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斯岁月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透进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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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籍某系,续 3

(2021-10-09 09:18:44) 下一个

(7) 弟子回乡

在日本的浙籍章门弟子陆续回国,回浙江。一部分做教员。

第一个去处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杭州。学堂1908年五月在贡院旧址上建立,1909年教员和校长之间发生过一次“木瓜之役”,教员中有许寿裳、周树人,还有一个人叫许炳坤。

许炳坤早年在日本学习染织,1905年接到同乡一封信,托他照顾赴日的同乡沈尹默和沈兼士兄弟俩。他便去接船,从此三人相识。他回国后先在两级师范教书,后任浙江学务专门委员兼实业科长,再后办杭州中等工业学堂,担任监督。

许炳坤认识何燏时和胡仁源,他们三个都是学工科的,和国学隔行。是他把沈尹默介绍给何燏时,开了某籍某系从浙江进京入北大的头。他告诉沈尹默,中国留日学生只有两个人从大学毕业,一个是何燏时。他指的大概是正规四年制,讲此话在沈尹默即将成为何燏时属下的1913年。另一个人是谁有待以后查考。

太炎弟子的第二个去处是嘉兴中学。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三人都在嘉兴教过书。

朱希祖和钱玄同在东京结友,当时钱玄同“玩世不恭,人皆远之,余则与之莫逆也。”他俩一同去嘉兴,后又一同进浙江教育司当职员,在行政公署“枯坐”。

与他俩在东京密切往来的还有一人,钱稻孙。钱稻孙是钱恂的长子,钱恂是钱玄同异母同父的哥哥。钱恂的显赫,查维基好了。1913年春朱希祖进京参加会议拜访了钱恂。在他逗留北京开会期间,钱恂把他推荐给教育部入北大。钱稻孙回国在教育部任职,几乎是同时也将钱玄同介绍进北大。

许寿裳先在两级师范教书,后进入在南京的教育部。他是日本师范科读毕业的,有文凭,当了科长。1912年他把鲁迅拉进了教育部任佥事。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将教育部迁去北京,两人一同随部搬迁。1919年夏天许寿裳出任女师大校长,次年聘请了鲁迅。

陈西滢讲某籍某系在北京教育界的势力,看上去教育部里至少有两位,北大外面还有那个汤尔和。

马裕藻1911年回国,先入浙江教育司,担任视学;1913年担任浙江官立第一中学的校长。沈家三兄弟先后都在第一中学当过教员。

周作人也1911年回国,1912年也作浙江教育司视学;后到浙江第五中学当教员,教了四年英文。

(8) 三沈二马二周

三沈是三兄弟,二马也是兄弟,二周我们都知道是。他们形成某籍某系的核心群体。他们不全是章门弟子,章门弟子也不尽与他们合群有来往。周作人说自己都没有见过大师兄黄侃。他们也不全部都留过日本。

他们都因为自己长年不懈的努力,后来在各自的领域获得声名。但是在他们离开浙江前往北大时,真都不能称之为翘楚者。他们只是呼朋唤友、相互牵引,占到了教席。

沈尹默 (1883-1971) 

1905年10月和三弟沈兼士一起自费求学日本,读了半年语言,第二年夏天就回国了,前后一共九个月。他求学日本的履历表写“童生”,可见也不曾中过秀才,考过秀才而已。论学历只有这些。

他是某籍某系的出谋划策之人、整人高手,周作人讲他表面上“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他虽然不是留东生,可是在这团体里很有势力,算是捏鹅毛扇的”。朋友送他一个“鬼谷子”的徽号,他欣然接受。钱玄同说,这混名起得实在不妙,鬼谷子是阴谋大家。

他虽是浙江籍却在陕西出生长大。1906年回国,先回在北方的家,待了近一年,在学堂代过课。第二年搬迁回老家湖州,得同乡辗转介绍得以在杭州教书。

沈尹默在杭州六年,先两级师范(1908年)、后第一中学(1909年)。1913年由许炳坤介绍给北大代理校长何鹬时,从而入职北大。沈尹默在《我和北大》里讲述了缘由。1912年春节许炳坤来拜年,闲谈起何煜时对林琴南教课不满意:何煜时说,林琴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沈尹默笑着接口,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本是玩笑,许炳坤却认起真来,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

“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坤忽来告诉我,何煜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找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坤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何煜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 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同去的有太炎先生门生朱希祖,他是应吴稚晖的邀请,到北京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关于注音字母的会议。其时是1913年2月。

到北京后,一天早晨,我到北大去看何煜时。略谈后,煜时就请教务长姚叔节(桐城姚鼐之后,在北大教桐城派古文)来见面。姚叔节和我简单谈了几句,要我在预科教中国历史。姚三先生和我只会过这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

第二天,见到胡仁源,胡说:“我已经晓得你来了。昨天浮筠(夏元瑮,理科学长)对很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

