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86）

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86）

第五节 我和父亲（2）

再次见到父亲是半年以后的事。在学校宿舍门口，我看见了从大饥馑的死亡旋涡逃离出来的父亲，就像一具骷髅，我万般悲愤。我和父亲在学生食堂吃了一顿午饭，炊事员先后给了父亲六个漫头，午饭后我就带着父亲步行十五里山麓，来到859农场4分场7队的家。途中，父亲对我讲述了大饥馑的状况，听得我毛骨悚然。父亲把饿死人的细节讲得特别细，他说开始是面黄肌瘦，继而是浮肿，接着是刀削般的骨瘦，最后是皮肤发黑眼球下陷。父亲说每个人每天只要有三两粮食就不会被饿死，这样的话他说了几十年。我问父亲家乡饿死了多少人？父亲说哪还关心饿死多少人，南头和北头死的人我根本都不知道。只知道我们家那一片（也就十来户人家）死绝了两户，一家是张道奇家，一家是徐光远家。这两家人我都记得，张道奇家在我家的斜对门，一家七口；徐光远家和张道奇家又隔了一户人家，一家六口。我们那个村庄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只有大队干部知道，估计他轻易不会说。现在，有人说大饥馑饿死几千万，说这话显然轻率，如果不带有偏见，理性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话的。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就拿园宅集村来说，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家一个人都没伤及，有的人家却饿死满门，各家有个家的活法，结果也大不相同。村与村也是一样，我所知道的民陈家（我舅舅家），三百多人的村庄仅饿死了我大表哥一个人，这和园宅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依靠某一点上的数据来推算饿死多少人，可靠性极差。我这样说并不想掩饰什么，饿死很多人是肯定的，究竟是多少，能说清楚的人不会说，这关系到他们的脸面，说不清楚的人瞎说，因为他带有目的。

父亲能够逃出死亡漩涡，得亏二姐鼎力相救，二姐也因此长期遭受家暴。为了寄给父亲路费，二姐变卖了家里的公债，凑足了70元钱。使得父亲逃出来。当时，张喜山在饶河县的山上伐木，不知这一情况。春节回家时，父亲已经到了，他只能接受。屋漏偏逢连夜雨，哪知道父亲在七队仅仅住了四个月，就被迫离开北大荒，在松花江畔流浪了半年之久。缘由是五河县政府发来一封公函，说父亲是逃亡的四类分子，要求859农场予以遣返。农场总部将公函转到四分场，分场保卫干事魏功宝是从七队调去的，和张喜山徐云很熟，他网开一面，说他不派人遣返父亲，而是让父亲自己走，只要不在四分厂就行。所以，父亲就被迫离开了。父亲离开，二姐自然还得给钱。经济拮据，脸面丢失（岳父是四类分子），惹毛了张喜山，他开始虐待二姐。经常将二姐打得鼻青眼肿。

天不绝人，在流浪中暂时栖居于依兰县储木场的父亲，在即将入冬的严峻时刻，他接到了三姐从安徽宿县寄去的信，说二姐一家已经调到内蒙古牙克石八号农场。父亲接到信立刻从依兰赶往牙克石，他老人家不知道女儿被家暴，即便知道了，又能如何？忍辱也得再次投奔女儿，活命要紧。当时，储木场已经通知父亲将他辞退了，冰天雪地，吃在哪儿，住在哪儿？二姐是父亲最不喜欢的女儿，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未给过二姐好脸色，老天偏偏恶作剧似的安排最不喜欢的孩子救他的命，成为他的唯一依靠。二姐为拯救父亲受尽屈辱，也没放弃做儿女的义务，实属难能可贵。再后来，当一家人在六安团聚后，父亲对二姐仍然如前，实在是本性所致。他没见过张喜山家暴后二姐的容颜，如果见了，不知他还会不会仍然对二姐冷脸相向。

