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左起 : 曾文龙，王大定，蒯大富。）
曾文龙：雪泥鸿爪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一）
清华文革老五届，绝大部分是折翼的一代。一场史无前例浩劫，彻底扭转了我们这些生不逢时、本是“学之骄子”的前途和命运。
我不过是一个尤其不幸的人而已。往事不堪回首，国情禁锢语境，围墙内谁也无法畅所欲言，所以我几十年不想写自己的特殊经历。现在已过古稀之年，记忆早丢三落四，再不写就完全凐灭了。
也许，有些校友或因在文革的头两年半积极介入上层政治斗争，或因武斗致伤人死人，而遭过短暂关押，登记在案。而我很另类：既非团、亦非四，基本逍遥派一个，却以思想罪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个十八年！在狱里悲惨煎熬度日如年，直至四人帮垮台三年半多，才平反脱离苦海。并且霉运继续如影随形，一辈子挥之不去。
我和全国最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同班，还曾睡一床上下铺。蒯追随毛伟人干了不知多少错事坏事，四人帮垮台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十七年，比我还少一年。我们那张床上下铺是价值观一左一右，仿佛命中注定都要坐大牢似的。区别是：我因四人帮垮台得平反，他因四人帮垮台才判刑。
我为何会遭到飞来横祸？起因就是1966年6月当了几天“蒯派”——清华人都知道“蒯派”这个词怎么回事，可是外人不知道。我一连串的故事，或说事故，由此而展开。
1966年6月22号，化902班“十人小组”在清华大礼堂前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其上签名的十个人中有我。当时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通知我班，王光美要与我们座谈，不料却来了个“假货”，我们提出质疑写成此大字报。谁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吸引了全校师生眼球，工作组与蒯大富6月24日在清华大礼堂激辩一场。
著名的6 ? 24辩论后，工作组宣布我们十个人“反工作组即反党”。这回王光美露面了，把我们严厉训斥一番，然后分别隔离批斗，冠以“蒯派分子”。将我们九个人，加上支持我们的王大定，分开押在五个班看管和“帮助”，就剩蒯大富单枪匹马可以继续写大字报对抗工作组。
但形势总是峰回路转，给刘少奇设了个局的毛伟人很快回京，一挥手让工作组卷铺盖走人。原来，我们是一不小心卷入到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漩涡中心！
本以为此事会像大家熟知的电影台词：“平安无事咯”——殊料，这“十人小组”大字报，被成为毛万岁大红人后春风得意的蒯司令，收编到《蒯大富大字报选》作为头篇，不胫而走传遍了中国大地，连我在广州的亲友都看到过。又天知道五年后这篇大字报的10人签名会发酵，对我搞出个如临大敌的516审查！
先回顾一下我在清华文革的两年多岁月都做了些什么。
其实文革之浪未冲进清华园的1966年5月，我刚跑完800米为了赶晚自习立即洗了个冷水澡，就忽然患全身类风湿性关节炎病倒，用药不当，引起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在校医院一住五个星期，连《材料力学》也未能参加考试。出院几天，即逢文革爆发，清华园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参加了蒯大富反工作组的战斗。随之，被打成蒯派分子。我又病倒了，这次又是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4个++++），工作组还未撤走我就重新进了校医院。
周总理8月4号晚来清华给蒯派平反，我半场顶不住得先回医院。
我感到自己身体太差，没想跟着老蒯再折腾。老蒯那时还出了张大谈“权经”的大字报，我认为我俩人生目标不同，他注定要捞政界，而我是想做学问的人。此后，我完全退出十人小组的活动，他们增加了王大定和史复有，成为十一人小组。
这次住院有个把月，我有时也溜出去到大礼堂一带看看大字报。校医院很清静，是思索的好地方。我开始冷眼看狂潮，首先是对打砸抢抄破四旧大毁文物不以为然（对中华文化传承至今的东西应甄别，即使认为昔是今非的东西也要保护留作文物让后人参观），我认为这种破坏是把文化大革命变成“大革文化命”？当听说红卫兵去山东砸孔庙，把我祖宗曾子的墓也挖了，我更反感。这场运动到底要干什么? 毛伟人不是教导我们凡事都要动动脑筋，都要问个为什么吗，那么这场运动为什么毛要“踢开党委闹革命”？他又为什么能从中央到地方“踢开党委闹革命”？凭什么可以抛开宪法和党章罢免大部分同僚并批斗？程序合法吗？党内大清洗有必要把我们大学生的课也停了吗？……我把这些随想，简短记入日记，秘不示人，没曾想给自己留下了极大隐患。
