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报载中国最杰出的外交家顾维钧先生的遗孀严幼韵女士在纽约家中去世，享年112岁。我想起15年前曾写过一篇关于顾维钧先生的文章，现再发如下，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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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的电影业受到电视连续剧和进口影片的夹击，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严肃主题的电影更是举步维艰、寥若晨星。然而，三年前推出的影片〈我的一九一九〉，却获得了普遍的好评。这是50年来，中国大陆推出的首部、也是唯一一部描述国际重大历史事件的影片，叙述了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在1919年的一段经历。影片由著名演员陈道明担纲，饰演主角顾维钧。
1919年，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举行。在几个大国的操纵下，和会竟决定把德国在华的一切利益转交给日本，战胜国中国竟和战败国德国一样受到惩罚。年仅31岁的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就山东问题在和会上发言，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后来，在代表团内部意见严重分歧、面临解体的情况下，顾维钧以民族大义为重，独力支撑代表团运作。他不卑不亢，顶住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巨大压力，毅然决然拒签和约。顾维钧以凛然的民族气节，维护了国家尊严，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
顾维钧先生在巴黎和会期间艰苦卓绝的奋斗，通过陈道明的出色表演，生动真实地还原于观众面前，紧紧抓住了每个观众的心，陈道明也因此获得了2000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奖。我是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观看这部影片的。记得在影片的结尾，银幕上出现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话：顾维钧拒绝签署巴黎和约，象征着现代中国第一次挺起胸膛，在列强面前说出了“不”！影片结束，经过短暂的静默，在场的数百位中国留学生爆发出长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向顾维钧这位杰出爱国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看了这部电影，我生发出更多地了解顾维钧先生事迹的愿望。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找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献。顾维钧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他从民国元年（1912年）进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起，为中国外交事业服务了半个世纪。他担任过中国驻美、英、法等大国的使节及派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代表，也担任过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和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还出席过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讨论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和旧金山会议，参与创建联合国。在20世纪的中国，象顾维钧这样，在外交界服务时间如此之长、担任的外交职位如此之重要、经历过的重大外交事件如此之多，是绝无仅有的。因此，顾维钧先生在海峡两岸都受到高度尊敬，台湾对他的推崇自不待言，连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在1972年特地托人看望顾维钧，说他“很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在了解顾维钧先生事迹的同时，我也了解到，顾维钧先生早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从而打下了服务中国的基础。可以说，顾维钧之所以能以非凡的才智为20世纪的中国外交作出了独特贡献，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的教育和训练有极大的关系。
1904年，年仅16岁的顾维钧乘船越过太平洋，来到美国。他先花了一年时间学习英语，然后于1905年9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他之所以选择哥大，是因为哥大的国际政治和法学非常有名。他认为学习外交和国际法，可以为改变中国与列强打交道时总是失败的状况出一份力。
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区曼哈顿的西北部，是长青藤名校之一。20世纪初，种族歧视在美国还很盛行，哥大却能以友善的态度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包括顾维钧等许多中国留学生。
