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回忆录摘评（8）》：林彪的讲话以及笔杆子与枪杆子的紧张关系

【布周山评】上一篇谈到，文革处理刘少奇先生的整个过程，是严格按中共组织程序进行的。有网友有不同意见，认为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数量有问题，后补委员变成正式委员有问题等。实际上中共历届中央全会，与会的中央委员数量经常少于选出的数量。这是由健康原因或政治原因造成的。例如，发现某委员有腐败违纪现象，那么就不适合参加下一次中央全会了。文革是针对“走资派”的运动，有多达四十多位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由于健康原因、特别是政治原因不能参加中央全会或不能补成正式委员，这在当时也是合乎情理的。当然这些“走资派”在邓小平时代多数都被平反，这是后话。

邱回忆录第二十九章还记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林彪元帅在这次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如果读一下这篇讲话，以及讲话后各方的反映，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比如林彪与江青关系紧张、以及当年中共内部“笔杆子”与“枪杆子”两大集团关系紧张的内容。邱认为毛主席不满意林的这篇讲话，但没有讲出任何事实依据；相反，毛指示把林的讲话录音给各省市、各大军区都发一盘，并在群众中播放，说明毛事实上是赞同这篇讲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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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全会期间，林总发表了长篇讲话。林总的讲话印有记录稿，只发给了中央碰头会成员。后来，毛主席指示，把林总的讲话录音给各省市、各大军区都发一盘，并在群众中播放。

林总在讲话中说：

现在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革命的胜利、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第三个，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线、做法的问题：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林总在讲到：

我要说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革命中间的历史地位。要讲一讲，才能看出我们这次的文化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最广泛的最有深远意义的革命。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看得出它是最广泛，是最深入，是最能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影响中国今后的命运的。

林总说：

在我看，世界上的历史，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可以有四大次，有四次。

第一次，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公元以前五世纪、四世纪，希腊的奴隶制度是处于繁盛的时代，希腊的古典文化，也处于这种那个时候出现了影响全世界上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那时出现了德莫克里特、赫拉克里德、亚里士多德、伯拉图、苏格拉底、伊壁鸠鲁，他们是影响整个欧洲的文化，也影响后来中国的思想。但是，那种文化是为奴隶主辩护的文化。这个是奴隶制度的文化，同我们的文化革命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小巫见大巫吧。看到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才知道是大巫，知道它那个是小巫。而没有这个比较的时候，我们脑子觉得，它那个了不得，但实际上同我们的一比，它那个没有什么了不得。

后来，世界第二次的文化运动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资产阶级出现，就出现了以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到了十六世纪上半期，文艺复兴进入繁荣的时代。这个时候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性，他不敢声明他是什么阶级的人性。他提倡自由，也不敢说是谁的自由。这个意大利的运动，以后传到英国，传到法国，传到德国。这一次文化运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一次文化运动，文化的革命。当然在意大利之后，法国的启蒙运动，传到英国是英国的样子，传到德国是德国的样子，而到法国，就是法国形成一个启蒙运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孟德斯鸠、卢梭这么一些人。还有其他什么费尔巴哈，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人。他们是主张唯物论，但是也有主张唯心论的。后来这种思想，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来源之一，社会主义思想是来自于法国的，就是圣西门、傅立叶，也来自于英国的欧文。更早一点，还有英国的乌托邦。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

第三次是什么呢？……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十九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西欧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国发生了起义，英国发生了宪章运动、法国就是里昂工人起义，德国也发生了纺织工人的罢工。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的经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批判地改造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思想上的大革命。是一个代表新的阶级的新的思想体系，是为新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是为新的阶级指明任务，指明前途的，是新的阶级的革命的科学。而列宁的思想是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人类第三次文化革命运动。可是马恩列他们的思想没有像毛主席的思想这样子能传播到七亿人口当中去，他们合共起来只有那样多人口，而中国这次文化革命，是在七亿人口中广泛地传播。不仅如此，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广泛地传播。

这三次世界性的，一个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如果同中国这一次的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那末，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这种文化革命，是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不仅仅是七亿人口中广泛流传，而且是几十亿的地球上的人口、劳动人民乐于流传，乐于接受。