身体恢复后，我从10月初开始离校“大串联”，实际是游山玩水，领略各地的人文风貌。12月在昆明胃出血，由同学护送回来。第二年又溜出学校三次，想尽办法把祖国半壁山河看了一遍。这得益于我大二大三时当过工化系学生会干部，曾与系会主席鲍浪策划组织全系同学去十三陵、长城八达岭、香山八大处三次旅游，认识了各年级不少同学。1967年我游了许多地方，都是在别的年级同学帮助下，甚至招呼我到他们家里吃住好多天，大大方便了我。
我对老团老四的斗争不感兴趣，认为两派都是“左派幼稚病”，是如来佛手掌心的拳击赛，不是真正的大民主。放眼全国，文革就是大型绞肉机，从上到下互整互害，谁都说绝对忠诚于毛，至死不敢质疑半点。我自以为当逍遥派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1968年春，我第四次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院不久目睹同窗操戈的清华两派“百日武斗”开始。我观看了东区浴室惨烈的攻防战，后来就不忍再去看这种同学间自相残杀的场面。
这时，蒯大富找了我，说：“我老团实力明显大于老四，一定能彻底打垮老四统一清华园，成立革委会指日可待。你总是逍遥，身体不好又想将来分配回广州工作，而将来我大权在握可决定你的分配。所以你现在得为我干一件事，就是为我准备一篇发言稿，等到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那天开大会用，内容是批判清华党委17年来执行的教育路线。怎么样？”我想了想，同意写，但需让被蒯关在牛棚的原校领导、系干部给我提供素材。于是，蒯大富把我班的邵凯胜（清华井冈山组织部长）叫来，带我去生物馆。
生物馆里关了几十个人，我看着老团“第二办公室”的看守给他们派饭。认得的所谓“黑帮”有胡键、何东昌、艾知生、腾藤几个，不见蒋南翔校长。他们都脸色灰白很憔悴。
我拟了两个题目：1，你认为清华17年是否执行了毛的教育路线，举例说明失误或成果；2，对比解放前老清华的教育质量，你认为优劣如何，举例说明。
邵凯胜吩咐“二办”看守人员以后把老干部写好的材料拿给我看。
大部分时间，我们好几个人跟着物九的戎月莉学太极拳、太极剑、初级刀、查拳，过得很愉快。直到工宣队进校，蒯大富未能打垮414一统清华，我也未动笔为他写这篇就职演说稿。
我一直盼望的复课，空等了两年多。捧着老毛所赐芒果的工宣队占领清华园后，奉旨将全部老五届学子作为处理品匆匆毕业打发走，我的清华学业从此终止了。后来不让考研究生回炉，一生就此定格。
1969年元旦，我赴广西最大的制药企业报到，在南宁制药厂当工人。我一生的快乐时光随六十年代戛然画上句号，苦难深重的七十年代正张开虎口扑面而来。
1970年春，不记得是一月还是二月，仅凭《蒯选》第一张大字报上有我的名字，清华学府的掌印者迟群、谢静宜，专门一纸公文去函广西，要求将我作为清华516重要头目清查。南宁制药厂革委会主任和三个军代表，立马成立专案组对我专了政，抽调十几个民兵全脱产，日夜荷枪（开头还实弹）轮值。他们拍桌子瞪眼睛，勒令我交待与蒯大富都干了什么！
我和蒯文革交集的事情就那么几天，屁大点事，写了一页纸就再也没什么好写的。蒯成为井冈山红卫兵司令就睡在别的地方，我逍遥派一个，千真万确不知道他都干了什么。
专案组跑了几趟北京，没查出我有何问题，但不肯放过我，从第二个月起，让我整年在几个民兵监管下天天挖防空洞，星期天再加上工厂里十来个“422牛鬼蛇神（骨干分子）”一起干。对我的516审查关押，历时竟长达14个月。后来才知道，化902十人小组其他同学的审查半年就结束了，而广西山高皇帝远，迟群谢静宜早就把我忘了，才不管我的死活呢。荒唐的是：十四个月后，专案组才想起要到清华问问怎么搞下去，回来突然就放了我，叫我像以往那样正常上班。
516审查结束，却居然不给我作个否定结论！三个军代表不明不白写了句：“此人经516审查”，就塞入我的档案袋，像如来佛的五指山压住孙悟空，要镇个五百年。——被“516审查过”，就这样莫名其妙成了我“历史污点”，黑我一辈子。我真比窦娥还冤啊，我真的至死都不会明白这“516”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我在恢复自由重新到车间上班后，每次返广州探父母都极力去找单位联系欲调走。而那几年，一次又一次原本都说好可接收的单位，总是调档案去看后就退。终于有人告诉我，档案袋里有这么个东西：“经516审查”！
——这还只是办调动所碰到的阻力，以后几十年，还不断遇到“此人不能重用、提拔”的阻力。
我找南宁制药厂政工科论理，他们推托：“你的确被审查过。又没说你是516。现在军代表走了，我们无权拿出来。”
厂革委会主任于青槐，是原来在监狱管劳改犯转业来的军官，对所有职工都凶巴巴的，职工背后都叫他“土匪”。我血气方刚，敢当面顶撞他。这家伙很记仇，总拦阻着不让我调走，明知我身体弱小多病，还年复一年地尽让我干重体力的活：仓库搬运工啦，拉锅炉扒出来的热炉渣去填水塘啦，挖防空洞啦……累得我不到三年就胃出血四次，连在清华的岁月，我一生总共8次消化系统大出血（3个+号以上的）。
很多群众对我很同情，生活上给予各种帮助，劝我不要硬碰。
