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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坐了将近十小时的长途汽车,从厦门到了福州。找到鹏的单位时,同事告诉两个老人:鹏陪着玲去上海治病,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不知何时回来。琴和四少非常失望,在福州呆了一两天后,悻悻地回新加坡去了。两个月后,鹏和玲回福州,从同事的嘴里得知此事。玲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玲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封告别信,会让四少和琴牵肠挂肚,万里迢迢跑回来看她。自八岁时家道中落后,玲就知道自己要夹着尾巴做人了。她们家的地主身份和复杂的历史问题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遇到政治运动,随时可能爆炸。玲十三岁时,土改和三反五反运动刚刚结束不久,余威尚在,不少大地主大资本家在运动中或人头落地,或举家自杀。玲家侥幸躲过一劫,却已成了惊弓之鸟。一天,玲的父亲在家里莫明其妙地被带走,投入大狱。为了营救父亲,玲亲手写了一封封上访信。担心信寄出后石沉大海,玲亲自揣着上访信,专门候在市府和省府大院门口,一看到小轿车开进来,猜到是哪个大领导回来了,玲马上跳了出来,跪在大院门口拦车,嘴里大叫“冤枉,冤枉啊!”那时的共产党干部个个清廉,高风亮节,见到眉清目秀的小女孩跪地拦车,头上顶着上访信,知道冤情不小,赶紧下车将玲扶了起来,认真听她陈情,答应尽快查清玲父的历史问题,还他清白。玲前前后后上访了两年时间。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好女儿不也一样?为了营救深陷囹圄的父亲,玲也顾不得那么多,一见大官就下跪磕头,陈述冤情,涕泣连连,那是她人生最屈辱的两年。玲工作后不久,经同事介绍,认识了鹏。她和鹏是典型的一见钟情。鹏的儒雅,善良和真诚给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交往半年后,玲就将自己的家事向鹏和盘托出。鹏从小品学兼优,学生时代一直担任班长和团支书,工作后,又是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领导已经找他谈心几次,要他向党组织靠拢。显然鹏是经不起考验的,阶级立场不稳,玲的一番叙述,竟然让他对眼前的这位姑娘又敬又爱又怜,以为碰到了再世曹娥和杨三姐。鹏向玲表示会好好爱她一辈子,并和玲一起照顾她的大地主父母和两个小弟。玲从鹏那儿得到了幸福,在别人面前却一直小心翼翼,怕受冷眼和迫害。琴和四少是公认的爱国侨领,红色资本家,又是玲的长辈,玲这个家庭成份不好的女人,又穷又病家里又受政治迫害,有何德何能,让两个老人家纡尊降贵,亲自跑来看她。玲哭了很久,一边哭一边喊:“姑妈啊,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