沈尹默入北大后随即将弟弟也拉了进去,之后再帮忙大哥沈士远。

事情大致如此,然,细节似乎经不起推敲:夏元瑮会四处说“现在好了”?有一点可以肯定,沈尹默是被当作太炎门生揽进北大的,而他不说破。

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大段叙述陈独秀任北大文学长是他向蔡元培推荐的,可是蔡元培自己写在文章里的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大概林琴南翻译小说的缘故,在课堂上讲小说。何煜时认为不能算教课。不论唐人小说还是明清小说,当时都是不入流的闲书,远没有取得后来的地位,包括《红楼梦》。何煜时亦是在旧传统中长大,他要请个太炎门生来。何煜时的话读后感他想回归正统。如果当真要按着沈尹默的说法讲这是新旧之争的开始,在国文系课堂上讲小说才是新。

马裕藻 (1878-1945)

1905年夫妇二人同获取清国的浙江省官费留日。他就读过早稻田和东京帝国大学,不知道其专业,也没见说毕业。迄今见到他在东京的可圈可点之处是,他夫妇和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共住一栋二层小楼。

他和朱希祖一样,也是在1913年进京开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期间得到聘任。朱希祖任预科教员兼清史馆编修。他任国文系教员。

不同于沈尹默,他为人的口碑很好。他能调和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主张“君子和而不同”。1920年起他担任国文系主任,长达十四年。

马叔平(马衡)(1881-1955)

学历是在上海的南洋公学肄业。1917年马裕藻将他带进北大,在国史编纂处作征集员。1920年任讲师,教一门金石学。

沈兼士(1887-1941)

留日入的是东京物理学校,不清楚读了多长时间。沈尹默读了半年因为没钱就回国了,他仍留在东京。不清楚他初入北大做什么,民国六年(1917)他和周作人一起被聘为北大国史编纂处的纂辑员,但他当时正生着病,并不能来上班,人住在西山养病。

沈士远 (1881~1955)

他没有留学经历,也没见有中过秀才。他做过南浔正蒙学堂的教员,1905年到浙江高等学堂教国文。他也是1917年入的北大,在预科教国文。由于一篇《庄子》的《天下篇》讲了一学期,学生送他一个外号“沈天下”。随后他转任为北大的庶务主任,管杂事,再后来转进燕京教国文。

周树人

1902年东渡,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后成为官费生。想读成城学校未成,进弘文学院江南班。1904年毕业,得速成科文凭。他在国内学的是轮机,出国决意学医。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那个写《密陈在東情形折》的杨枢专门向仙台校长发照会介绍他入学。1906年3月作为大二生退学,弃医从文。7月被骗回国结婚,秋天再度赴日本,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名学习德语,直到1909年六月回国。

回国初期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优级生理学、初级化学教员,倒也学以致用。后又在绍兴府中学、绍兴初级师范任教。1912年经在东京的室友许寿裳介绍入教育部,在教育部任职14年。1920年开始兼职北大讲师,又兼女师大的课程。观其一生,他在教育部的一份工作任职时间最长。

周作人

他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也得到官费,“去学造房子”。1906年秋天到东京,在中华留学生会馆组织的讲习班学日语一年,一星期去三四次而已,因为不发文凭,一年后改进法政大学一年的预科。预科教授日文和浅近的英算学历史,学成可进专门科。进大学本科要读三年制的专门科,学习的是普通的中学课程。他选了一年制的预科,却因为英文算学的课程都在江南水师学堂学过,他说自己缴了一年多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

他生性闲散,凡事哥哥拿主意、由哥哥出头,头两年都不大用日文。他跟着哥哥筹备杂志,哥哥要他译英文小说,他懒惰着,有一次气得哥哥在他头上打了一下。

周作人讲过官费生的官费,可见清政府也有甄别的:“进国立大学的每年才有五百日圆,专门高校则四百五十,别的学校一律四百圆。一个月领得三十三圆”。不过他又讲管理“麻胡”,就是你不进什么学校,也一样可以领取学费,只要报告说是在什么地方读书就好了。他领的是四百圆,即一个月三十三圆。初到东京住在本乡区的伏见馆下宿屋里,房租饭钱不出十元。

1917年原属政府的国史馆停办,改在北大文科中国史学门内附设国史编篡处,一共招两名编篡员。两个位置一个给了沈兼士,一个给了他。不同于沈兼士,他是从浙江来入职的。

*****

若拿文凭说事,这几位都没有拿到文凭。若拿旧学说事,几位都没有旧功名,论功底恐怕远比不了那些出身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桐城派。他们后来都蔚然成大家,是时代机遇,也有人脉的因素,也是个人的努力。

可是在当时,在北大顶着新文化运动中心的金字招牌的时候,在这些人的引领下,北大的学术研究是怎样一个状况?

胡适在1920年九月学校开学典礼上做了一个演讲,讲到北大四百多教员,三千多学生,办一个《北京大学月刊》两年多只出了五期。办一个《大学丛书》两年也只出版了著作五本。想着没人写书,总有人译书,便弄一个《世界丛书》。五个月的试验下来,只有一种译作值得出版。胡适称这是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根本没有颜面讲文化运动。他进而说新文化运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他说普及之后还有提高,“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功夫。”

整个学校如此,国文系也就这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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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如斯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polebear' 的评论 :
后人是,没见过的凭着想象使足劲吹,并且因为政治原因刻意曲解的太厉害了。所以我根本不看什么《觉醒年代》,虽然听朋友说拍得不错。
polebear 回复 悄悄话 好玩儿,你还原他们的真实状态。后人多有吹捧,拔高的嫌疑。其实这样子看起来才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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