父亲到牙克石后，二姐很快地就为他找到一份在厂部食堂烧饭的工作。牙克石地区是高寒地带，艰苦异常，没人愿意在此长期居住，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当局对外来人的身份不苛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关里逃命来的和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家庭成分高的人纷纷避难于此，父亲也因此安定下来。我的学费从1960年10月就开始由父亲提供，也就是说二姐为我提供了一年零一个月的学费。

一年以后，张喜山调到免渡河牧场担任保卫干事，二姐一家迁居免渡河。父亲仍然在食堂烧饭，一次偶然的机会，达斡尔族的老场长孟元林发现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写得一笔好字，算盘打得流利，就安排他担任场部食堂管理员（司务长）。由于经常能和场长接触，一次父亲把我尿炕的情况向场长说了，并说继续上学可能会被冻死，希望能在厂里安排一份工作。孟场长答应了。我于1962年6月底从牙克石中学退学，成为一名农牧场职工。先后干过放猪、放羊和挤牛奶的工作。《静静的白桦林》一书，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大兴安岭地区自然和社会状态的一部小说。由于沉入了社会基层，自认书中所描述的牧场工人的生活状态和大兴安岭地区原生态风景是真实的甚至是震撼性的。

在免渡河牧场担任食堂管理员的时期，是父亲这个民国人在共和国时期最感幸福的时光。这得益于这个地区的苦寒和偏僻，阶级斗争之风刮到这儿已经很弱，和沙皇时期将犯人流放于西伯利亚有同工异曲之妙，区别仅仅是这些来者都是自愿跑来的。可是这幸福很短暂，仅延续了三年多时间就被终止了。父亲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起因是大雁农场和免渡河牧场合并，孟元林的一把手地位被大雁牧场的来人所取代，食堂管理员这个肥差被撤换是早晚的事。在1963年的临时工改制过程中，父亲因年龄超过几岁被辞退。我相信，如果孟元林继续当一把手，父亲绝不会被辞退。

幸运再次眷顾了父亲。六安地区人民银行于1962年将已在独山茶林场劳教4年的哥哥重新招进银行，工资40元，行政24级。虽然和被打成右派前的行长、行政19级不可同日而语，但也算是脱离苦海。大哥痛定思痛，鉴于那些被他养活了数年的丈母娘和好几个小舅子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没人对他伸出哪怕是一次的援手，他觉得世界上最亲的还是父母。因此决定将父母接回六安养老。因为我当时是牧场的正式工人，大哥告知父母最好不要让我辞职回六安。但父亲坚持把我带回来了，说免渡河是偏僻苦寒之地，想出头很难，还是回关里有出息。

行文到此，我心酸痛。1959年，二姐让母亲去给她带小孩，没有考虑母亲身边还有一个12岁的孩子在饥饿中挣扎，是母亲腆着脸将我带到北大荒；1963年，大哥需要有人给他带孩子，也没考虑让年轻的弟弟脱离闭塞之地。能设身处地为我考虑的只有父母，此大德当永世铭记。

我和父母，能够免于被大饥馑的死亡漩涡的吞噬，得亏于二姐；能够从免渡河那个边远的苦寒之地转到稍微富裕的六安城，得亏于大哥。二姐和大哥为父母和我所做的这一切值得我感激。

回到六安后，大哥无力支撑家庭生活，于是就想方设法帮父亲和我找工作。大哥真的是有办法，先后为父亲和我找了收购茶叶、收购粮食等工作，缓解了家庭的生活困难。直到1966年大哥将我和大嫂送进地区棉纺针织厂，方才彻底摆脱困境。即便如此，大哥还是让父亲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此改善父母的生活状况。在我们在六安定居之前，大哥帮助三姐从宿县调到六安；之后又帮助二姐一家从免渡河调入六安。之后大哥又帮助大姐往六安调，搞得差不多了，被父亲阻拦了。父亲喜欢大姐，不应当阻止大哥将她调回六安之事。可是，他却实实在在地阻止了，令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