在校期间，顾维钧就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生，在学习上极有天赋。1908年，顾维钧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完成了学士课程；1909年，他获得硕士学位；1912年又获得博士学位，年仅24岁。这样，顾维钧用了不到7年时间，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学位，而在哥大，光读一个博士学位，通常就要花5至7年时间。许多年后，当他的儿子也进哥大读书时，校方还称赞顾维钧是该校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
顾维钧的博士论文，最初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后来改定为〈外人在华地位〉。在这篇论文里，顾维钧着重剖析了近代以来外国在华所获取的权利、治外法权和租界，显示出他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主权的丧失。研究这个专题，为他日后的外交活动，特别是巴黎和会期间与列强的折冲樽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专业学习之外，顾维钧在校园里十分活跃，显示出他多方面的过人才干。他担任过哥大校报〈旁观者〉报的编辑，一个外国留学生能担任这样的工作，在哥大十分罕见。他还是哥大辩论队的成员，并且是其中唯一的外国学生。1909年，他代表哥大出战同属长青藤名校的康乃尔大学，嬴得了胜利。在学期间，他还应邀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的家宴，两人就政治和哲学有过深入的交谈，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顾维钧出任中国驻美公使，威尔逊当选为美国总统。源于多年前的那次家宴，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初，中国留美学生逐渐增多，政治上也日益觉醒。顾维钧身在美国，始终忧国忧民，不忘寻求革新救国的道路。他积极参与组织了美国东部地区的中国留学生联合会，当选为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此外，他还出任全美中国留学生刊物〈中国学生月刊〉的主编。
在哥大期间，顾维钧曾经同孙中山先生有过一段交往。1909年秋天，经过一位也在哥大读书的中国学生介绍，他与正在纽约的孙中山先生见了面。他后来回忆道：“那时我正在哥大读政治学，住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的一幢学生宿舍里。除了卧房外，我还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内有书橱数件，满藏中西文书籍。我记得孙先生一进来后，对书非常注意，对我的中国书外国书，四面八方看得很有兴趣。到了晚上七点多，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我就请孙先生和我这位江同学到125街去吃中国饭。饭后他想回到我那里去谈谈，就一同再到我的宿舍去，一谈就谈到十二点半的样子，他的兴致一直很好。他一共耽搁了三天，另一位在哥大研究矿物学的郑先生，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和前天一样吃过晚饭后再作长谈，非常尽兴。第三天他就走了。我觉得他的确是青年的领袖，他虽然岁数比我们大 ¾¾ 那时他已有四十多岁了！可是他的见地，他的热忱，都是和我们青年一样的。”
这段记载虽然简略，但从顾维钧说的“他的见地，他的热忱，都是和我们青年一样的”，足见两代爱国者的心是相通的。而从连续两夜的尽兴长谈，也足见孙中山先生对青年顾维钧的影响之深。如今，当我漫步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望着两侧楼龄在百年以上的哥大学生宿舍，就会不由得任思绪随意驰骋：顾维钧当年住在哪一幢学生宿舍里？它可曾记得近百年前，顾维钧陪着孙中山先生去125街中国餐馆吃饭的情景？而从这些古色古香的学生宿舍里，曾经走出过多少中国留学生？这些问题很可能是无解的，然而我们是可以欣慰的：从顾维钧先生等前辈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成长为现代中国的栋梁之才。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顾维钧深受民主思想的熏陶，对祖国有了更深的认识。哥大的各个俱乐部都邀请他作有关中国历史、现实形势和前途的演讲，并且回答提问。一个美国人曾问顾维钧：中国留学生来美国后对祖国的态度有何变化？他这样回答道：“我注意到，每一个中国学生在旅居国外一年后，他对中国的态度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但总是向好的方面变化。通过比较和对照，他开始拋弃原先的傲慢与偏见，而更真实地观察中国。在痛苦绝望之际，他常常会放纵自己的情感，在他较为持重的同胞面前毫无约束地对处于困境中的祖国作出评判，还可能激烈地指责中国的许多事情。但是，他心中对中国的爱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同胞，而经过深思熟虑后，他总能对中国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并因而激发他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积极地投身于服务祖国的事业中去。”
