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的青年（三）我在海滨城市—大连(3)
我从学习班里总算安然出来了，并恢复了我原来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还是无法从那群众与群众的残酷的斗争阴影中走出来。因为那时学习班还在举办；“群专”还在抓人；批斗会还在时不时的进行着，似乎一直在威胁着我。那时我真想逃离这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寻找一方净土。然而我不知道怎么离开这里？又往哪里去？感到一片茫然。显然我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和生活的热情，唯有我的学长罗明根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出于同学和朋友的情分来关心我，希望我面对现实重新振作起来。
一次中午饭后，他来把我叫到车间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开导我说：“学习班的事已经过去了，用不着多去想它，我希望你重新振作起来。首先我们要正视、适应现实，为此，我建议你不妨到了晚上来我们修竹街宿舍白相相，那位单主任一直在和我们一起玩，但我们不是与他同流合污，我们只是觉得这样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我听了他的建议，完全理解他的用心良苦，我心存感激地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受了他的建议。
第二天的晚上，我根据当时社会上一般的人情世故，带上了从上海带来的仅有的两包“大前门”香烟。我是个从不抽烟的人，即使闻到一点烟味也会感到有些不适。但为了应酬班组里的师傅（北方师傅几乎都会抽烟）我每次从上海回来总会带些香烟回来。当时上海的大前门香烟几乎算是顶级的香烟，即使凭票也不太容易买到。当然当时国内已经有了更高级的“熊猫牌”、“中华牌”香烟。但那些香烟与我们平民百姓毫不相干，甚至看都没有看到过。
我吃完晚饭早早去了修竹街宿舍，因为我们保安街“大学生宿舍”去那里起码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行程，去晚了可能会误解我对他们的不敬。可是我达到那里时，我的学长已正在为他们准备茶水，见我去他马上停下手中的活，把我介绍给大家说：“小李是稀客，但大家都认识，只是他住在保安街15号很少来这里而已。”他总是护着我似的为我打圆场，又忙邀我里面坐。我顺着他的邀请进去，同时把两包香烟递给他。我在单主任对面的位置上坐下，看来可能是我学长故意安排的座位，因为其他的椅子上都有人坐着。我向屋里环视了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但想不到的这里全是“老九”，大多是我的学长都认识，只是与他们交往不多而已，也包括其他院校的两位学长几乎没有外人。只有穿着军装的显得很精神的单主任算是我熟悉又陌生的人。我心里想：“这帮“臭老九”怎么臭味相投又凑到一起来了？不知道这位单主任有何感想？这帮“臭老九” 的胆子真大。”自从我去了学习班以后我至今还心有余悸，唯恐在哪里再出问题。继而又想：“罗兄不是对我说过，他们已经与单主任混了很久了，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喝茶、抽烟、打扑克玩的非常开心。况且他们一共有七八个学长，难道他们都像我一样的书呆子？”想着想着觉得自愧不如大家，但心里一下子放开了许多。
单主任就坐在我的对面，但他仍然放不下领导的架子，只是脸带微笑保持着矜持坐着不动，我只能装的突然发现了他，并主动向他问候：“单主任，你好！你也在这里？”他才朝我笑着说：“是啊！这里是革命的大家庭，也欢迎你常来。”从他的话里他倒不像是个客人，而是这个革命的大家庭的主人，因为他还欢迎我常来，不由得使我心更宽了许多。
相互一阵寒暄以后，学长知道玩扑克是单主任的嗜好，还有茶水和香烟。学长拿出一包我带来的“大前门”香烟，这是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抽到的香烟，学长特地拿着香烟在他们面前晃了一下说：“这是小李从上海带来的” 大前门“，说着把这包烟丟在单主任旁边的台角上，他领会地点了点头。因为我知道这些学长几乎都不抽烟，只有个别算是常陪着人家抽的，完全没有烟瘾。更不在乎烟的牌子，只有单主任看见了大前门香烟眼睛在发光。牌局也在他发出的光芒中开始。
