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芳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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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傅国涌先生未曾谋面，无缘畅谈。然而噩耗传来之际，我的心却犹如被撕裂般的疼痛，仿佛失去了一位相知多年的故人。这种莫名的痛感催促着我，在悲恸与震惊中提笔写下这篇悼文，纪念这位知音。
促成我与傅先生精神交集的，是日本一家中文出版社——读道社。社长张适之先生告诉我，在他筹办该社的关键阶段，傅国涌先生在理念上给予他极大启发，在行动上倾力相助。两年前，张适之为出版社的定位与方向苦苦思索，一直徘徊于“读者是否存在”的疑虑之中。傅国涌的一席话，为他点燃了信念的火种：“全日本有一百万中国人，哪怕其中只有百分之一愿意认真读书，那也有一万人，这已经足够了。”这番话令张适之茅塞顿开。尽管此前多位朋友极力劝阻，说在日本办中文出版社难度实在太大，千万别异想天开，他却毅然决定在不可能中寻求可能。
傅先生给予的，不仅是鼓励的话语，更将自己的两部书稿—《去留之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一报一馆一大学》，无条件交予读道社出版。这份慷慨，对于一个刚起步的出版社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两部力作，为读道社奠定了品质的基调，张适之深感责任重大。他曾动情地说：“没有傅国涌，就不可能有读道社。”
2024年6月，老友丁东夫妇访问日本。我与丁东相识于1997年，已经交往二十余载。他一直鼓励我整理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尤其是与思想家顾准的交往，以及我曾近距离接触过的那些老一辈学者。我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几十年，跟国内出版界早已失去联系。幸亏丁东推荐，我的那些文章才得以刊发。2016年，他还促成了我的《干校札记》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心存感激。
我和丁东在东京重逢时，他谈起读道社，对张适之满是赞许。丁东建议我，在《干校札记》基础上扩展耕耘，写成新书《我所认识的顾准》，并向张适之推荐。这样，我与小张在东京“局外人书店”见了面。人到中年的小张身着咖色T恤，肤色古铜，头发束在脑后，透着干练利落。谈起读道社，他雄心勃勃，说要为简体中文圈出一百本有收藏价值的书。”小张说，已读过我的初稿，正合他所求，当场决定出版，并将其列为他的“存”系列第003号。得知前两本书都是傅国涌先生的作品，我一方面深觉荣幸，同时也感受到压力。暗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写好此书。考虑到自己因患白内障，视力严重受损，而修订任务又很繁重，于是半开玩笑地说：“不如让我排到007吧。”未料这话，竟一语成真。
此后，我便一头扎进写作。忙里偷闲，开始细读傅国涌的《去留之间》和《一报一馆一大学》。我深深被他笔下所传递出的那种冷静、沉稳、悲悯与尊严所打动。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在种种不可言说的沉重之中，他始终坚持从人性的维度观察历史。不为权势所惑，不为潮流所裹。他的语言不华丽，却始终带有一种从骨子里生发出来的力量，不争而自胜，不怒而自肃。
今年3月，我的新书《我所认识的顾准》，作为“存”系列第七种，终于由读道社出版。“局外人书店”老板赵国君先生主动提出，为我举办读者见面会，并组织签售活动。我满心欢喜，赶紧做准备。
左：赵国君；右：徐方（本文作者）
活动结束后，小张陪我走访了位于东京神保町的内山书店。内山书店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曾是鲁迅、内山完造等历史名人相聚的场所，留下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受到两国文化人的关注。见到我的新书与傅国涌、李慎之、秦晖、吴思、野夫等人的著作并列上架，我心头一热：原来自己以这种方式，站在那些文化名流的身旁。
7月1日，小张忽然告诉我，前一天，他开车送傅国涌去机场，途中傅先生谈起刚刚读完我的《我所认识的顾准》，说：“从文字里就可以看出作者徐方的精神纯洁。这样的人世间少有了，可与替傅雷夫妇收尸的江小燕相提并论。”说罢，他还拿出自己的两本书，签上名字，托小张转交给我。
感谢张适之，在傅老师签名时，记录下这珍贵的画面。
听到这些，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久仰的学者，竟然给予我如此高的评价。对我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荣誉和鼓励。原以为，不久他便会重返东京，我为与他相见，加快了阅读的节奏，希望届时能与他有一场深刻的交流。
正当我满心期待之际，7月7日，却突然传来傅先生逝世的噩耗。那一刻，我整个人怔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断喃喃自语：“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仿佛一扇即将开启的门，在我眼前倏然关闭，从此再无叩响的可能。
我相信，如果会面真的实现，我们会成为朋友。不是因为职业、名望，而是因为深层的精神共鸣：一个在时代裂缝中执着追问历史真相的人，遇到另一个也执着于记忆与思考的灵魂。可惜，缘分未及，天命无常。这份知音未至的遗憾，将伴我终生。
虽未谋面，我却始终觉得自己已在更深的意义上与傅国涌先生相识。他是我精神路途上的同行者，是那种即便素昧平生，却能从文字中感受到彼此心灵相通的人。
傅国涌先生走了，带走了他未竟的文字，也带走了原本可以成为朋友的身影。我唯有在心中为他点燃一盏灯，把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的敬意和感激，化作永远的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