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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住在四号楼的东头,据学长说,四号楼是单身宿舍,他也出生在那儿。 的确,四号楼的房间比其他的宿舍楼都小,而且没有自带的卫生套间和厨房。我们平时只能用痰盂方便,爸爸每天要到公厕去倒痰盂。
从我记事起,妈妈就病得很厉害了,经常躺在床上呻吟,而且尿血。生完两个孩子的妈妈身材已经走样,容貌虽然漂亮,却已经没有当年“惊鸿照影”的感觉了。父 母无力照顾年幼的妹妹,将她托付给我的在沙县下放的外公外婆。我和父母住在一起,爸爸将我送到院内的托儿所,我稍大一些,又将我送到大院附近的幼儿园。我 的学上的断断续续的,凡是妈妈呻吟得厉害,或是下大雨的时候,我就得呆在家里陪她。
不知是否母亲的重病给我带来的惶惑抑郁,还是天生的性格使然,小时候的我异常内向,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住在三号楼的小男孩军后来成了我的小学同班和高中同班,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在托儿所里成天缩在角落里发呆,一声不吭,一心只等着爸爸下班接我回家。
住在四号楼西头的小洁姐姐比我大一岁,经常到我们家陪我玩,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小洁的妈妈是上海人,嫁给了福州好男人,在家里养尊处优,什么家务都不 做。我隔壁的邻居小哥哥磊的妈妈是福州人,省射击队教练,嫁的也是老实的福州男人,老公很疼她,知冷知热的。我的爸爸来自大男子主义严重的闽南地区,但碰 上了厉害的福州老婆,也被收服了,包揽了全部家务。于是,四号楼前常常出现这样的一副景象:夏日的傍晚,大人们嫌屋里太热,将饭桌摆到了门外。女人们打着 蒲扇,围在一起谈天说地,男人们在厨房里忙得大汗淋漓,烧菜烧饭,伺候着太太孩子们吃完了,又要收拾碗筷。接着,男人们又在公共厨房前的一排露天水池前洗 衣裳,水龙头开得哗啦哗啦地响,太太们继续摇着蒲扇凑在一起讲笑。
我的另一个邻居小哥哥明明的妈妈是福建农村人,很小的时候被明明爸爸家买了,是童养媳。明明爸爸有出息,考上了大学,将媳妇带到了福州。明明妈妈一直伺候 丈夫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她碰到了一群厉害的福州老婆和上海老婆。四号楼的老婆们对明明爸爸说:“新社会男女平等,男人也要做家务。你啊,还是单 位的领导呢,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一个大老爷们,一点都不疼老婆,怎么在群众面前起模范作用啊?”
明明的爸爸是副所长,见到手下的工程师们个个是住家好男人,唯独自己在家里翘着二郎腿,很不好意思。他开始怜香惜玉,也抢着为老婆分担家务了。明明妈妈喜出望外,对四号楼的老婆们说:“还是你们城里人厉害,我长见识了。”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自然而然地养成了这样的心态:男人嘛,就是应该多做家务多疼老婆的,不然要他干啥?
我的老公杨是广东人,我的小学同桌,自小在福州长大,深知福州女人的个性。娶我前,他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他说:“娶个广东女人,回家还有汤喝,娶个福州女人,只好在家做煮饭男了。”
我在外拼死拼活地跑业务,一回到家,就摆出“懒婆娘”姿态,对老公撒娇,还指挥着两个儿子为我跑前跑后,为我拿浴巾,拿水杯等。我的母亲做了外婆后,仍然 保持着厉害的福州女人本性,她让我的大宝帮她做家务,还要教他做菜。母亲对外孙说:“这年头,女人都很能干,在职场上巾帼不让须眉,回到家还要为你生孩 子。你若不能为她分担家务,做得一手好菜哄她,她留你何用?“
呵呵,原来我童年圈子里形成的观念,可以影响好几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