有个很同情我的工人，带我到几十公里外的武鸣县农村，介绍我认识一位40岁左右的奇人黄某。黄大哥热情地接待我，同意医治我的胃溃疡病，并只收了我很少礼物。他给我服用了三剂药（每剂不同），就真的神奇地把我的胃病彻底根治好了。时至今日，四十多年随便喝酒吃辣及以前不敢沾的食品如萝卜、榄角、酸菜，都再没半点复发。黄大哥是个农民，其实不会看病，必须拿医院确诊是消化系统溃疡的病历，大出血过的，他才给治，但保证治必痊愈，永不再犯。除此之外他并不会医治别的病。他的师父要他立誓不得外传，临终只传子。后来听说他没来得及传子就意外车祸，不知世间是否还有此绝世秘方？
他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否则我有那老胃病肯定挺不过不久接踵而来的严酷监狱生活，早就人命危浅呜呼哀哉了。
（二）
努力几年想尽办法调动都走不了。我的霉头越来越重，终致身陷囹圄。文革绞肉机要吞噬谁，连国家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都不能幸免，我小民一枚当然厄运难逃，唯无可奈何受碾压。所以我后来很佩服六四去国的万润南，那是自保唯一之路。
广西是文革重灾区，韦国清的土皇帝地位一直稳固，他对422派的打击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毒辣。什么揪出“反共救国团”，炸水库决堤坝淹死大量躲在地道的422群众，出动正规部队用坦克、重火器剿灭422武斗人员，不惜把南宁三十几条主要马路差不多轰平（我刚去南宁时看到的废墟景象有如电影《攻克柏林》大结局），地上到处血迹斑斑。广西不但多处发生将“地富反坏右、造反派”全家灭门的惨案，还要吃人肉、心、肝，生殖器泡酒喝……真是惨绝人寰！我亲自问过两名吃人者：“你有人性吗？不知道这是犯罪吗？”他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他们是阶级敌人，我吃他们何罪之有？你什么立场？”
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总有不少人死在沙滩上。
我在南宁已很注意对广西两大派的事情一概不表态，但由于清华的老团、老四以前到广西串连都一律明确支持422造反派，所以广西联指派和韦国清都十分痛恨清华大学出来的人，我躺着就能中枪。
1975年12月，北京“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至广西，厂政工科背后让职工揭发我的日常言论。被恐吓的个别年轻职工说我在跟他们喝酒时，他们谈到文革打倒许多将帅、高官的事，我讲了一句成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政工科马上成立专案组，上纲上线为“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诛杀开国功臣”，于是开大会宣布把我隔离审查，关在厕所旁的房间，蚊蝇多得差不多可以把人抬起来，民兵在外站岗日夜严密看管。
上次516审查只是要我交待与蒯大富干了什么，没搜我的东西；这次不同了，强行把全部物品仔细翻遍。不但拿走日记、笔记本、信件，还顺手牵羊把我全部邮票取走，没写清单。我从8岁跟别人开始学集邮，不但拥有1949年后的很齐全好品相的票子，而且拥有清朝邮票四五十张（不敢集国民党时期的邮票），其中“慈禧60大寿”和“宣统登基”两套是我最珍贵的新票——后来平反，这些价值不菲的邮票就通通没发还给我，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今天可是几百万以上的财富打了水漂啊。我现在重新收集1949年后的邮票，再也无法集齐全。
这下一“抄家”，我的日记里曾断断续续记有的对文革的一些“随想”便曝光了。
政工科整理成材料上报，而姓于的“土匪”与南宁市第三把手肖寒（他女婿颜景堂是广西联指派的头领）是同村人，更亲自直接把材料送肖寒家里。肖寒转呈广西土皇帝韦国清。这样，我被韦国清选中作为广西批邓的头号活靶子，写进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党委批邓文件往下发。1976年四月初，公检法对我正式逮捕，关押到南宁看守所。
我被戴上“邓小平在广西的代理人”这成吨重的帽子， 轮番拉到省市直属机关和工矿企业，挂大牌子并“坐喷气式飞机”批斗，人们高呼口号总是第一句“打倒邓小平”，第二句“打倒曾文龙”。
当时公检法合并，审讯过场的形式是这样的：公安两个人问“这些物品是不是你的？”就要我在笔录上画押，历时仅10分钟；然后检察员一个人来复核，更快，几分钟完事；审我的法官是个女的，也只有一个人，问话约半小时。这就是文革时期的司法程序。后来问其他犯人，他们说你这样快走过场是好事，没尝过稀奇古怪的刑具是很开恩的了。
我面对法官，不承认是“含沙射影攻击领袖诛杀开国功臣”，在我日记写有的东西我承认，但强调是个人思想，对文革有自己的疑问，从来没向外传播过。我在清华大学几年，连两派都没参加，自出娘胎更没有做过任何实际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以，根据宪法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公民权。
