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儿园老师和父母永远不会想到，我这个瘦瘦小小貌似没有学习天分的孩子，其实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的。我喜欢听故事，只要听一遍，就能将其中的很多对话和细节记得一清二楚。妈妈在病榻前说家事，像交待临终遗嘱似的，五岁的我几乎一字不漏记在脑子里，几十年来挥之不去，于是才有了四十年后的寻根之旅。
还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小孩子和小动物一样，是有灵性的，对危险有预知性。 危险逼近时，他们又在本能地躲避。就像小时候我知道妈妈得了重病，尽管父母从来不再我面前提“癌症”两字，可我还是隐隐地猜到了，又不停在内心否定自己的猜疑， 因为我知道长癌是会死的。从妈妈的言谈中，我猜到她的家族在过去很风光，富甲一方。我估计着这样的家族至少得评个“地主”成份，但又很害怕这是真的。在所有的课本，小说和影视作品里，恶霸地主都是把穷人泡在水牢里折磨，吃人奶，半夜三更学鸡叫，没有好下场的。再说，从小我们家过的是穷日子，外公外婆看起来慈眉善目的，没有恶霸的一脸凶相。他们家徒四壁，还要靠妈妈一点微薄的工资救济，看起来更像城市贫民嘛！
我一边成长，一边心里犯嘀咕，又不敢多问。十五岁那年，我终于知道了部分真相。那时，妈妈已经患癌十几年了。起初，医生以为她活不了几年的，妈妈不肯放弃，两次大手术后，又靠吃草药调理身体，居然撑过了最关键的前十年，身子比过去硬朗了许多。我上了小学后，也从幼儿园时的“学渣”华丽转身为“学霸”，妹妹紧随其后，我们姐妹相继考上了福建省最好的重点中学。父亲多年紧簇的眉头稍稍舒展一些，有时也在饭桌上与妈妈讲笑，家里的笑声开始多了。
有一天，全家围在一起吃晚饭，爸爸和妈妈开玩笑，说妈妈的奶奶是恶霸地主。我立马呆了，紧紧盯着妈妈，我多年的猜测终于得到证实了吗？妈妈尴尬地笑着，赶紧纠正说，“不是不是，差点就被打成恶霸地主了，幸好碰到了好心人。”
于是妈妈跟我们提起了我的曾外祖母－一位来自梅花镇的没有名字的女人。解放前的乡下女人命贱，在家里父母管她叫“伊妹”，出嫁了人们叫她“少奶奶”，她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这次的叙述令我肝肠寸断，它掀开了我所知道的地主斗争史上最人性最柔情的一页。
梅花女（我对曾外祖母的美称，她来自梅花镇，就叫她梅花女吧）浮出水面，照亮了我的家族史。
如果不是父亲饭桌上的一句玩笑，妈妈也许永远不会对两个女儿说出梅花女的故事，这些感人的片段将永远被淹没在残酷的地主斗争史里。十五岁的我已经有些似懂非懂，看过一些记载，隐约知道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造成土改時期有大量的地主死亡。有的地方甚至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几乎“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我的绝顶善良的外曾祖母，却在乡亲的庇护下活了下来。
我听完曾外祖母的传奇后，捧着饭碗大哭，夜里躲在被窝里依旧泣不成声。
第二天我问妈妈，那个好心的贫农在哪里？怎样才可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妈妈说，土改运动时她年龄尚小，已经记不得恩人的名字和模样了。
这件事成了我心头的一根刺，也点燃了我回到长乐祖家去看看的愿望。我们这些七零后从小受的是传统教育，古书和古典戏曲看得多了，知道受人恩德，自当结草衔环为报的道理。
在这一点上做的最好的是我的外公外婆。
1978年底，外公一家结束了在闽中山区将近十年的下放生活回到福州。外公已经六十一岁了，外婆六十三岁。
他们住在福州三坊七巷破破烂烂的小屋里，外公重新挂牌，将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年的私人中医诊所重新开了起来（外公在解放后靠行医为生，是福州市著名的中医，尤以妇科见长）。
