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第二节 一打三反运动（2）
第三期学习班办到了十几天的时候，汪云星仍然负隅顽抗，只交代公开场合说的话，私下场合的话几乎从不提及，而这恰恰是容治平需要的。因为他知道，黑皮和白皮两个人私下肯定有特殊的关系，揭开这层关系，茶话会的内幕就会真相大白。这位搞政治运动的老手，见了白皮的黑皮的档案，肯定会推断出他们关系的实质。汪云星确实老练，整个学习班只有他和庞世钧两个运动对象，皮球也就在他们两个之间踢来踢去，总的来说，皮球抱在庞世钧的怀里时间多，只要他一想把球踢给汪云星，汪云星不用几句话又把球送到了庞世钧的怀里。面对汪云星的顽抗，学习班于当日晚上召开了一次骨干会议，商量如何把汪云星的嘴巴翘开。这时候，容治平通知我参加这次会议，晚上，会议召开的时候，我发现在座的都是骨干力量，鉴于隔壁袜子车间学习班已经开始了十来天，我知道他们查清楚了我，根本不是那两个女人攻击时的所说的情况。这天晚上，商讨了一个办法，这就是把庞世钧逐出学习班，然后让几门小钢炮轮番上阵，对汪云星发动总攻。当时，我还以为驱逐庞世钧是为了专门对付汪云星，后来想想，我错了。应当是庞世钧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交代了，再待在学习班已不适合。所以，庞世钧应当是茶话会首先被攻破的一个小碉堡，攻下这个小碉堡，黑皮白皮两个大碉堡就完全暴露了。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汪云星没坚持两天就缴械了。那天中午，大家吃完午饭后，都坐在会议室，几个骨干力量扮演红白角色，软一番硬一番地劝说和警告汪云星。不一会儿，就见汪云星面色苍白、两眼发直，两股清流簌簌从眼角流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人崩溃的模样，心儿还真有些不忍。这时，扮白脸的小钢炮不失时机地说：“想通了？”汪云星点点头，泣不成声地说：“我交待……”
汪云星是被带到一个单独房间交代的，他究竟交代了什么，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只是第二天就宣布第三期学习班结束，第四期学习班开始。第四期学习班采取了完全隔离的方法，三人一小组，两名动力，一名对象。记得我们居住的大房子是厂财务科办公室，一共五个小组十五个人，五名对象，十名动力。这五名对象都是茶话会的第二层人员，本来这层人员应当有庞世钧，但他不在其中，说明他早已完全缴械，早都把他的朋友出卖了。至于茶话会的外围人员，数量应当有十几个，有的参加了一次聚会，有的参加了两次聚会。茶话会的核心人物是黑皮和白皮，他们是单独看管，也是三人一小组的方式，至于为什么烫衣工黄中岳也是单独看管，我们都弄不清楚。
织袜车间的学习班也变成了三人一小组的模式。被单独看管的有王永新、李玉明、师姑孙维福和大宝子。棉纺车间的小刘和一个赵姓工人也被单独看管。
我的命运仍同第三期学习班。挂着动力的名誉，继续被审查。他们要等待李玉明和孙维福的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决定我的去留。
第四期学习班一共办了五十来天。这五十来天倒不是太难熬，反正事已至此，着急也没用。吃饭、睡觉、学习文件、督促对象交代问题，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我和织布车间吴方彬看管的是烫衣工吴秀耐，他和黄中岳是好友，经常去地区农机厂打拳练武。一直沉默不语，自始至终没检举任何人，使我挺佩服的。他的好友黄中岳更值得称道。因为黄中岳在单间里被逼急了，竟然用剪刀剪去自己的舌尖，以示绝然。当时被批为负隅顽抗的臭石头，后来成为人们心中敬仰的好汉。
大约在学习班办了个把月的时候，我们去食堂排队买饭。我家的邻居，棉纺车间的杜秀英一下子闯到我身边对我说：“徐凯，你得回家看看。你妈天天站在大门口见人就问我家徐凯怎么了？影响多不好啊！”当时，学习班是有纪律的，不得和任何人接触。杜秀英还真够义气，她能冒风险把这情况告诉我。这天，我找容治平，把这情况说了，希望给我时间容我回家去一趟。容治平答应了，让我在夜里三点钟左右回家去一趟，务必在天亮以前赶回来。
夜里，我弄醒了吴方彬，让他注意点，然后我就匆匆赶回家。敲开了家门，我对母亲发了一通火，大意是母亲不该这样做，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反倒让人家怀疑我，连你的母亲都为你担心，肯定没干好事。我一再说，我什么事都没有，到时候肯定安全回家。现在想想，母亲也真的难受，大儿子这时也被专政，整日带着白袖章以示另类，小儿子又被关进学习班，是挺揪心的。
在学习班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一个叫赵正全的人，他一天突然小声对我说：“徐凯，帮个忙。”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有一天我说，将来蒋介石反攻大陆了，我还是地主老财呢！你说我这话能不能交代？”我马上就说：“这你可得掂量掂量，承认讲过这话，弄不好是得蹲牢的。即便不蹲牢，也得弄顶反革命的帽子给你戴。”他说：“我要是不讲，被别人检举了，不是更严重吗？”我说：“要是有人检举你，怕你得跟黄中岳一样蹲单间了。我的意见你不要讲，即便有人检举，也得坚决不承认。”看来他听了我的话，没主动承认。因为学习班过后，他只是被批评教育。
茶话会案结案后，黑皮汪永新在1970年10月份于针织车间召开的宣判大会上，被判七年徒刑，棉纺车间的赵姓工人被判三年徒刑。白皮汪云星由于检举揭发有功，没受任何处分，仍回车间做烫衣工。其他的人诸如庞世钧、赵正全、吴秀耐也没受任何处分，回车间干原来的活。至于他们的这段历史有没有上档案，我就不清楚了。后来，据说地区农机厂和地区造纸厂也出现茶话会案，也办了学习班。结案时有几个成员被捕。这可能是黄中岳被单间隔离审查的原因。