法官申斥道：“你吃了豹子胆！连毛主席都敢攻击？你不承认含沙射影？可我有人证物证，就能判你。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句顶我们一万句，他一个脑袋顶我们六亿个脑袋，难道你自以为比毛主席还聪明？敢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这就完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所以，你不能享有宪法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我说“这不符合逻辑，应先有宪法保护我的公民权，而不能先定罪再剥夺我的权利。”
法官说“少废话。告诉你，以你的罪行，我完全可以枪毙你！！！我还是认真了解过，你出身很好，社会关系也清楚，就手下留情只判你个十八年，好好改造吧。”
我说不服。她说“我们把你送去该去的地方，你一定会服的。审讯结束。”然后她按了一下铃，叫人把我押回看守所。
8月23日，召开了南宁市十几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我刑期18年。四大罪状：1，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诛杀开国功臣，为被打倒的走资派鸣冤叫屈；2，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3，丧心病狂攻击江青“想当武则天”；4，与邓小平一唱一和，攻击文艺界只有8个样板戏“一枝独秀。”
宣判后，两辆大卡车站满了军人手持冲锋枪，押着五花大绑的我，在南宁主要马路游街示众了一大圈。挂着沉重木牌子的铁线，把我的后脖勒出半个月还深深一道血痕。
我就如此从清华大学的最高学府，无端跌入苦难深重的囚牢，不禁泪如雨下……只能叹时也命也运也！
（三）
在游街示众的车上，闭目回忆起1963年，我以广州高考探花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状元是物九的唐孟希）。大一，我入学即被任命为化九五个班的“年级总学委”，亦曾壮志凌云，希望学成后能为国家的原子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注：化九、物九，是1963年入学、1969年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六年制】
我父母都是纺织工人，家族所有亲戚关系差不多都是产业工人，而且都从无出过政治问题。以共产党的阶级成分论讲，是所谓根正苗红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大一时，我还曾一度被辅导员们挑去听党课，列为年级第四号培养对象（王连生、段德智、葛汝明三人很主动，上学期即成预备党员）。
再回想到我的中学——广州实验学校，即南武中学，建校比清华大学还早，师资雄厚，学风严谨，我深得其益。那时文史哲数理化我都喜爱，唯从小孱弱不善体育。我由小学到高中，都是学生干部，如团支委，学生会宣传部长、学习部长等。
……总之，文革前我是老师们都寄以厚望的好学生，认为将是“政治、业务双肩挑”大有前途的好苗子。
广州在中国近代史是个风云激荡的地方，涌现过无数思想家、革命家敢为天下先，这熏陶了我喜欢分析、质疑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决定成败祸福。
文革前，我第一次捅的娄子是被叫去听党课，就碰上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导要绝对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不知天高地厚，讨论时大发议论说：马克思教导女儿要“怀疑一切”，清华学子如果只知盲从不敢突破怎么会有学术新发现？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新。党史也告诉我们曾有过几次重大路线斗争，说明领导不等于永远正确，毛主席就没有盲从，还叫我们“凡事要问个为什么，想想是否有道理”，这“做驯服工具”提法很不科学。——主持党课学习的年级辅导员吴福祥马上把我拉出室外，黑着脸叫我以后不要再来听党课了。——后来化九年级陆续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吴福祥却不再理我。(吴辅导员文革结束就跑到他原来最憎恨的美国去了，听说现在明尼苏达大学。)
我那时倒觉得入不入党无所谓，真的一辈子没再考虑加入这个要无条件服从的组织。我是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
