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58）

第三节   愤懑(1)

在将近半年的学习班磨难结束后，我回到了车间，仍然是保全工，和同事的关系比较融洽。此时，容治平已调离针织车间，去棉纺车间担任车间主任，朱树礼也调走了。原棉纺车间总支书记刘友胜调来针织车间担任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棉纺车间副主任刘仲炎担任车间副主任。刘友胜是抗日牌转业军官，部队军衔是大尉，厂党委委员，行政17级干部。刘仲炎是解放牌转业军官，大连海军学院毕业的，中尉军衔，行政19级干部，因家庭成分高，转业到地方。他们双双从棉纺车间调到针织车间，看起来是平调，实际上是贬职，因为棉纺车间是大车间，全厂的主力军。而针织车间相对较小，规模也不如棉纺车间。这两个人是带着牢骚来的，不被重用，牢骚是必然的。这是1970年10月份的事。

他们初来乍到，对针织生产一点也不了解，可以说是两眼黢黑。可刘友胜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心想把针织车间的革命和生产搞上去，他为此求助于车间技术员刘家全，希望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但是他们谈崩了。为此，他报请党委研究批准，任命我担任车间生产调度员和质量管理员。刘友胜为什么会和刘家全谈崩，他为什么选择我，当时我不知情。反正很高兴，视这为荣耀，立刻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

虽然我只读了八年书，但我自认悟性高。很快地，我就掌握了从织造到漂染再到成衣的全部工艺流程和生产调度的关键技巧，车间的生产被我指挥调度得合理流畅。半年后，全厂在针织车间召开了一次现场交流会，刘友胜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这个报告是我写的），受到全厂管理干部的一致称赞。

刘友胜扬眉吐气了。而我却陷入非常的困境。

针织车间有近三百人，大多数是街道的闲散社会青年，其中也有少数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这些有文化的人有很强的活动能力，也一直希望得到升迁，比如由粗壮工转为技术工种，由挡车工专为保全工等等。这是人之常情，无足为怪。幸运之神一直光顾我，给我带来施展才华的机会，也使我遭致这些希望升迁的人的嫉妒。比如派我去上海学习，从学习班全身而退，提拔我担任生产调度这些都会成为他人嫉妒的理由。这是造成我几年苦闷岁月的基本原因。在这个基本原因的前提下，忘我地工作态度、运动后遗症以及青山茶叶站留下的污点，就像三堵高墙，把我紧紧地困在里面。

先谈谈忘我的工作给我带来的困境。

车间主任刘仲炎是一个城府很深却已心灰意冷的人。他是寿县隐贤集人，家庭成分是地主，本人于1948年参加解放军。富裕家庭的人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参加解放军，意图显然，投机成分大。他是民国时期的高中毕业生，参加解放军后被送进大连海军学院深造，毕业后分配在海防前线的汕头海军工作。作为一个海军学院毕业生，在那个知识贫乏的年代，本可以在海军大展身手。可是，地主家庭成份影响了他的前程，一直得不到重用。加之1962年与他感情笃深的妻子患癌症去世，使得他更加厌世。但抚养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责任义不容辞，因此决定离开部队，回故乡工作，被安排在地区棉纺针织厂。因为心灰意冷，所以他从不过问工作，在棉纺车间，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甩手大老板，到针织车间依然如故。但是，他和刘友胜的关系很深很铁。

我是一个认真负责又极讲原则的人。摊上一个不管事的顶头上司，不用说，车间的生产事无巨细地全部压在我的身上。计划调度比较容易些，因为面对的都是工段长一级的人，他们相对觉悟高，布置任务能得心应手。质量管理却是一件极为棘手的工作，面对的都是出了质量问题的工人。这些人出了质量问题，大都不愿正视，总想抵赖或者揣着聪明装糊涂。这时候，我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质量问题出在何处。尽管很多问题我都能够正确判断出责任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可是，正确在我又有何用？问题解决了，人却得罪了。时间长久，因工作得罪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对我不满，绝不会正面说事，而是在别的地方找茬儿，甚至歪曲真相。

忘我的工作，并非能获得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这包括和我平级的同事。

当时，车间办公室的办事人员有五人，包括车间文书程业立（去上海学习的四个人之一）、技术员刘家全、顾月芳和生产调度兼质量总管的我，另一位漂染技术员陆在银不愿搬到车间办公室，他坚持在实验室上班。记得有一天，刘仲炎突然找我谈话，他表情严肃地询问一件事，问我是不是在处理质量事故时说过“找刘主任也没用，这事我负责，你们必须反工。”这样的话。我知道有人在挑拨是非，因此就我坦然承认说昨天就说过这样的话。他问我为什么这样武断？我说我必须这样武断，这是工作的需要，你们把我从一个普通工人提拔到管理岗位，是希望我把工作做好，不是做你们的传声筒，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去做保全工。记得你们宣布我的职务时，一再要求车间班组长要服从我的指挥和管理。我在处理质量事故时，经常会遇到刁难和阻扰，但我都及时处理了，它的前提就是我的处理意见正确，处理如果不正确，那不闹翻了天？昨天成衣车间工段长向你反映了这一问题吗？刘主任说没听到他们反应。我说这说明我处理得正确，那位工人受到了工段长的严肃批评，花了一整天返工，到现在还没返工完毕。在我叙述的时候，刘仲炎的脸色逐渐舒展了。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交，这良好的关系一直延续到我离开针织厂为止。后来，他和我说这件事是程业立打的小报告，说程业立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和刘书记因此事对他的印象变坏，还说另一位副书记对程业立认识深刻，给他送了个“鬼辫子”的绰号。老年人都知道鬼辫子就是比鬼子还坏的，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