林总说：

现在，我们可以高瞻远瞩地看到全世界上的远景，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能够空前地影响全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推动世界向前进的，促进世界革命的影响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的，那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它超过西班牙，超过英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革命的国家，最影响人类历史命运的国家。所以，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很光荣的，很伟大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革命路线，坚持毛主席的路线，坚持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一切工作，坚持文化革命的这种精神，坚决地不断地来批判、打击反动的思潮，不断地普及代表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变色，一切反动派，无论是内部的颠覆和外部的武装进攻和这种和平的颠覆，都会遭受失败的。我们国家有两个前途，一个，变成对使劳动人民受二遍苦，重新复辟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这次文化革命这个方向，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方向，把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下来，把社会主义坚持下来，把对世界革命的援助坚持下来。

林彪的讲话拿文革与文艺复兴媲美，旨在赞扬文化革命，毛确认为贬低了他，主席是不高兴的。江青同样是不高兴的，江青认为文化文艺的「版图」是她的，林彪的讲话事先没有与她商量。

林彪、江青的矛盾

林彪讲话的时候，不仅没有稿子，提纲也是东一张、西一张。他的讲话近四个小时，毛主席坐在林总旁边一直听到底，他听得很入神。全场鸦雀无声，都在用心听讲。唯有江青听得不耐烦，她一直吊着一张脸子，很显然是心里有气。因为林彪讲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问题占了她的「地盘」。江青是在向林彪出气的。

听完林彪讲话之后，我们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黄、吴、李、邱等）回到京西宾馆吃晚饭，准备晚上还要集体办公。我们没有料到，江青在后面也跟着到京西宾馆来了，江青进门坐下之后即说：「这样大的事（指林彪的讲话）也不事先商量一下。根本不是那样一回事嘛。」

黄、吴大体上知道江青发的什么火，但他们有意装作不知道，不把事情挑明。为了防止江青找黄、吴谈林总讲话的问题，吃了晚饭之后，还特意请她看电影。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没有得到林总许可之前，黄、吴也是不敢向江青表态的。

江青对林彪早就有意见了。据事后黄说：十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对林彪主要有三个意见。一是，陈伯达当着江青、叶群的面说过两三次，他要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是林总采取不理政策，根本不表态也从来不提及这个问题。二是，江青已经下了决心要搞掉杨成武，林彪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这样的问题只有毛主席才有决定权。」把江青当面顶回去了，让她好不恼火。三是，在十二中全会前，江青直接向林彪提过：「十二中全会要考虑补选中央委员和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林彪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大事都要毛主席定，我们不议。」江青提这样的问题，很显然她是想在九大之前就当上中央委员。江青跟各地说：「八届五中全会就补过中央委员。」江青在十二中全会之后不几天，对着黄永胜、吴法宪、叶群三人发了一次很大的火。她说：「轿夫并不是好当的，今后不当了！」她说当轿夫的意思，就是过去吹捧过林彪，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今后就不吹了。其实，江青是完全不识时务的，林彪根本不需要江青抬什么轿子。

当林彪知道江青对他的讲话（关于文艺复兴问题）有意见时，林彪就讲过：「我就是要她有意见的。要不然，她总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后来，江青看到对林彪的讲话做不出什么文章，她又向林彪讨好说：「文艺是专门问题，不容易讲好。」

林彪、江青的矛盾，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但当时都处于「心照不宣」的心态。当面都是客客气气的，背后各自都有主意。江青能够难为到林彪的事不多，顶多她能控制一个上海。林彪本来很喜欢上海，过去经常在上海休息。文化大革命后就不到上海去了，宁愿在苏州，在北戴河休养也不到上海去。林彪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全国都在放录音，江青则下令上海播放样板戏，不准放林彪的讲话录音。有一次我同王洪文开玩笑说：「你们上海人不喜欢听汉戏吧？」（指湖北人、林彪讲话之意），他当时没有听懂。以后他就听懂了，为了此事，王专门向我解释说：「对放林副主席讲话录音之事，我们在干部中放了，没有在群众中放。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我们是存在困难的。」

从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以后又说：「他们几个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一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主义是很必要的。」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插话说：「他们几个是上海帮。」从此之后，我们在背后根本不叫他们的名字了，都叫上海帮。可悲的是，宗派的帽子，林彪没有给江青一伙扣上，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反被主席给我们扣上了。

