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完大四时，基本上读完了大学所有的课程。正要进入毕业设计阶段，我们被卷入了全国性的“四清”运动。离开学校去上海郊区的闵行参加上海市机电一局的“四清”运动。
我们在那里集训了一个月以后，以“四清”工作队的身份被分配在上海石棉厂搞“四清”运动。当时的“四清”工作队队长是上海汽轮机厂的生产科科长陆成明同志（当时都这么称呼），副队长是上海重型机器厂丁耀祖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认为我的字写的比较工整，又有点文采，于是让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在科室搞四清运动，还兼职为工作队整理一些资料。
这个厂是由原来的许多个与石棉制品相关的小工厂、作坊合并而成为了一个公私合营的企业。所以全厂的资本家，小业主共有十几个之多，他们分别担任着厂的技术，生产，财务等工作（当然还有党派来的和其他人员），也有几个没有太多文化的，又无其他特长的小业主，从事着货物进出的搬运工作。
在这运动期间，又把这些资本家，小业主组成一个小组。我至今还搞不清楚当时领导凭什么派我去负责这个组的四清工作？也许是我的家庭成分？还是我平时的表现？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也只是团结的对象，班级里贫下中农的有的是，若要进一步查我的社会关系，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当时被扫地出门的地主，还有两个舅舅算是上海不大不小的资本家。至于我的表现，一直被政治指导员和班级干部认为我是个有着小资思想的自由散漫的不太要求进步的学生。一度使我很困惑，没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反而感到有些屈从接受了这个“重任”。
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与领导之间相处的很融洽，配合也很默契。平时我们都以老陆，老丁称呼他们，只有在召开全厂大会的时候才称他们队长，副队长。发现他们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严肃、思想激进。他们主张实事求是；一切重在调查研究、重在证据，不轻易下结论。我根据着他们的指示，对那几个所谓有问题的资本家进行了一些内查外调。使我有机会接触了一些社会调查工作，增长了我许多的社会实践经验和知识。
我曾数次去市公安局查阅了他们的个人档案资料，查阅时意外地发现，嫌疑人的名字重名叠姓的很多很多，倘若你的年龄，籍贯与某嫌疑人相同，那么你就有可能自己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却被单位里列为内部控制对象。一辈子别想获得提升或重用，弄不好每逢运动来时会莫名其妙地搞你一下。看了以后我真有点后怕。当时我就萌生起了有机更改自己名字的念头，只是当时还没有想好，时机也还没有来到。
我几乎看遍了这些人的所有档案资料，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没有当上几天资本家或小业主，上海就解放了，他们大多数不是祖传的企业，而是通过自己艰苦奋斗才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工厂或作坊。他们没有过上几天安逸、舒适的生活就被公私合营了。后来还成了历次运动中的对象。在他们的思想上有些抵触情绪，私下里还会发些牢骚是有的，但总体来说都属于守法的。从他们的历史来看，也比较简单，有的从学徒开始，一直从事本行工作，有的也从事过其他行业的工作，后来才从事现行的工作。
只有极个别的算是历史所谓比较复杂的。譬如技术科的盛钟涛声先生（现在我可以这样的称呼他），当时他四十开外，长的一表人才，谈吐举止优雅，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正值日本侵略我国，他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并参加了国军。后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空军少校翻译官，曾为美国飞虎队飞行大队当过翻译。在他所叙述的材料中也详细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但是，当时凡是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都被视为有历史问题。而且，中共在宣传中总是只有共产党是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的。使他一直背负着这一历史问题的包袱，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看了他所写的这段历史事实，又看了一些还原历史真相的文章，我认为他当时出于爱国热情加入了抗日革命军，正是当时爱国青年的一种壮举，正是他一段光荣的历史。
抗战胜利以后，他回到了上海，他父亲的企业正处在恢复发展时期，但随之而来的内战已经开始，受到内战战火的影响，他们一家迁至香港定居，他父亲独自留在上海经营企业。上海解放了，他独自来上海接替了父亲在上海的产业，做了资本家。从此厄运一直缠绕着他，使他一直处在担惊受怕、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的境地。
