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的童年（1）
我出生的时候，排行在我前面的已经有我的大哥-小康（乳名）和两个姐姐-携康（乳名）和芸姐（乳名），我排行老四。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在上海多年，我家在翻造了三间普通瓦房后，又在宅基东头上连着新建了一间瓦房，又增加了二十多亩地，我家已经过上了农村的小康生活。
我因从小没有母乳身体瘦弱，且患有严重哮喘。发作时常常两只眼睛睁的大大的气喘的上气不接下气，随时有夭折的危险。母亲寸步不离的照看着我，几乎不能做其他事。后来在照看我时发现，我几乎不能吃一点点的盐，否则哮喘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于是母亲试用绵白糖拌白米粥来喂我，我哮喘的症状和次数都明显好了许多。我到了三四岁时，母亲让我的两个姐姐来照看我。她可以抽出身来做其他重要的事，
两个分别比我大六岁和十一岁的姐姐原本一直在母亲的监督之下，由她和祖母教她们学习纺纱、织布和针线等比较重复、枯燥、乏味的活。一下子让她们来看照我，她们如获解禁般的轻松，欣然同意来照看我。但是母亲并非就简单的让她们守着我，而是有严格的要求的。譬如，不能随意离开我，并一定要哄我开心。如听到我因不快或不舒服而引发的哭喊声，母亲则会来试问她们；若发现我的哮喘发作时，必须马上来报告母亲等。否则不再让她们来看照我。母亲利用她们喜欢带弟弟的这种心理，向她们提出了上述的要求。
从此两个姐姐总是寸步不离的守着我，并想尽办法哄我开心，她们把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小人书拿来做翻书的游戏，就是我们三人每人翻书一次，看谁翻到的那页面上的人数最多，谁就胜利。这个游戏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和兴趣。而且我的赢面总是比她们大。或许她们为了让我高兴，故意为我多数几个。但总有玩腻了的时候，她们也想不出新的花样来取悦我，于是她们挖空心思编造了一些故事，譬如一个孩子的故事，一只狗的故事等。不过，只有一只狗的故事使我听的最认真，也最感动我。故事的大概内容我还记得，有一个老人养着一条狗，他们俩相依为命已经十来年了，尽管老人家里贫穷，但狗狗总是不离不弃。狗狗似乎知道老人生活上自顾不暇，它常常自己去外面觅食，一次它偷吃了一家人家的猫食，被那家的主人用棍棒挨了一棍，它的腿被打折了。回到家里老人见了，抱着它痛哭了一场，对着狗狗说：“你以后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觅食了，在家里有我一口总有你的一口。” 狗狗似乎很通人心，果然它再也不出觅食了，但它拒绝老人给它的食，而愿意食老人的屎。所以后来农村里的狗狗都能食人屎长大、生存。虽然故事可能是虚构、编造的，但我听完这个故事，我哭了。并且一直很爱狗狗。
两个姐姐为了照看我也受了不少委屈，她们整天守着我也会有感到无趣的一天。我随着渐渐的长大，似乎也开始有点人情味了。我也想去邻居家看看自己的发小，当然也是她们的发小。我便提议：“我们能否一起去外面邻居家玩？”她们听了表示很积极支持，她们知道只要我喜欢的事，母亲总是会同意的。大姐姐毕竟快成人了，马上跑去母亲那里，干脆一股脑的把此事全推在我的身上，并装的很无奈的样子说：“弟弟吵着一定要到邻居家黄家去玩，我们使劲的劝他，以后再去，他就是吵着要去。怎么办？”母亲听了大姐姐的报告以后，不但没有讲我的半点不是，反而责怪了大姐姐几句：“他现在哮喘已经好多了，他整天呆在家里，肯定觉得有些腻烦了，你就说试问一下母亲，或许母亲会同意的，这样他就不会不开心、吵了。你去跟他讲，我同意你们去了，但你们俩不能太贪玩而不好好照看他。”大姐姐下了保证似的对母亲说：“这你放心，我们会按你的吩咐去照顾好他的。他若累了，马上带他回来。” 母亲正如大姐姐说的那样，总是处处依着我的。一则，母亲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二则，我从小身体一直很瘦弱，哮喘发作时的情景使想起了就害怕。她只希望我能太太平平的，就阿弥徒佛了。
大姐姐这一招还真灵，母亲同意了。但她在我们临走前还是万般叮嘱说：“要带好弟弟，他若累了，马上带他回来。”那个时候我哮喘的发病率已经很低，但就是还不太有力气。母亲担心我会玩累了。
邻居黄家与我家只是一沟相隔，从我家到他家得从我家的院子出去，通过一条一米多宽的小路，向南约三十米的地方便是我们村子里的一条约三米宽的一条大路，然后通过他家的一条与我家相同的小路走到他家。他家也有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他们还想要2-3个男孩子。他家的隔壁还住着他们的祖父母和一个患有痴呆的叔叔。我的两个姐姐与他家的三个女孩年龄相仿，她们很合得来，一见面就玩上了。那个男比我还小些，与我还玩不到一起去，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着她们玩。
姐姐和她们最喜欢玩的就是踢毽子游戏。她们都踢的很好，可以一下子踢上二十几个甚至更多。她们做的游戏是，比赛谁先累积起来踢到100个。她们都各有胜负，没有一个是常胜将军。这样的比赛显得比较激烈，激烈也牵动了我的心，我不停的跟着她们一起数数，为踢100个而奋斗。此时，我忽然心想，幸亏母亲提前教会了我数数，否则我跟着她们玩这个游戏会觉得很无趣的。因为在我们老家像我这个年龄会熟练数数的不多。现在我也体验到了它的乐趣，怪不得姐姐和她们那么喜欢玩它。
