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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4250 部 队 的
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的1968年，我从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有江苏西伯利亚之称的穷乡僻壤滨海县。刚分配到那里的大学生们，都住在招待所里。某日我们接到通知去县革命委员会的会计室，领取第一个月工资。回到招待所，来自不同高校的臭老九们聚在一起，各自把紧紧攥在手里的人民币42.50元，数了一遍又一遍。生平第一次领到工资，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有个大学生冷不丁冒了句：“从今后我们就是4250部队的啦！”其他人纷纷附和，而由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也应声说：“那我们就是2950部队的啦！”原来中专毕业生的工资是每月29.50元。从此以后，这个4250部队与2950部队的番号，就不胫而走，成了我们这些大学生与中专生对自己的幽默称呼。
为什么我们要给自己起个部队番号呢？当时解放军的番号是四位数，例如以毛泽东的禁卫军而闻名的中央警卫团，番号是8341部队。文革时毛泽东发布最高指示，要全国都学习解放军。我们给自己起个部队番号，也算是学习解放军吧？
时隔不久，分配到其他地方的同学来信，说也领到了工资，大都与我们相同，有的却比我们高。有人不明就里去会计室询问，才知道同样的级别，在不同地区的工资是不同的。当时以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水平、生活费用水平以及交通状况，由低到高分为11类工资区。以1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增加大约3％。南京、杭州、武汉为4类地区，北京、天津、沈阳为6类地区，上海、西安为8类地区，而西宁则属11类地区。滨海县属3类地区，工资当然比大城市低得多。
我被分配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才知道工人们的工资比我们还要低。他们作为学徒工进厂时，每个月只拿18元工资，转正后也不过二十多元钱。文革期间工资冻结，更没有奖金，他们这点点工资一拿就是好几年。我们这些“受教育者”的工资，反而比“教育者”高，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我们被工人们称为“小富翁”，不过时间长了，发现工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与我们差不多。工人们家在农村，有自留地种菜，还养鸡，每次回家都带来不少吃的；而我们这些4250部队的，需要任何东西都得花钱买。
我们当年这点工资，如今看来实在太低。不过那时候既没有旅游，也没有高档家具，娱乐只限于每月看次电影。当时最大的开支就是一日三餐，而食物价格相对低廉。1960年代我们那里每斤大米0.13元，鸡蛋5分钱一个，每斤猪肉0.64元，白菜每斤只要2分钱，到饭店吃碗阳春面只要1角钱，牛肉面也只要3角钱。到了1970年代物价略有上升，每斤大米也不过0.15元，每斤猪肉0.70元。我们4250部队的这批人，陆续结婚生儿育女，因为生活简单，还勉强能应付。
按规定，42元5角是大学毕业后的临时工资，一年实习期满就该转正。可是由于文革，我们这批大学生竟在4250部队服役了九年之久，直到毛泽东死了，文革结束我们才得以转正。在行政部门级别定为22级科员；在部队是正排级；我在工厂则定为技术员。更重要的是工资也得以调升，不过同样大学毕业，转正后的月薪还是有地区差别，8类地区如上海为65元，6类地区如北京为62元，4类地区如南京为58元，而我在3类地区只有51元。
改革开放后，这带有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11类工资区被破除，工资节节上升。我们当年自称4250部队，其实是以人民币的最小单位（分）来计量的，即只有4250分。如今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翻了百倍，达到4250元的比比皆是，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4250部队。当然随着工资的提高，半个世纪来物价也水涨船高，翻了几十倍甚至百倍。我们当年每个月那点菲薄工资，现在恐怕只够吃一碗牛肉面。
我毕业后第一年是￥46.00，第二年开始￥60.00，企业比事业单位多几块钱。我们厂的二级工那时是￥39.50，他们自己调侃说是395大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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