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斗狼
老烟记事
【四营的工作结束后，我又被派往六营搞大联合。六营就是大湫洼。五分场独立出去以后，仙鹤岛新场顶替了它的位置，所以大湫洼的序号不变，由六分场改为六营。在前一阶段的运动中，这里打得比较厉害，现在两派仍在纠缠是非曲直，其中的矛盾焦点即为李克文。李克文是少数派的武装头领，曾经刀伤多人，为多数派大头领邱从德所深恨。谈判来谈判去，邱从德就是不放过李克文，非要工作组给他戴上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才罢休。李克文一向是怪话篓子，多数派贴过他的不少反动言论，又说他在“二次反右”当中煽动老兵闹事，是苏修特务，一定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工作组组长王福根其时正在犹豫，要不要借“清队”把李克文处理掉，以便尽快收摊。
我过去呆了两天，了解了基本情况，就和王福根谈：把李克文抓起来不解决问题，还会制造出更大的问题。因为李克文在老兵当中很有威信，而老兵的势力绝不仅限于六营。整个73团，能和李克文称兄道弟的老兵不下30个，把他们惹急了，到哪儿都敢告状。老兵作为一个群体，在农场的政治分量很重，处理他们要非常慎重。石书记当年把李克文等人作为“右派分子”报上去，总场党委却不批准，也是这个缘故。而且正因为石书记整过他，工作组就更不能拿这个说事，否则岂不是和867农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站在一起了吗？
王福根一听，出了一身冷汗，连说我提醒的对，要不差点犯立场错误。我看他听得进去，就进一步劝道：大联合要把握政治大方向，不能纠缠于派性斗争的细节，否则剪不乱，理还乱。我场武斗多了去了，没死人就不叫大事，都去追究哪有个完？何况李克文搞出来的均为皮肉伤，他在部队天天玩刀，扎的全是胳膊大腿屁股蛋，没有一个残废的，说明手上还是有数。只不过运动前邱从德被他修理过一回，有些私仇，故而揪住不放，但工作组要一碗水端平。总体上说，各单位都是多数派在运动中占便宜，搞大联合就得让多数派放下姿态，对少数派则要以安抚为主，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六营的工作重点是邱从德，而不是李克文。
王福根心里有了数，就找邱从德谈，希望他能够不计前嫌，配合工作组完成任务。六营的工作现在已经落后于其他营，如果还不尽快完成大联合，政治处肯定更加关注，到时会动用全团力量来攻克这个堡垒。六营问题的解决，主动权掌握在多数派手里，所以邱从德有着关键责任。如果他能在关键时刻给予配合，将来团里肯定会考虑他的贡献。如果执意纠缠于两派过去的恩怨，那就是不讲政治，甚至可以说是破坏大联合了，团里也一定会严肃处理。李克文在运动中是有错误，但并未造成严重后果，而且从性质上说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多数派也犯过不少错误，武斗中也伤过对方，如果上纲上线，也是可以抓人的。但这和毛主席发出的大联合号召是不相符的。大家都是革命群众，要多做自我批评，才能走到一条道上来。
在工作组的软硬兼施下，邱从德最后总算屈服——毕竟他跟李克文不同，还想在农场接着往上爬，不识大体是不行的。我也找李克文做了工作，叫他别再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在工作组召开的调解会上，他也作了自我批评：“主席著作读得不够多、理解不够深”、“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方式方法简单粗暴”，云云。
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办了。营部领导非常高兴，马上召集两派主要人物办学习班，天天在一起学毛选，谈体会，进行忆苦思甜，再把文守道、余廷坤等前分场领导弄来轮番批判。如此密集地搞了一个多月，就算夹生饭也煮熟了。这期间工作组对关键问题完成了调查处理意见，让当事人签字画押，以免日后不认账。总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有要跟谁真的过不去，所以这些人配合得比较痛快。话说回来，不痛快也得配合，否则敬酒不吃吃罚酒，就等着“清队”吧！
我在六营支左时，还遇见了小徐。当年石书记一怒之下，把演出队发配到了这里的四队进行劳动改造。小徐没呆多久就被宣传部抽调上去了，可是总场夺权以后他却加入了捍总一派。他说还是听了我的一通宣传才做的决定，但我没印象当时他也在场。机关宿舍过来串门的人很多，小徐是常客，这倒不假。进了捍总以后，他并没有和我一起共事，而是四处搞串联，并利用闲暇创作了一首慷慨激昂的《捍总战歌》，这令他大大出了名。867年农场虽然帮派林立，但只有捍总拥有自己的帮派歌曲。据说红联后来也搞了一首歌，但听起来不给劲，内部评审都未通过，所以没有流传开来。
“四七事件”发生后，小徐作为捍总要犯，和张杰忠、李苏阳等人被关押在四分场六队。小徐骨头比较软，不打自招，所以红联很快结束了对他的审讯，把他遣返到六分场四队。可在这里他却倒了大楣。四队职工全是红联观点，演出队近朱者赤，对于小徐这样的“叛徒”特别憎恨，经常在劳动中虐待他。有个叫陶凯的话剧演员（325章），比他高一头，打他最狠，好几次拿着皮带追着他抽，抽得他像兔子一样在地头逃窜，成为演出队的经典剧目。
小徐最后被打得不想活了，和李红绢在家里抱头痛哭。哭完后，夫妻俩决定共赴黄泉，就一起吃了安眠药。没想到药量只够一个人自杀用的，两个人吃了谁也没死成，只不过一觉睡到三竿，误了出工。于是赶紧跑去卫生室。医生倒挺同情他俩，给开了假条，没提自杀这档事，要不然“自绝于人民”，罪加一等。
既然死不成，那就得想法活下去。有一回队里一只小猪到粪坑边溜达，小徐看看四下无人，就一脚把它踹下去，然后大喊一声跳进粪坑。等队员们赶过来，小徐正站在齐腰深的屎汤里，怀中抱着不断挣扎的社会主义财产，高叫：“先救小猪，再救我！”
我听到这里，不禁为他担心：“你就这么点个儿，万一坑再深点，不就完蛋了？”小徐满不在乎地说：“当时还想得了那么多？小猪又不是天天都在这儿遛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过我干这件好事还是值得的，虽然没成为英雄，他们也不再打我了。”
我很同情小徐的遭遇，尤其想到他是受了我的蛊惑才差点走上不归路，就向王福根介绍了他。王福根对小徐的才艺很感兴趣，说团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缺吹拉弹唱的，就是一直搞不出能叫响的新节目来，小徐能写歌，当然好了。我在六营帮助王福根打开局面，他自然对我有好感，回去以后就帮着把小徐调到团部，连同李红娟也一块进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李红娟嗓子好，学东西又快，半年就成了阿庆嫂的不二人选，这是另话。
小徐的创作灵感并没有因为吃过安眠药、掉进粪坑而有所减弱，到了团部很快写出几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站稳了脚跟。2008年我重返北大荒，路过哈尔滨去探望他。那时小徐已是一级作曲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和我谈起四队经历时，调侃多于伤感，看不出对演出队那些人有多大怨恨。】
202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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