就在我这个年龄，母亲突然意识到应该让我学一点以后上学的知识，从现在来讲，一个文盲能够想到这一点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并且她自己试着做了。她开始利用每晚睡前时间，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教我数数，让我用铅笔在废纸的空白处练习写阿拉伯字；识她认识的字，譬如火柴盒上的“上海”两字，陆家的陆字，李家的李字，还有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等等。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对阿拉伯数字从1—100已经倒背如流，她还教我背乘法口诀，教我做两位数以内的加减法；还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等。譬如·：为人处世要诚实，尊敬长辈，与同学友好相处，气量要大等。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我的哮喘病比以前好了许多，只有在不注意时偶然还会发生。但母亲认为儿子读书的事更为重要，于是让祖父写信与父亲商量，决定让我去上海读书。当时，上海正处在解放前夕，父亲原来的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已经关闭，父亲已经调往该学校的分校-上海两江中小学校总务科工作。这所学校有些独特，只有一幢正方形的五层楼楼房，每层有四只教室，设位的班级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到高中三年级。多余的教室便是教师的教研室和部分教师的宿舍。因为我父亲是该学校的员工，或者看我年龄比二三年级的学生还大，让我跳过幼稚园直接上了一年级。
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任让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起先我还感到有点委屈，何故让我坐在最后的角落里？怀疑是否对我们乡下人有歧视？后来发现班级里的同学无论从个儿和年龄都比我小，估计他们至少小我两三岁。我才觉得自己误解了班主任老师。随之在我的心里产生了自卑感，觉得自己比他们大2-3岁才读小学一年级。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班级里又来了一个大的同学，与我坐在同一张课桌上，我的内心似乎稍微平衡了一些，觉得有了一个伴 。他叫张茂荣，比我大几个月，他家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老虎灶隔壁过街楼下面的裁缝店里，从他的口音是苏北人，他大概刚刚从乡下出来，对于老师和同学讲的上海话几乎一点也听不懂。大约上学了一个多月突然不来了，失去了一个同命相连的同学，似乎有些失落。我还特地去过他家，他家在过街楼的楼下一侧用木板搭成的了一间两米宽x三米长的小屋，白天去了木板床上的被褥，木板床便成了裁缝铺子。我只是从一扇半开着的小门往里看了一下，他的父亲正在专心致志的缝制着衣服，在巴掌大的屋里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估计他已经回老家去了。
我们的班主任是位教音乐的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她叫薛映梅。她对我们学生的态度很和善，从来没有见她训斥过任何一个同学，哪怕对那些不遵守纪律的同学。总是以说服教育为主。有人说她已婚多年，但还没有孩子，所以她非常喜欢孩子，往往她把自己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显得特别的慈祥。
可能她对音乐艺术的爱好，她能歌善舞，有时在下午放学以后，与一位体育男老师在底楼的大厅里在留声机放出的优美乐曲的旋律下翩翩起舞，总有一些老师和学生留下了围观，我当时与父亲住在学校顶楼的一间小房间里，使我也常常挤在人群里观看。他们跳的那么的欢快，舞姿那么的优美。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的美好。
由于我母亲对我学前的启蒙教育，使我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所有课程的期中和期末考试，并且获得了全“优”。班主任在我的成绩报告单的评定栏中写道：“成绩优异，遵守纪律，品学兼优。”这是我求学后首次得到老师的褒奖，使我记忆犹新。
薛老师常常在下午放学以后，看到我总是把我叫到幼稚班的钢琴边，要我陪伴她边弹钢琴边唱歌。尽管我没有一点音乐的天赋，但我总是很顺从她，装的很喜欢她的弹、唱。她时而停下来问我：“好听吗？”我总是高兴地点头说：“好听！”她高兴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感到一股慈母般的温暖。
在这一年里，父亲根据一个德国医生的推荐，在药房里为我购买一瓶治疗哮喘的口服液—白松糖浆。想不到我服用了一个月后，觉得自己气短的情形好了许多，并且渐渐的有力气了，两个月以后，气短的症状消失了，哮喘彻底的痊愈了。可以与一般的儿童一样奔跑了，我终于成了一个顽童。
当时学校的隔壁正好是个公共体育场，虽然设施比较简陋，只是一块类似于体育场大小的空地，在平整的地上铺了一层细碎煤屑，后来改称谓“沪南体育场”。我与几个爱玩的同学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不是相互追逐游戏，就是踢小洋皮球，因为相对我比他们身材高大，所以每次踢球，守门员非我莫属。有时天热衣服穿的少，守门员常常有扑球的动作，我的膝盖常常被煤屑擦破，有时还会出血。还好一般到了结束时我的伤口基本上已经结钙了，常常可以躲过我父亲的耳目。
但我的衣服和鞋子的损坏是绝对逃不过他的眼睛的。其实我父亲倒并不在于这些，而是他每天要为我们洗一大堆的衣服，对于一个大男人是非常头大的事。因为当时我老家的一个堂兄李岗也从老家来上海读初中，他虽然比我大几岁，但他被家里宠的也什么都不会干，来了以后，课余时间基本上一直在小人书摊上度过的，有时到了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让我去叫他，因为我知道在小人书摊上正能找到他。他一切的日常生活都要我父亲照顾，但这是自己堂兄弟的儿子总得客气的，不能有半点怨言。即使有点怨气也只能出在我的身上。
父亲还要学校的工作，越来越顽皮的我使父亲不堪重负，在我读完小学二年级课程后，让母亲来上海把我重新带回了老家。我当时毕竟还小，根本不懂得以后的前程，反而觉得在母亲身边更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