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 宿 母 校,改 变 人 生
1977年10月中旬,我从江苏滨海出差到南京。那些年我住过许多旅社,然而这次却鬼使神差般来到母校南京大学招待所求宿。其实我并非到南大出差,连住宿介绍信都没有;仿佛是冥冥中自有定数,招待所竟然破例允许我入住。当时的南大招待所位于南园食堂旁边,条件简陋,一个房间摆四张床。不过我并不在乎,因为我不是冲着好的住宿条件来的。我之所以投宿南大,潜意识里是由于对母校的回忆与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
大学生活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我于1963年考取南京大学。这里有美丽的校园、先进的仪器设备和丰富的图书资料、更有许多令人尊敬的教授,我为自己有幸进入这样一所重点高等学府而兴奋不已。我就读的生物化学专业是重点专业,一级教授郑集先生参加了新生欢迎会。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亲切勉励我们,大学毕业后还要考研究生,立志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在学期间,我就像干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科学知识。
不过我的大学生活并不尽如人意,1966年后有整整两年被文化大革命空耗。1968年我由南大毕业,分配到滨海县,九年间先后接受贫下中农与工人的“再教育”。到1977年时,我的处境用两个字便可概括:无望。首先是事业无望:我在一个四、五十人的小厂,所用非所学。守着个1930年代落后的苏联化工产品丁钠橡胶,生产过程易燃易爆易中毒,身为技术员的我终日担心受怕。其次是生活无望:住在有江苏西伯利亚之称的滨海,生活之苦自不待言;加之地处偏僻,到南京要在汽车上颠簸十个小时。再者是前途无望:如果说自己这辈子不得不耗在滨海,莫非我的孩子们也要在这穷乡僻壤度过一生?
离开母校九年后得以重返住宿,我寻访了上过课的西南大楼、住过五年的12舍、古色古香的图书馆、还有许多留下过我足迹之处。早晨我听着校园广播响起熟悉的乐曲,看着学生们跑步做操,同他们一起在南园食堂用餐,目送他们背着书包到北园上课。在这样熟悉的氛围中,我不禁想起,就在并不久远前,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那是一段多么朝气蓬勃、令人向往的生活!身处母校,我的心中不由得泛起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对照无望的现实,失落感无以复加;同时也再次激起了自己对科学研究的向往。
10月22日我的命运开始改变。那天我从南大招待所出来朝新街口走去,途经《新华日报》社,我习惯性停下来阅读报纸。那时的报纸只有四个版面,花两、三分钟便能浏览完。然而那天的报纸,我却足足看了一个小时,因为头版下方一篇文章,让我眼睛一亮,牢牢吸引了我。这篇题为《高等学校将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讲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精神,阐明恢复招收研究生的目的和重要意义,指出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那时《新华日报》社的阅报栏,相同的报纸张贴了七、八份,沿着围墙一字儿排开。我从第一份报纸读起,接着读第二份、第三份,读的都是这同一篇文章,等看完最后一份报纸,我差不多能把全文背出来了。
这条消息虽然只有二、三百字,却让我振奋不已:改变无望现状的机会终于到来了!自己多年来朝思暮想盼望的,不正是这一天吗?对于我这样既无后台、又无门路的寒门知识分子来说,这极可能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次不搏,更待何时?我报考的决心,在读报那一刻,就已经定下了。我不去新街口了,直接返回南大,从母校老师那里获得了与考研相关的许多信息。
可以想见,1977年10月22日那天,全国在文革期间毕业的约七十万 “老五届”大学生,许多人都在纠结同一个问题:报考还是不报考?许多人担心在文革中损失了十年时间,来不及准备考试。对于我来说,这从一开始就不是问题,我根本就不曾为此纠结过。我想,自己来不及充分准备,竞争对手们不也是准备不充分吗?大家在同等水平竞争,何惧之有?后来得知,当年全国共有63500人报考,10708人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考取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每每想起这段经历,我就感叹:人生机会往往稍纵即逝,机会来了就要毫不犹豫地把握住,免得追悔莫及。
我十分认同作家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对于我来说,1977年10月投宿母校所经历的,就是决定我人生道路的紧要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报考研究生,我便不可能结束长达十年的蹉跎,得以从事钟爱的科学研究,从而为科学殿堂添上一两块砖瓦;我和家人也不可能走出穷乡僻壤,更不可能来到美国改变生活轨迹。正因为这一段在我人生道路上如此重要,四十多年前投宿母校和在报社前读报的场景,至今依旧历历在目,使得年逾古稀的我,得以记下在这个人生转捩点的点点滴滴。
但这次的“投宿母校” 好像与“改变人生”关系不大。 这次 “改变人生” 的是, 阅读了新华日报。 当时, 滨海县没有《新华日报》吗? 而且, 在南京别处也可读到。 只要有心, 迟早一两年而已。
Ultimately, 是党的政策和个人心愿“改变人生”的, “投宿母校”的偶然并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