第二天，我们化902的班主任曾宪舜找我了解情况。可能是同宗关系，比我大十来岁的曾老师一向对我很好。我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批评我，只笑着说“看来你是当学者的料，不是当官的料。”几十年来我视曾老师亦师亦友，每次出差北京都必返清华园见他。
我那时为什么对入党没兴趣呢，是由于我有了一个梦——大一上学期，我突发奇想，欲探究科技进步在中华民族兴旺过程的作用，去清华图书馆翻阅借书目录，发现只有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单专业的学科史、工艺史等方面的书，却没有一部全面综合阐明整个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的著作。我暗自兴奋，不知天高地厚，立志要搜集资料，写成一部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发展史。心想除学好核化学专业，我这辈子就要写出这部书。我那时认为只要内容翔实全面，观点基本正确，即使水平不逮，在这领域由我开创，就可扬名立万了。我开始抄录、做卡片，记录重要参考书刊的索引，构思写作框架，还每期必读图书馆摆出的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学习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我这时把我心中这个目标告诉了曾宪舜老师，但请他为我保密。我知道清华图书馆每个寒暑假都会雇一些学生打小工，搬书腾库、登记新书、贴借书袋、修补破旧等，还给点零花钱。我请曾老师介绍我去图书馆做假期小工，以便进里面找我要看的资料。曾老师一口答应，说正好我们工化系党总支书记腾藤的女儿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他领我去见了小腾老师。
这样，我连续三年寒暑假都没回广州老家，留在清华园为实现我的痴心梦想作准备。我在图书馆找到不少我要看的书，特别是发现北宋有个沈括，著有《梦溪笔谈》几十卷，把我国宋代前的科学技术发明已作了大量的搜集和整理，并且他自己有不少研究新发现，令我惊奇和钦佩不已！我知道以后要多读书多跑地方考证。
我那时想：我国的伟大发明岂止“四大发明”！何况指南针只对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立了功，火药更被西洋人利用把我国打得割地赔款，都算不得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荣的最伟大发明啊。反不如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和烹调技艺、中医和中药，以及文房四宝和活字印刷术等，对我们种族兴旺和文化传承更为重要。我们的祖先，连神秘的人体经络和穴位都能发现，圆周率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煤和石油都是我们古人率先使用……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但为什么中国涌现过诸子百家，却没有形成希腊那样成群的科学学派呢？为什么后来更整体科技掉队，远远落后于西方，如今只有追赶和模仿的份呢？是什么根本因素，阻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我认为研究科技发展史最重要是探索这个问题。自由思想，才是科技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文革来了，我们被迫全部停课，图书馆关门，我的梦嘎然中止。
到八十年代，已回到广州工作的我突然在新华书店发现英国学者李约瑟出版了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煌煌巨著，我犹如被人当头一棒。我草草翻阅了一下，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条件像人家那样做学问，前思后想彻底死心了。我回家把历年的笔记付之一炬。从此便没有了梦。业余集中精力去当星期六工程师，挣钱养家。
（四）
监狱，对于作奸犯科的刑事恶徒来说，或许是改恶从善的地方；但对犯思想罪的人来说，却无论古今中外俱适得其反，让受害者更勤思索更趋觉悟而已——因为真理从来都不是压服的。
我在看守所呆了四五个月，再押解到了广西第一监狱，即英山监狱。那里关的全部是刑期15年以上的男犯，有一万二三千个犯人左右。四面环山的盆地，十几米高的围城，上有电网和机枪，军人全天候严守。有两次发生犯人逃跑被打死，要我们端着饭盒排队一边吃一边看。犯人都是被开花弹打死，或内脏大翻开，或半片脑袋炸飞，狰狞恐怖。所以，别想逃跑。
犯人一进鬼门关，就得换上拼缝得极难看的防逃囚衣，原自有衣物焚毁，我后来平反都只有穿此囚衣一路在鄙视的目光下回到家。