在我与他接触不到几个月时间里，从他的谈吐举止及所从事的技术工作中，他是个知识渊博、很有才华、智慧的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一向比较重才）。我认为他刚解放时才做了资本家，没有多久就被公私合营了，不存在什么剥削的事实，他还是一个抗日将士呢，我慢慢的对他改变了看法，从原来的怀疑、不信任到理解、尊重、甚至到敬仰。后来我们私下里成了朋友。
在运动后期，我曾以朋友的身份受邀拜访过他淮海中路622弄X号的家。上海人一般都知道，淮海中路622弄可是旧上海社会名流，名门贵族居住的宅区，即使后来也是如此。他住在X号楼的二楼的一个通楼。即有前、后楼、亭子间、卫生间和厨房。在当时算是上海的高档住宅。
前楼是客厅，客厅布置的十分简单明瞭，南边的墙上开着一扇不算太大的落地窗，窗外有一个比窗宽一些的阳台，阳台的周围设有很精致的黑色铸铁栏杆，至少可以容纳两个人在阳台上聊天或在明月高挂时的赏月。但这仅仅是主人的一种奢望，因为至今他只是一个人独居在这里。平时可能总是将落地窗紧关着，将白色轻纱窗帘罩着。因为我去了后，他在打开它的时候显得有些费力，显然是长久紧关着的缘故。落地窗打开以后，亮光照在涂有乳白色涂料的客厅四壁，显得分外明亮宽敞。打蜡地板上由于很少有人踩踏、走动，显得很清洁、光亮。靠北边的墙壁放着一张三人沙发，沙发前面放着一只大茶几，茶几上的一只很精致玻璃花瓶里插着一束我不知名的鲜花，颜色倒是特别的鲜艳，但不知道他从哪里买来的。因为当时这些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原来的一些花店都已经销声匿迹。两侧的墙上分别挂着我不知名的西洋画。
后楼是他的卧室，那时，他一个人居住在这里，他毫不介意地带我参观了他的卧室，卧室的四周及顶面都涂乳白色的涂料，但因为是后楼显得有些暗，他打开了日光灯，卧室显得很华丽而温馨。与前楼相连的墙上开着一扇宽阔的移窗，使后楼增加了不少光亮。一张做工精细、造型别致的红木床的床头紧靠在东墙的中间，占去了很大的一块地方，床头的两侧各放着一只与床配套的红木床头柜，上面分别放着一盏十分精致的台灯和一台电话座机。在靠北边的墙壁中间放置着与床完全配套的一只三开门的红木大立柜，中间的一扇门上镶着一面镜子，想必主人每次外出时总要在镜子里审视一番，自己的穿着是否得体？因为我在第一次看到他时就觉得他的穿着、修饰就非常的得体。床头的墙壁上单独挂着一张用十分精致的镜框镶着的一位端庄、美丽的女性彩色照片，我猜想这是女主人的照片。但我与他接触长达数个月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太太及其家人，这可能是人家的隐私，我从来没有问起过。
他告诉我亭子间是他的书房，但并没有让我参观。我猜想，现在书房里除了他的写字台和一把椅子外，还有几只书柜。但书柜里充其量放着几部毛泽东选集和他平时常用的一些工具书。因为他觉得以前收藏的许多中外名著，包括许多外国原版作品再储放在书柜里有点太不合时宜，已经作了处理。因为在我们以前的接触交谈中，他说过他家原来有很多的藏书。
我们就坐在客厅里边喝茶边聊天。聊天中知道，他的太太和一个上中学的儿子都定居在香港，原来打算他先来上海经营祖传企业，待企业有所发展、稳定以后，他们一起回上海定居。可是自从他来上海以后，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又经历了公私合营，对他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为了不让妻儿受到牵连，于是他独自留守在上海承受着这份折磨和痛苦。只是在特别想念他们的时候，才每年去香港探望他们1-2次。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学生，但我十分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情。由于我才刚刚涉世，搜索枯肠也找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话来，只有深深的同情和一些不着边际的安慰话。但没有想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关进了牛棚，经受不起这种折磨和恐惧，最终自缢身亡。
参加每次政治运动总有一些人开始忙于拟写入党申请书，向领导汇报思想。我却压根儿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很有自知之明，我在领导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比较自由散漫、不求上进、且有着小资思想的人。但我对真正要求进步的同学倒持支持态度，并认为这是要求上进的表现。如一位与我同在科室搞运动的女同学，她具有一些男生的性格，比较开朗，大方。因此她与我们男生都比较相处得来，开会时我们经常坐在一起。
有一次，科室召开大会，她坐在她的办公桌位置上，我就坐在她的旁边。开会时为了不影响开会，我们有什么需要交流的，通常用纸条方式交流。我们正在听队长讲话时，她突然用手碰了我一下，把我的视线引向她那拉开的抽屉，抽屉里露出一张入党批准书，她脸上洋溢着激动与兴奋看着我，似乎在期待着我的表态，我马上用纸条写道：“衷心地祝贺你！”。她诡秘地朝我笑了一下又将抽屉推上。我可能是最先知道她入了党的人之一，我虽然自己对入党并不感兴趣，但我对她祝贺是真诚的，因为她各方面都表现的很好，对一切事物都比较客观，实事求是。所以她在同学中的口碑也很好。
但是，在每次运动中也不乏一些投机分子，总是以左派自居，在言论与行为上总是显得很激进，唯他最革命，削尖了脑袋往组织里钻。我断言，真正的野心家、独裁者、腐败分子就在这些人当中。我对于这些人总是嗤之以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