从94年起，外公的身子日趋衰弱，出现了两次小中风后，他的腿脚开始不灵便，只能拄着拐杖在家附近慢慢地走。
中风之前，他耳不聋眼不花，一口结实整齐的牙齿，满嘴没有一颗蛀牙。七十好几的他还坚持定期回长乐老家给乡亲义诊。他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筐，框里是他简单的行李，一天走几十里路到处看病，累了，就在乡亲家简单的吃一顿饭，住一晚。每次的回乡义诊都要花上几天时间。
那时我还在上高中，有些幼稚好高，和同班的两个女同学提到外公回乡义诊的事。同学怎么也不相信七十几岁的老人还可以挑担走几十里山路，笑我吹破牛皮。我的脸皮薄，受了嘲笑心里不爽，从此再也没向任何人提外公的事。
外公外婆的嘴很严，在我面前对自己的过往只字不提，我从未去过他们的长乐老家，不能理解他们对祖家的深情和迷恋，那儿的海滩一定风光旖旎吧？长乐地区已经陆陆续续开发了一些度假村，吸引了不少住在福州城里的人前去小憩片刻。自我的高祖靠着酿酒发家，发下重誓要回馈乡里后，林家的后人从未间断过行善。外公已经一贫如洗，只有医术了得，家破了，祖训还是要坚守的，所以他长期坚持为老家的乡亲义诊。
外公常常跟我的母亲说："这辈子只有一个愿望：死在邓小平前面。我受了几十年的迫害，多亏邓小平上台才得以平反。邓死后万一变天，我这把老骨头再也经不起折腾啦！"
我本以为外公会像其他老人一样，有一堆放不下的牵挂：例如希望家庭兴旺，子女事业有成啦。但他的心思似乎不在这儿。在福州的私人诊所给人看病，上门为家附近的孤寡老人和五保户义诊，再定期回长乐老家义诊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他要活长些，少受些政治上的无妄之灾，无非想多帮些病人减轻痛苦。平时母亲去他的诊所，经常发现那里住了好几个从长乐老家来的病人。从福州到长乐要坐几十公里的长途汽车，当天来回很辛苦。外公外婆体恤乡亲，留他们在家中打地铺过夜，休息好了第二天再走。外婆亲自煮饭给病人吃，端茶送水殷勤伺候，老两口和病人一起坐在地板上讲笑，家中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中风后，外公说话含混不清，只有外婆听得懂他的话。病人找他，外公的切脉还是相当精准，只是和病人间的问答要外婆翻译，他说了药方，外婆帮着记下来，拿给病人抓药。
96年底，外公又一次中风，这回病得不轻，他卧床好几个月，时而清醒时而迷糊。97年一月份，八十岁的外公去世了，实现了他的愿望：比邓小平早走一个月。
我和妈妈着最朴素的裳，跟着灵车去了火葬场，外公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在殡仪馆里进行。
外公的告别仪式来了两三百人，大伙围成一圈，排着队向外公的遗体鞠躬。妈妈家的大多亲戚在长乐老家，我和他们来往不多。看到那么多陌生脸孔出现在葬礼上，我好奇地问妈妈："这些都是我们的亲戚吗？"
妈妈答：自家的亲戚只来了几十个，其他的都是外公的病人。他们感念外公的为人，特地来送外公一程的。很多病人的家不在福州，他们是坐了几十公里的公车，从长乐老家特地赶过来的。
外公并非什么大名人，三十出头就家世破落，后半生遭际坎禀，牢狱之灾，下放之苦都经历过了。难得的是他生性乐观，苦中作乐，看病行善的信念始终没动摇过。
我从没有想过他高尚的人格深深打动了他的病人，山长水远从长乐老家赶来送他最后一程。这些人的出现令我吃惊和感动。
我挽着妈妈的手，随着前来悼念的人流走到外公的遗体前，默默地，鞠了三个躬。
告别仪式结束，工作人员推着外公的遗体去火化，我意识到这张熟悉又可爱的面庞终将在我的人生里彻底消失，一瞬间，眼泪扑簌簌往下落，迷糊了视线......
外公去世半年后，我去了北欧留学，毕业后移民加拿大。
我的前半生，万水千山走遍，难忘的是长乐乡亲的深情厚谊，以及大难临头时，对我们家族的护佑和成全。
更何况金峰这座悲情小镇里，还住着我早逝的大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