犯人全月伙食费仅5元，包括定量45斤米的全部伙房开支。长年累月一天三顿只有盐水腌白菜或南瓜佐饭，食毕饭盒扔水池也飘不出半点油花。每月杀一次猪，人均一両开斋。逢春节国庆中秋加点冻肉厂拉来的积压内脏、小鱼，都吃得津津有味。平时能抓到昆虫挖到蚯蚓逮着老鼠，绝不浪费。我们整天都觉得饿。
另有2元入账本登记，每月都有一天由管教干部带两个已服刑多年的老犯人出去集中为各人购买牙膏肥皂、火柴香烟、纸笔信封等，不能买食物。半年可写一次家信，必须交管教干部先看和收发。
约五六十犯人编为一个中队，睡上下两排大统铺。早上6点吹号起床劳动，晚上10点关灯睡觉。每晚饭后开会，背诵《监规》并自查，然后众人批斗，互相监督互相揭发。每周一次轮流报罪状并认罪自批。每三人编成固定一组，不论何时何处三个人都必须一起行动，包括寒冬夜大小便，也得三个人一起跑出百把米外上厕所。一个政治犯要指定两个刑事罪人作“同伴”，理由是刑事犯只危害个体，政治犯却危害全社会。
初来乍到，要背熟二十几条“监规”，强调必须认罪伏法，好好改造。
我从一开始就只肯“伏法”，不肯“认罪”。第一次轮到我自报案情，我说：“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是准备为国家搞原子弹的。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两派都没参加，没干过任何坏事，我认为我只属于思想认识跟不上，不是犯罪。”——这下子，把所有人都听得眼睛瞪大了许多！这监狱从来没人敢不认罪。几个管教干部马上喝令我“闭嘴！”，然后让大家批判我。但没有发生殴打我的事情。
批判结束，我两个“同伴”警告我，等着关“单监”！
第二天一早，其他犯人列队去工作，单独留下我。有两个管教干部领我去监舍最偏远处，那里有一长排暗无天日的小笼子，每个笼子关有单个带着手铐和沉重脚镣的人，饭从小洞塞入，几个月没有放风没有洗澡，肮脏不堪形如鬼魅，很怵人。
管教干部问我：知道违反监规、不认罪伏法会怎样了吧？
我答：我不会触犯监规，但我不会认罪。
居然没锁我，把我带回其他犯人劳动的地方，叫那两个“同伴”看紧我，就没下文。大家都非常惊奇，说我够特别的。
过了两天，王副监狱长单独和我谈了次话，然后说他会去南宁法院了解情况再说。
大半个月后，他找我说：“法官向我交底，你的案子是韦国清亲自拍板定的，改不了；由于你不肯认罪，法院派人和我去了你家，要你父母签字，你父母也不签字，说你想为国家搞原子弹才考去清华，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我现在对你也同情，但我们是看牛的，法院叫杀谁就杀谁，叫放谁才能放谁。”他压低声音说：“北京上头有了新变化，江青几个叫四人帮的被抓了，你的案子或许有转机，说不定很快平反，或有特赦的一天。但我忠告你，未释放一天就老老实实遵守监规一天，不然没好结果。我明天让你转到技术室，与图纸打交道，既发挥你的专长，也不那么辛苦。”
一年等一年，我到平反出狱再没见过他。但我心里得到安慰，他是个有良知的人。
我每半年递一次《上诉》。四人帮垮台已三年，韦国清还一直坚持喊“广西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要是没有胡耀邦，文革无数的无辜犯人无论怎样申诉都只能沉冤不雪。中国的法律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监狱一万几千个犯人，除少数人派去种菜外，其他人分成很多工种，从浇铸到总装，生产一种六缸V型柴油发动机，每天都有十几卡车的成品运走。后来还自行设计增加生产一种重型卡车。技术室有七八个大学毕业的犯人，跟着一个刑满留场的老工程师，从设计、描图到编工艺等，负责全部的技术资料。我们离生产区远远的，平时管教干部一般不来监督，午饭后还可趴在制图板上睡半小时。
我的“同伴”说，“劳改了十几年，看见不认罪而不被关单监还优惠工作的只有你，再就是XX中队那个林泰，就你们两个人啦。”他们偷偷带我去“串监”，认识这位另一个大队的特殊人物。
林泰，就是电影《英雄虎胆》主角曾泰的原型，任柳州市刑警大队长，因“吹捧邓小平”，判15年关进来了。他更硬气，不但不肯认罪，而且任何劳动都拒绝干，在监舍里自由自在的。我从他那里听到了美丽的阿兰小姐与他真心相爱，帮他完成任务的故事。结局是林泰虽然成了周恩来授勋的“新中国十大侦察英雄”，而极左的顶头上司不但不让他们结婚，反而秘密把阿兰小姐枪毙了，阿兰小姐不是传说中的死于自杀。林泰从此神经变得有点不正常。
更令我感慨的是，1979年11月底我无罪释放时，比我还早一个月拿到平反判决书的林泰就是赖着不走，要求派飞机送他去北京见邓小平。他后来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监狱里三教九流、各路神仙和妖魔鬼怪，构成特殊的社会生态，令人大开眼界。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的人渣就不去说它啦。而因文革是造反派422各地的头目干将的被关不少，422总头头熊一军找到我，原来他的妻子是我在南宁制药厂的同班组工人。因用印有老毛头像语录的报纸擦了屁股的、失手跌碎伟人石膏像的、老毛死时只知买红布准备结婚或试剪囍字的，自己生日家宴被举报及不合时宜聚众吃狗肉“涉嫌庆祝”……如此这般入狱的，广西就达过千之众。技术室就有个大学生，下班回家看见笼里的鸡有点蔫就杀了吃，马上五花大绑，以“幸灾乐祸罪”判15年，妻子离婚。他神经兮兮了，每过不久就自言自语。……老毛离世，也要无辜累及华夏苍生多少家破人亡！这个世道正常吗？我估计后来英山监狱拨乱反正的案子会有一半人。