另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案情严重的多了，宣判大会是在南门军分区广场上召开的。李玉明、师姑孙维福被判了11年徒刑，另一个人被枪毙了。小刘免予刑事处分，被当场释放。大宝子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在车间监管劳动。
后来，学习班的小钢炮之一张传芝告诉我，说党委书记（工作队长）张纯夸奖我，说反革命小集团要把我发展为他们的成员，结果没能成功，说我聪明觉悟高。张传芝的话我半信半疑，我问她怎知道张纯书记的话？她说她家老汪是张纯的老部下，一次张纯下班到他家看望时，说的这番话。我这才相信她的话是真的。再后来，织袜车间的书记徐明的女儿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她也说过和张传芝类似的话，我问是谁说的？她说是她爸爸说的。我听了，一笑置之，但内心却是五味俱全，有苦没处说。
这两个消息使我明白了李玉明和孙维福为什么被判得这样重？是反革命小集团所致。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并没有冤枉他们，也许他们没有纲领，但他们猖狂地反党反毛就足以定性。这是几匹害群之马，你反毛、反共、反文革可以，就你们几个人私下里发发牢骚不行吗！为什么要在社会上招摇，害得其他人都跟着倒霉。是显示高明呢，还是真的想推翻共产党？如果是前者，则说明这是几个愚蠢透顶的家伙，国名党和共产党可以相比吗？蒋介石和毛泽东可以相比吗？民国和共和国可以相比吗？抱着僵尸唱赞歌，下场必定可悲。如果他们真的想推翻共产党，真应了蚍蜉撼树的典故。平民百姓，个人私下发发牢骚是极限，超出这个极限，在公开场合招摇过市，倒霉是必然的。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这并非是共产党的专利。我们绝不能听信右翼精英的忽悠，说西方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如果有人公开在纽约的大街上公开号召推翻政府搞共产主义，看看中央情报局会怎样对待他。
茶话会和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是什么人，我无从得知，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白皮汪云星是茶话会的灾星，小刘是反革命集团的灾星。而大宝子是茶话会和反革命集团的联系纽带，没有这个纽带，疯狗汪云星即便乱咬，也就咬到我为止，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内幕，说不出任何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个集团就不会被工作队重视。而大宝子就不同了，他对共产党不是一般的仇恨，我分析，他和黑皮白皮的交往过程中的任何一次谈话，都可以定罪，而最后他却和汪云星一样“独善其身”，不出卖灵魂当魔鬼的不到这样的结果。所以，白皮咬出大宝子，是反革命集团被摧毁的关键所在。这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是汪云星，他害人害己、聪明反被聪明误，想放火烧人，却烧了自己，没有他乱咬，形势不会那样混乱。那岁月，对形势反感的人不在少数，只是他们谈吐看场合，说话分对象，能够很好地保全自己。另一方面，如果汪云星有黄中岳的操守，黑皮不至于蹲7年牢，茶话会所有的参与者也不会人人写检查。话说过来，黑皮王永新更是坏中之坏，白皮身上尚有些学生味，而他身上则全部是社会油子气息，黑皮黑心此之谓也，后文还要讲到。黑皮的大哥王志在十几年后严打中被枪毙，绝非偶然。看来，这个家是一个积不善之家，余殃不断。说小刘是反革命集团的灾星，是因为这个集团并不像茶话会那样张扬地组织几十人参加的大场面，它的成员也不多，被揭发的时间也较迟，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去筑好安全的掩体躲进去而不被暴露。但是，这小子是个孬种，经不住威逼利诱。害得李玉明孙维福被重判，承受11年的牢狱之灾。李孙之所以被重判，是因为他们有一副硬脊梁， 无畏痛苦，无视嗟来之食。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曾亲眼目睹了一件令人心惊肉跳的事。那是我从学习班出来不久的一天，大约是1971年初。我去厂里上班，从天主堂大院子出来，没走几步就拐入三道巷。当时，三道巷有一处闻名六安的景点——苏家大井。这口古井深深地凹进天主堂的围墙里面，占地大约十几个平米，周围的百姓都从这口井里汲水，因为这口井水的水一点都不咸，甜丝丝的，和老淠河的水差不多。传说当年比利时人在此建教堂时，和苏家商议要把这口井买下来，无奈苏家不同意，理由是百姓要用此井水。比利时人不断加重砝码，最后竟愿意用银元铺地面来作价。十五平米铺满银元，差不多有一万多元。在当时可谓天价。但苏家人不为所动，一时成为佳话。
苏家大井斜对面有一三间房铺面肉食店，这是六安县食品公司在六安城区唯一的零售营业点。当我走到苏家大井，惊险的一幕出现了：一个人把上半身伸出木板门外，用一把杀猪刀割自己的脖子，一会儿就血洒一地。我看得毛骨悚然，惊愕还没恢复过来，只见一个人从后面抱住了自杀者的腰，往后猛地一拽，另一个人上前把刀夺走。
后来，从食品站传出的消息说，这个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整，产生轻生念头。他被送到医院抢救，已没有生命危险。后来是什么情况，就不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