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愤懑（2）
刘家全是安徽纺织专科学院毕业的大专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地区棉纺针织厂，担任针织车间技术员。他为人自傲，却懒散。据说他和刘友胜谈崩是因为他要求刘友胜在车间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因为在文革中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这个人必须向他道歉。刘友胜断然拒绝他的无理要求，说文革期间贴人家的大字报和被人家贴大字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如果给你平反，那么车间会有许多人要求平反，也有许多人被要求道歉。这显然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刘家全的要求没得到，就采取怠工的方法。这对行伍出身且对针织生产一窍不通的刘友胜和刘仲炎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这才上报党委研究任命我为生产调度和质量管理员。我忘我地工作，导致了刘家全试图以怠工反抗的失败。刘家全气愤难平，便和和车间里嫉妒我的人结合在一起，不停地对我进行污蔑和攻击，使我蒙受许多不白之冤。
记得我在调到办公室不久，车间办公室举行的每日早读会上，刘友胜都不厌其烦地带领大家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一而再地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和劳动相结合，知识必须和实践相结合。当时我不知道刘友胜为什么要这样做？若干年后，刘友胜和刘家全谈崩的内幕公开后，才知道这是导致我遭受无妄之灾的原因。
现在说一说运动后遗症对我的损害。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摧毁茶话会和反革命集团，是在全六安城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许多人被重判，许多人被批判，许多人写检查方才过关。尽管在运动后期，当时的工作队成员、原任地区公安处科长的夏东风找我谈话，让我写一份检查，说是要进档案的。他这样说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可能是告诫我写检查要小心，因为检查一旦进档案，就会伴随我终身。但就这件事而言，我深感愤懑。了解我的情况的容治平躲到幕后了，一直在幕后的夏东风走到台前。我做什么错事了？说过什么反党反毛的话？凭什么让我写检查？但我知道，他们握有权力，是一群强人，以我弱小的社会地位无法抗拒他们的淫威。我不得不写检查，但又什么过错也没有，所以只能全部写虚的，尽给自己扣大帽子，什么没学好毛著呀，什么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造好呀等等。检查写好后交上去，他们没有任何反应，算是过关了。也许他们是为了走过场，但是，我还是不能原谅这些人。因为对我自尊伤害是极大的，由此，我对走资派和工作队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一切罪恶的根源。随着时间推移，建国后许多内幕资料的公布，我的这个认识一直得到不断的加深和强化。毛泽东所谓的走资派，就是持有打江山就是为了坐江山的一群投机派，在他们掌握了权力后，就自然而然的成为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压迫群众是他们的天然本性。
我不像那些文化人在时代变迁后，把自己扮演成“臭老九”一样善于美化自己，我一直把让我写检查当成是一种羞辱，从不对外说过这件事，因此，在别人看来，一些人被判刑了，徐凯却平安无事地出来，而且不久就被提拔了。这些疑问本来很自然，但是经过刘家全、汪云星、庞世钧、祝德伦（就是那个自己给自己戴上红卫兵袖章呼喊打倒万恶的父亲的人）等人的歪曲和散布流言蜚语，我成了一个尻人的人（土语，意即检举别人的人）。记得有一次织袜车间的王益民见到我，他说：“徐凯呀，他们都说你尻人，你就发一下威，把他们真的尻一下。让他们尝尝被尻的滋味。”我苦笑说：“我哪会呀！学都学不会的。随他们怎么尻老子，老子的腰杆还是挺得直直的。只听说棒子能打死人，还没听说流言蜚语能刮倒人。”
尽管上面的二条都是子虚乌有，但青山茶叶站的事却是抹不去的事实，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真的是一件丑事。这件事为嫉妒我的人散布的流言蜚语安装上翅膀，一时间，把我推向苦闷的深渊。既损害了我的信誉，也严重的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