100年前的中国留学生面对着巨大的困惑：对中国的挚爱，是否意味着必须苟同数千年的传统观念？是否意味着不能对执政者加以批评？而批评执政者是否就等于“卖国”？对此，顾维钧说：“在西方所受的教育，使他比那些没有机会出国学习的同胞对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出于自信，面对民众喝采赞同的狂潮他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能被蛊惑民心的政客斥责为‘带有偏见’或‘卖国’。但是毫无疑问，他对祖国的爱与他的同胞一样地真诚，只是更为审慎和不那么狂躁。”
100年后重读他的自白，我们仍然为顾维钧对祖国的赤子之诚而深深感动。这段情真意切的文字，仿佛就是在今天写就的，这又使人不能不慨叹，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何其漫长悠远。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顾维钧等中国留学生因批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被指责为“卖国”；顾维钧尚未从哥大毕业，顽固坚持专制制度的清政府就已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覆亡。顾维钧则以一生的光辉业绩，当之无愧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1892年，法国伟大的生物学家巴斯德（时年70岁）对青年学生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论你从事何种专业，都不要被非难和无聊的怀疑所动摇，也不要让自己因国家所经历的一时忧患而沮丧。当生活于实验室和图书馆的宁静之中，你们首先要问问自己：我为自己的学习做了些什么？而当你们向前前进的时候，再问问自己：我为自己的祖国做了些什么？直到有一天，你们可以因自己已经用某种方式对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做出了贡献而感到巨大的幸福。”顾维钧在哥大的留学生活及毕生的奉献，正是实践巴斯德这段教诲的最好范例，以致于他在晚年能问心无愧地说：“我对国家和社会都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已经很满足了。”在崇尚金钱至上、追求急功近利的的今天，重温巴斯德的教诲和顾维钧的榜样，会给我们后辈学人以有益的启迪：“当生活于实验室和图书馆的宁静之中”，我们应当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
1967年，时年79岁的顾维钧结束了公职退休，定居于他曾度过七年留学生活的纽约。他住在公园大道，生活得很有规律，每天上午九时许起床，一面早餐一面阅读〈纽约时报〉和中文〈世界日报〉。下午，他柱着拐杖去中央公园散步。他还喜欢游泳，直到九十多岁，还能站在跳板上跳水。
即使在退休后，顾维钧也没有闲着。从1960年初起，他接受母校的邀请，参加口述历史计划。当时，哥大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韦慕庭教授主持一项中国口述历史计划，除了顾维钧，还包括孔祥熙、陈立夫、胡适、李宗仁等名人。顾维钧的口述回忆录历经17年努力，先后有四位博士（包括了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和七位助手参与，花费了25万美元，至1976年方才完成。他的口述录音时间总计500小时，英文稿11,000页，如此规模的个人回忆录在中国实属前所未有。
1976年，顾维钧将回忆录的英文原稿赠送给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保存在哥大手稿与珍本图书馆内。对此，哥大校长麦基高度评价道：“顾维钧博士的回忆录的重要，不仅在于有极详细的记述与评论，而且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为他在政治、外交和国际公法方面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是哥大杰出的老校友。”在捐赠仪式上，时年88岁的顾维钧诙谐地说道：“我唯一的遗憾是我的自传太长，约11,000页！但是我却有一个借口，如果这借口是有点合理的话，就是我服务公职太早，超过了半个世纪。”顾维钧的这段话，不禁使我想起不久前去世的英国皇太后（享年101岁）毕生恪守的格言：“Duty is the rent you pay for your life（责任是缴付一生的租金）”顾维钧的一生，正是这句格言的最佳写照。
顾维钧的回忆录以英文完成，这对他不能不是一个遗憾。他在回忆录的附言中写道：“由于我毕生致力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如果我的回忆录能被译成中文，我将不胜欣慰和感激。”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努力下，〈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一分册（共十三分册）问世。当顾维钧在纽约家中打开新书时，感到十分欣慰。他希望自己的回忆录能为读者“提供一面反映过去的镜子”，使他们知道“今天的历史来源于昨天。”
顾维钧离我们并不远。1985年11月14日晚上，他象往常一样在临睡之前进浴室洗澡，洗完澡就倒了下来，享年97岁。几小时前，他刚刚写完一生最后一篇日记。这天的日记短到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顾维钧逝世后，海峡两岸一致高度评价他的业绩；而能得到海峡两岸一致高度评价的当代历史人物实在极为罕见。
顾维钧在中国现代史上树立了一座坚实而凝重的丰碑。终其一生，他情系中国，也情系母校哥大。当年，顾维钧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为荣；今天，哥伦比亚大学为有顾维钧这样出类拔萃的校友为荣。作为哥大中国学者的一员，笔者谨具此文，深切缅怀哥伦比亚大学这位杰出的中国留学生先辈。
2002年9月29日北美「世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