英山监狱里没有任何报纸杂志及广播，听不到任何外界信息，更不像老蒯坐牢那样不用劳动，每月吃45元伙食，还能看电视、学英文。广西监狱图书室唯一有的是马恩列斯毛的全套著作。我可能也是唯一耐心通读了这些书的犯人。我发现马恩每本书的扉页那句“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在中文全变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有玩味之处；我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立论根据是商品价值完全由劳动时间创造，而不考虑提供厂房、原材料、运输、管理等资本成本，是否正确？我发觉恩格斯晚年在修改马克思早年的主张，从巴黎公社的革命转向议会斗争夺取政权……；从列宁断言资本主义世界已到垂死挣扎阶段，为何几十年东风还压不倒西风？中国历朝历代肇始，统治者都安抚百姓，休养生息，为何老毛要“不断革命”，一批批地将自己人陆续地打成敌人，推向对立面？……我想，出狱后要多看近代历史资料，研究两个世纪以来深深影响全人类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能白坐这个牢，我要做个明白人。
我在监狱里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录。
某天，我小腹剧痛非常，完全不像过去的胃疼。便向管教干部报告。在我的“同伴”陪同下，到监狱医务室看病。
那个医务室只有10平方米面积，只有一个中年犯人吴医生，也只备有简单的治疗感冒、拉痢等小病的药。
吴医生一检查，即诊断我是急性阑尾炎，马上要开刀。他让我等着，自己去监狱外领取手术器械：一把手术刀、一把手术钳，缝针和羊肠线，碘酒和酒精、纱布和药棉，还有一小包止痛药片。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就在这个没有消毒的房间，没有麻醉药，没有助手，吴医生给我做了约一小时的手术。没有麻醉药，他就用纱布包裹着短木棍让我咬紧不松口（防止因痛咬断舌头），又用布绳子把我捆在窄窄的病床（防止因痛手乱动）。他安慰我说，他原来是有名的外科主任，做过无数盲肠手术，叫我放心。条件如此，必须病人配合。
我在体验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滋味下，吴医生的确麻利，落刀准，很快地取出我已变黑的盲肠，让我看了，说再耽误你就会腹腔炎感染死亡。他很快缝好伤口，给我服了止痛药。手术很棒，愈合后只留下浅浅1.5公分长的疤痕。
我问他：怎么进来的？他说“有次碰到一个女病人非常漂亮，实在忍不住，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忍不住笑起来。他马上制止我：“缝线有限，你把伤口笑得崩开，我没法救你”。我又从鬼门关脱险。
我像永远记得那个治好胃病的农民一样，也不时记起这个治好我盲肠炎的大夫。很感谢他们，我生命里的恩人。
（五）
失去四年自由，我终于重见天日。
那时，户口、粮食关系和档案，把每个人管得死死的。我不得不回南宁制药厂上班。判刑时全市声势浩大，平反时悄然无声。
中央有文件要给我这样的文革冤假错案补发工资，应拿回两千五左右。厂政工科说，这几年你不在我们工厂上班，你问法院要；法院说，广西穷没这笔钱开支，你向中央要。还居然威胁我：“还要工资？邓小平再下台再抓你”。
讨薪无果，我气得给邓小平写了信，当时没复印机，我去照相馆把平反判决书拍成照片附在信里寄去北京。
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了信，让广西新掌门人韦纯束处理，于是我去找了韦纯束，见了一面。这一闹，才拿到我应得的工资。
我向韦纯束提出第二个要求：调动工作回广州。法院说的“邓小平再下台再抓你”是我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他说他很忙，以后再办。我再求见韦纯束均被挡在门外。
又过去一年，我心急如焚。
