉后来在海外表现令人诟病的学生头头如柴玲、吾尔开希，会上台领导十几亿人的国家，后果会如何如何。六四学生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义气相投同学们的自觉参与，哪里有什么组织？乌合之众而已。只有大家相互推举的学生代表、活动召集人，哪有什么学生“领袖”！都是来自不同院校的同学，相识没两天，谁服谁呀！今天被推举为某个长，明天就可能会罢免哄下台。“学生领袖”云云，不过海外媒体的称呼。设想六四学生领袖领导下的中国会如何如何，如非别有用心应合中共当局丑化宣传，必是痴人说梦。
２００９年，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发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感言：
“请容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划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但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涵义。
“更深一层的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请花些时间思考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体制的高墙，在世界各国，没有太大差别。在中国，是党中央、戒严部队；在以色列，是内塔尼亚胡总理内阁，以色列国防军；在美国，是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州长、警察、国民警卫队、大学校长……任何官僚机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对他们理应保护的脆弱如鸡蛋般的平民、学生，从来都会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迫害。
作为３５年前曾经参与六四全过程的青年博士生，受过完整人文教育，认同普世价值的笔者，绝对信奉写出《悲惨世界》、《九三年》的十九世纪法国伟大作家雨果(Victor Hugo)所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2024年6月3日作于芝加哥西郊
（图片来自网络）
文学城藏龙卧虎，再次感谢博主对这段历史的详实记录与分享！
后面关于学生领袖的评论与我的评论可以说异曲同工。
毫无事实根据？西方国家出于人道主义，给留学生永久居留是非常正常合理的。你要回中国没人管你，你是自由的。此外，这些高学历的完全可以申请绿卡留下了。这些人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应该起到不小的作用。
作者写了一大堆，到底想说什么没有交代，大概也没有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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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大一的我还懵懵懂懂，只有十年后离开中国了，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惭愧没有积极参与。
纪念8964，纪念经历苦难和牺牲的人们。希望中国早日巨变！
“天安门母亲”收集的六四遇难者名单，主要集中在北京，外地学生遇难者跟多，却无从统计。我《六四记忆（六)——劫後》记录了给同学送葬时八宝山所见：
“熊国胜认真地为老同学拍照，留下最后告别的镜头。他八一厂的进口日本单反照相机，在焚化车间的昏暗光线下，闪光灯自动跳起，随着他按下的快门，发出耀眼的闪光。突然黑暗中冒出几个黑衣黑裤便衣警察，扭住熊国胜的胳膊就抢挂在他脖子上的照相机。身材高大的老熊大怒，责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这几个人被熊国胜的气势镇住了，反问他是哪个单位的。熊国胜自报家门：解放军八一厂军事纪录片部的。当时北京城里最威风的老大，是持枪横冲直撞的军人。那几个便衣警察忙道误会，说这里禁止拍照。这时候我们才注意到，焚化车间不远靠墙处，堆码着层层鼓鼓囊囊的黑色大塑料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