他们见我是稀客，包括单主任在内的都邀我参与打牌，我推说让我学习了再与大家一起玩。但我已经准备着“舍命陪君子”陪着他们到底。因为十来个人聚集在这十几平方的房间里，有1-2把烟枪不断的往室内喷射着经过肺循环后的废气，时久后。室内的环境对我而言无疑是一种焦熬。
打扑克牌是我在文革中在学校无所事事时学会的，但当时我们觉得“赶猪猡”很有趣，所以我对于其他的玩法不是很精，最多知道个大概。他们玩的是“八十分”，我也略知一二，可他们玩的都非常认真、激烈。看来单主任的牌技高超，连连做庄成功，比分拉开，他那扁平的脸上容光焕发，香烟一支接着一支的抽着，有时在他感到得意的时候，还从他的嘴巴里吐出一个个的烟圈来，足以证明他已经是个“老烟鬼”，烟瘾很大。
从与他熟悉后知道，单主任的军衔是排长，四川人氏，初中文化。但在当时算是个有文化的军人，入伍不久便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进驻了我厂担任了我车间革委会主任，车间的第一把手。而我车间的人数是他排的好几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他看来我们都是被他领导的人，也是要巴结他的人。殊不知这是我们这些“臭老九”故意设的局，特别在那非常时期只要把这位单主任拉在这个局里，我们这些老九们身上犹如带上了一枚护身符，就安然无恙了。
在我与他们玩了几次以后，单主任与我似乎熟悉的了，我每次到那里的时候，他早已经在那里了，他总是坐在他固定的位置上，旁边放着他固定的一只茶杯，嘴巴上叼着烟。看见我去已经一反常态对我客气热络了起来。
一次，在他玩的很高兴时突然对我说：“小李！你现在是实习生，请假回老家是不扣工资的，你想回家就回去呆个一个月吧。”我当时听了有些发呆，哪有这样的好事？但我又忙道谢：“谢谢单主任的关怀、照顾！我正好家里有些事要办，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向你请假。”他又接着说：“你这次回上海，我要你为我办一件事。”他说了又停下，好像在观察着我的反应，我忙说：“单主任！您不要说一件事，就是十件事也照办，请尽说无妨。”他见我如此慷慨表态，就十分高兴地继续说：“听说上海的阿尔巴尼亚香烟很多，你回来时替我带几条回来，钱待你回来时结算。”我虽然不抽香烟，但我知道这种阿尔巴尼亚香烟在当时上海的市面上是最廉价的一种香烟，据说这种香烟烟力很大，一般上海人都不喜欢抽这种烟力大的香烟，而比较喜欢抽烟力比较柔和的劳动牌或勇士牌香烟。所以当时上海市面上到处都是这种廉价的阿尔巴尼亚香烟，我忙接过应着他说：“好说，好办。”
我在上海度了一个月的假期后回大连时，我提醒自己什么事都可以忘记，唯有为单主任的香烟不能忘。并且我趁着这难得有的巴结领导的机会，在他要求的基础上加码购买了一倍的香烟。因为这种香烟实在太便宜了，我记得只有不到一毛钱一包。于是一共买了六条阿尔巴尼亚香烟，又托一个在食品商店工作的亲戚买了一条大前门香烟。这样才算是对单主任有了个交代，对班组里的师傅也算有个表示。
回大连后，当晚我便急着去了修竹街宿舍。一则，向单主任汇报我准时回来了；二则，汇报他托我办的事已经完成了。我提着一只旅行袋去时，他们都已经到了。学长罗明根见了我，忙从我手中接过旅行袋，让我进去坐下，我与各位寒暄了一番后在我的老位置上坐下。我让学长把我的旅行袋拿来，边把六条阿尔巴尼亚香烟交给了单主任边说：“这是给您买的阿尔巴尼亚香烟，不知道是否是这种香烟？”他接过看了一下说：“是!是这种香烟，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第一次看到他高兴的如此的眉开眼笑，但他马上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我还以为你不会这么早回来，所以今天我忘了把钱带来。”我忙接着说：“这没有几个钱，请不要放着心上。” 我又故意把话题转移说：“我们还是打牌吧！” 学长罗明根也附和着说：“打牌！打牌！” 我又给了学长两包大前门香烟，让他用来以后每晚的张罗。
在后来的几次我去那里玩时，我们和单主任都好像把那件买烟的事遗忘了似的，没有人再提起那买烟的事。我们都沉浸在欢乐、友好的气氛中度过了许多个夜晚，当然白天也不再担惊受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