我仍是单身汉一个，有大把空闲时间，我发现南宁有几十个清华校友，于是心生一计：广西当局不是忌惮清华两派都支持422吗？我干脆把清华人都串连起来成立个校友会，也许……我怀着不纯动机花了许多时间真的把广西校友串连起来了，一打出名册，达150多人，最老是1933年毕业的广西大学尹教授。我写了封信给韦纯束，送到区政府传达室，告知我要召开清华大学广西校友会成立大会的时间地点，附名册一份。结果，第二天我外出，下午才回到厂宿舍，门卫说广西政府办公厅主任在我宿舍门口等了足足五个钟头了！他要我取消成立清华校友会，我拒绝了。他说你明天来区政府，韦主席要见你。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韦纯束。他说：“你不是想调动回广州工作吗，我与广东省省长梁灵光有交情，可以帮你解决。你取消校友会好吗？”我说“过两天就开会，全体清华校友都通知了，校友会是清华人互相联络感情的组织而已，要取消没理由，我只能不发言，交给别人发言。反正我能回广州，你就不用担心我利用这个校友会让你不放心。” 韦主席点点头，吩咐办公厅主任打电话叫南宁市组织部长过来，同时当面写信给梁灵光，还读给我听。然后交给蓝部长让他买机票即去广州办理。
终于，在两个省长帮助下我回到广州。梁省长经广东省医药管理局田局长把我安排到广东省制药工业公司，干到退休。
我高兴得昏了头，竟忘记要求韦纯束把我的档案袋清理干净。
“经516审查”这句话威力很大，后来制药公司和管理局考察干部时，曾派丰子义主任去南宁去清华调查，也找不到我有什么问题，弄不明白为何留下这句不明不白的“污点”。丰主任告诉我，“你出身很好，能力也强，但不敢用你。我知道你很冤，没办法。要不你申请入党，我愿意做你介绍人。也许你入了党能改善一下政治状况。”我拒绝了，我无端被弄得这么惨，什么党派都不想参加。
我39岁才调回广州，急急忙忙开始恋爱，闪婚，40岁有了个儿子。这把年纪了，考研失机，出国无望，庸庸碌碌仅为稻粱谋。在家我是长子，父母对我期望最大，我在整个七十年代的离奇遭遇让他们十分担惊受怕，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我亦唯有加倍尽孝。
我刚调回广州时身体颇虚弱，听从养蜂的堂兄劝告，坚持每天服用蜂王浆，坚持体育锻炼、注意保健养生，慢慢地强壮起来了。近35年来除补过牙，再没看过什么病，隔年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算是大难不死之后福吧。我至今还在工作，按蒋南翔校长和马约翰教授的要求，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了。
（六）
我在清华文革期间是个逍遥派，老团的头头认识一些，因为他们常常到我班宿舍，而老四头头则全部不认识。我回广州工作后，可能有些校友把的我不幸经历传开了，两派的干将纷纷与我结交。如汲鹏、唐伟、周泉缨……，还有著名的广东造反派武传斌，蒯的好友北航韩爱晶，都与我吃过多次饭。唐伟还带我去深圳大学看望了罗征启学长，时隔六四风波不久。
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从清华毕业的老团老四的派性还对立严重，互相攻击。周泉缨就是例子，曾发誓不与蒯见面。
适逢一个机会，让我为两派和解作出了一点贡献。
那时，汲鹏任康华公司南方分公司老总，他知道我与广东省四百多家制药厂熟识，要我找一家大型制药厂合作生产天然食用色素（清华大学化学教研组研究的课题），出口日本。我给汲鹏办好了。刚好刑满重新回宁夏青铜峡铝厂上班的蒯大富，由我一个也在该铝厂工作的中学同学（人大毕业）彭某联系上我，给我来信说，他与罗晓波一见钟情，认识24小时即决定结婚，打算旅行一趟要经过广州。我灵机一动，找汲鹏商量：“现在清华派性严重，你有责任也有能力为两派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作出表率。你拿钱出来给老蒯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请广州的清华两派都参加好吗？”汲鹏果然爽快，立即同意出资5000元（当时我月薪61.5元），要我实际操办。我先找到广州校友会秘书长列曾彪，让他请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校友当主婚人，我和列做证婚人。再请来清华老五届的两派同学，在豪华的花园酒店为蒯罗举办了热热闹闹的婚礼，连喝两天喜酒，最后一顿是到著名的蛇餐馆吃蛇，把5000元全花光。汲鹏因此事被邓朴方狠骂并处分，我很过意不去。
这样一来，广州的清华两派群众迅速消除了派性。后来我还成功把蒯与唐伟，周泉缨都拉在一起吃饭，很融洽。
蒯大富和我私交是不错的。但我俩在三观方面却是对立的。他至今仍然忘不了那得宠的“光辉岁月”，不知他是真顽固，还是“不得不毛左”？我和老蒯，和周泉缨都争论不少。看来，文革两派的派性可消除，但国民的价值观对立就难以统一了。
我对祖国未来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好多年前我在化九同学聚会时就打比喻: 黄河九曲十三湾，总的大方向是向东，从兰州附近入河套地区或曾流向北（以俄为师），但出潼关后又要往东奔腾的。后来看到杨继绳学长也说过相似的话。我非英雄，但所见略同.
我在化九群说：对历史，你走得太近看，它差不多是直线；你离远看，它其实是上升的大螺旋。
（编者注：作者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63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