林彪同江青的矛盾，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知道的人的圈子很小，严格局限在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几个人之内，其余的人是绝对不能知道的。以后，除了上述人之外，陈伯达、谢富治、李作鹏、邱会作也参加进去了。我还担任了向周总理汇报的「联络员」。九大以后的中央政治局，康、江，张、姚等是上海派之外，其余的都站在林彪一边，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不参加政治局办公，但有发表意见的机会，都是说话公道的。毛主席以前高高在上，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真正知道毛是支持江青一伙，维护文革，打击林彪。毛主席实在是公心不够。

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九大之后，防止上海帮插手军队真如同防止盗贼一样的严格。军队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也同总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总理，由他转送主席之后，再在政治局传阅。看起来这是小事情，其实是大事，这样可以减少江青一伙的干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军队同中央文革就有一定的矛盾，黄永胜当总参谋长后，这个矛盾就突出来了。不少人知道中央内部存在的矛盾，实质上就是林彪、江青的矛盾，总理和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林彪。

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的独立王国就形成了。江青一伙死死霸住上海不放不让别人沾手，国务院各部门对上海都畏惧三分，就连我分管的国防工业，在处理上海国防工业的事情时，也感有几分棘手。例如，中央部门有事只能同上海的有关部门打交道，不能同工厂直接打交道。上海三个师的警备部队，都是上海自己掌控的，南京军区很难插手，真正实现了张春桥的指示「上海的事，上海自己办」的方针。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林彪讲话之后，张春桥吓得差点尿裤子，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见到军委办事组的人就说：「我们同军队的关系，上海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张春桥说的一句老实话。

由于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周恩来对她又有抬举，加上江青自己的霸道作风等，她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造反派中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确实到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至少是可以同周恩来平起平坐了。以我的看法，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由于她和主席的特殊关系，就没有不尊敬江青，不买江青账的。即便是假的，也要买账的。江青也特别需要别人看到她同毛主席的亲密关系。在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她想尽办法要走的同毛主席近一点。发表照片时，总是选择她与毛主席的特殊镜头。在文艺晚会上，江青总想要同毛主席坐在一起，不能如愿，她有时就去用毛巾给毛主席擦鼻涕，整整衣服等。江青这些做法都是迷惑别人的手段。

十二中全会时，有一次会间休息，我和黄永胜在闲谈，胡耀邦同志走过来，他和我们都很熟悉。他对黄永胜说，能不能搭个桥，他想向江青同志汇报一下自己的情况。黄这个人说话很直，说我帮你给总理搭桥可以，江青这个桥我搭不上。胡听后有些尴尬，我这时倒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江青同志天天大摇大摆地走，你就迎上去和她说话，她现在很『联系群众』。」耀邦说：「对，迎迎她。」后来他见到了江青，说很高兴很激动。所以说，面对江青，不论真假，当时是要买她账的，因为江青的后面有毛主席。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温玉成副总长投向江青的问题。温玉成本来是黄永胜的器重的人，他能到总参任副总长，也是黄永胜建议，林彪点头，否则是决不会有如此「官运」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江青还能迷惑他，确实是不简单。

他到北京后不久，就以副总参谋长的资格在北京市「支左」。并且也就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里拿着两张通向江青的「通行证」，一张是支持造反派，一张打小报告。前一张通行证起的作用不很大，因为北京的造反派早就是在中央文革直接控制之下的御林军。后一张起到特别好的作用，他向江青打小报告特别多。例如，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对中央文革和对造反派不满的问题；他无中生有的向江青报告了叶剑英汽车上装有特别电话，并有侦听作用；报告聂荣臻在西山大兴土木扩建自己的宿舍；报告邱会作支持清华「四一四」派反对中央文革等等（我的儿子在清华读书，但「四一四」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江青看到他有特殊的作用，于是，就直接向毛主席建议：温玉成为中央碰头会议成员。这样，温玉成的官运也到了「宝塔尖上」。温玉成的问题出来以后，为了割断温玉成和江青一伙的联系，连他的家人在北京住都不行，全家都送到成都去了。

林彪敢反江青也是很为难的事情，毕竟有主席的关系在那里，对江青的错误，小事情也忍了，但原则问题林彪就不让。林、江之间矛盾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保卫军队不乱的问题。其他问题，林总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总起来的说，林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触怒了江青，引起了很多的问题。林彪、江青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问题，在后面还会多次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