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不到一周,全场便出现几百个“战斗队”、“战斗组”。拉帮结派是中国人的天性:在中央集权制下,本来一个个老老实实;如今党委一垮,全都跳了出来,各自抱团,蠢蠢欲动。1月5日,总场的战斗组织云集大操场,召开“向以石涛为首的总场党委发起总攻击点火大会”。
然而点火之后,却迟迟未能发起攻击。究其原因,主要是不清楚下一步的行动目标到底为何。把几个场领导都抓起来?那谁来当家?谁来管钱、管物、管生产?这么大的农场要是乱了,大家都得喝西北风。造反的毕竟是成年人,不能像嘴上没毛的中学生那样,先砸烂了再说。而且,“造反”与“反党”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也一时心中无数,不敢乱来。共产党不是没有搞过秋后算账,“反右”的前车之鉴并不远。何况“反右”不过鸣放而已,现在可是要付诸行动,后果会有多严重?各人都要在心里掂量掂量。
另一个原因则是技术性的:总场的战斗组织太多,平均一个还不到20人,没法号令天下。故而点火大会开完以后,革命力量暂时顾不上瑟瑟发抖的当权派,先搞内部联合。结果半个月下来,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以总场机关为主体的“红色造反者联队”,简称“红联”;另一派是以总场直属单位为主体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农造反总部”,简称“捍总”。不难看出,两派是按照既有的组织关系建立起来的,所以一开始就打上了旧体制的烙印,日后的种种摩擦、冲突都与此有关。不过在建立之初,双方只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夺权”。】
“夺权”这个概念是在上海“一月革命”当中形成的。毛泽东对此期间的运动态势体察入微,革命群众需要炮弹,他就提供炮弹,革命群众需要目标,他就明确目标。一月初《文汇报》被造反派接管,毛泽东马上认定这是他想要的“夺权”行动。没过几天,上海的造反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发布《紧急通告》,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恢复经济秩序,《文汇报》予以全文刊登。
造反派们能“破”能“立”,可堪重任,这让毛泽东大喜过望,急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规格之高,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完全打消了各地群众造反的顾虑,被视为吹响了“夺权”的集结号。之后毛泽东更是授意《红旗》、《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夺权,其态度之激烈,几近歇斯底里:
“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
上面这段话如果没有最后一句,完全可以用在革命战争年代,向国民党政府夺权。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自己亲手建立、却被刘少奇之流带歪了的政权,已经视若仇雠,所以号召人民起来造反——用他自己发明的理论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这种“死去活来”的搞法,远远超出了“刮骨疗毒”的范畴,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圣经》里上帝曾发大洪水翦除众生,再让诺亚携少数优良品种重新创世。毛泽东的大气魄、大手笔,确乎已达“救世主”的级别。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下,1月31日,黑龙江后发先至,完成夺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成为第一个被毛泽东认可的省级夺权样板。《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给予高度评价。
本省革命已经成功,本场革命岂能再拖?两派当天云集大礼堂,召开“总场夺权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夺权后成立“革命造反临时接管委员会”(简称临管会)。临管会由13人组成,其中红联代表7人,捍总代表6人。夺权大会定于2月2日举行。
革命目标一旦确定,两派之间的权力斗争马上展开。2月1日,在办公楼的大会议室召开筹委会第二次会议,中学派出一名叫“王新左”的红卫兵列席。本来谁也没把这个毛孩子当回事,他却在会上直楞楞地提出:“临管会里红联代表占多数,不符合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精神。”此话可谓一针见血:红联以总场部的机关干部居多,捍总则以总场直属单位的工人居多。若论人数,双方旗鼓相当,但红联气势更盛,在临管会里抢占了多数席位。
捍总正暗自不平,现在有中学助阵,当然欣喜不已,马上建议红联让出一名代表给中学。由于事发突然,红联难以应对,只能咽下这枚苦果。但是到了晚上,开始讨论夺权的具体方案时,红联提出:“现在不宜夺权。要先通过辩论,分清左、中、右派。右派不能掌权。”于是大会转入辩论,至深夜无结果。
到了第二天,当各位代表睡眼惺忪地从大会议桌上爬起时,已经该吃中午饭了。饭后,捍总的一干人不愿再等,决定仍按计划举行夺权大会,否则对前来“观礼”的革命群众都没法交待。他们决定得还算及时,因为要把农场的当权派们一网打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些人并没有老老实实在家呆着,有几个都下到生产队去了。等把他们全部抓住,押送礼堂,大会已经开始了十分钟。
现在“角儿”终于到场,可以上演大戏了,捍总负责人兴冲冲地对着话筒宣布:“下面,把石涛等人押上主席台,接受批判!”红联那边却一片哗然,纷纷指责捍总单独行动,高叫:“我们还要辩论!”“当权派滚出去!”搞得刚上台来的几位场首长茫然不知所措,底下的群众哄笑不已。
眼见场面大乱,捍总只能答应先把当权派押到后台去,两派继续辩论。红联认为捍总成份复杂,藏有阶级异己分子,如不先行清理,恐怕“反革命夺了革命的权”。捍总认为红联阻挠夺权就是“保皇”,使当权派有机会喘息,实施反攻倒算,“我们革命造反派坚决不答应!”
其实辩来辩去,还是屁股决定脑袋。红联成员多为普通机关干部,即所谓的“吏”。他们平时为当官的跑腿、办事,混好了,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官”,这就是“仕途”。如今文化大革命一来,仕途岌岌可危。不过官倒了,吏犹在,并且“近水楼台先得月”。权力离自己只有咫尺之遥,怎能轻易奉送“外人”?何况总场直属单位本来就在总场机关的管辖之下,怎能让捍总的人先拔头筹?捍总也是瞄准了这一点,急于把总场和各科室的领导抓起来,通过批斗,让机关部门威风扫地,不得不与工农群众分享权力。红联胆敢阻挠,证明他们和当权派就是一伙,也在打倒之列。
两派各怀鬼胎,又辩论了一个通宵。台下的看客们都回去睡觉了,后台的当派权们都释放回家了,只有台上的代表们仍在焚膏继晷,但也困得哈欠连天。最后,双方总算就以下三点达成一致:
1、夺权大方向没有错,夺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2、夺权不能再拖,第二天就要出结果,宣布建立新政权。
3、两派共同夺权,共同掌权。】
2023-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