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54）

第四节  刘桂芳（2）

这天下班时，师傅带我站在车间门口看下班的人流，因为我们上的是常日班，比运转班晚下班一个小时，所以有观望的机会。这是师傅的爱好，每天下班他都会站在车间门口观望。成衣车间的挡车工下班，是一个很大的人流，女工们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从二十岁左右，到五十岁左右。相貌有俊俏的，也有平平的。其中一个四十几岁、风韵犹存中年妇女每天都会停下来和师傅寒暄，有时师傅会拉起她的手抚弄，她也不拒绝，仍然是温情脉脉地述说着。自从1966年三月初那次刮骨刺心的别离后，我視一切粉黛无色，也从不关注他人的男女交流情况。师傅拉我去车间门口观望下班人流，也仅仅是观望而已，西施东施与我何关？师傅拿起那女性的手抚弄，我仅仅理解为上海人比较开放。直到多年后，方才了解师傅为什么要拉我看人流的苦衷，他是在等待那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他心中有苦闷需要宣泄，苦闷之极，唯抚弄双手可以解郁。之所以拉我一道观赏人流，因他看出我不谙情事，也不关心他人情事，有闲言碎语也可以以我在场遮掩。从师傅几乎每天都看人流的习惯，我推断师傅和这个女士一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因为某种原因而未成眷属。这段无果之缘是全厂共知，否则他们不会在广庭大众之下公然拉手。这件事也导出了另一个事实：师傅具有一流的人品，值得美女去爱。因为那个女士不是一般的美丽，而师傅却是一个相貌有严重缺陷的人。他们若真有情话，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卡西莫多和埃斯梅拉达的凄美特质。这日的人流基本走尽后，走道的端头来了一个女青年，看了挺养眼的，走近细看，却是刘桂芳。走到我们跟前，她对陈师傅莞尔一笑，接着又向我点点头。我也点头致意，心里却想：这个姑娘现在穿这身衣服，比穿绿军装好看多了。陈师傅等刘桂芳走远了，对我说：“这是个好姑娘，吃苦耐劳。过日子肯定是一把好手。”我不置可否地笑一笑。

1969年2月10号左右，我和宋元三结束了二年多的学习生涯，告别上海回安徽。去派出所迁户口时，公安看了看我们说：“你们这正式户口迁出去可惜了，上海多好呀！”宋元三说：“组织派来学习，学好了，应该回去效力的。”公安不再说什么，给我们办了迁移手续。出了派出所的门，宋元三说：“嗨，我们的临时户口什么时候转为正式户口了。早知道，不回去了。”我说：“不回去到哪儿找工作呀？”宋元三说：“嘿，凭我们俩的技术，国针厂还不双手捧着。”我说：“六安地区棉纺针织厂肯定得来人把我们要回去。”宋元三说：“说说而已，不回去也对不起他们。”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宿舍了来了二个姑娘，刘桂芳和她的学友兼工友。她们在宿舍里和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天南海北的，也没正题。眼看着十点钟了她们也没有告别的意思。我心里挺急的，行装还没收拾好呢，明天还得赶早去老北站。

刘桂芳她们走后。李震寰急切地告诉我：“小徐，人家来看你，你怎么一点都不热情呀！那个姑娘可是真心的爱你呀！”我被他说得一愣，说了一句简直是二百五的话：“她爱我做什么？”李震寰说：“你呀，怎么对谈恋爱一窍不通啊！告诉你，下次碰到这样的姑娘，你就放大胆地和她相处。不要胆怯。”我沮丧地说：“我不会再有爱情了。我心死了。”宿舍里不知是谁问了一句：“为什要说这样的话？”我叹了口气，就把在免渡河和王华的恋情简单地讲了，当然，我没讲我身上的污点，只是讲没工作配不上她。李震寰问：“你到上海学习她知道吗？”我说：“她不知道，我不敢讲。”李震寰说：“这就对了，如果你和她讲了，她和她的男友肯定得黄了。”他又说：“难怪你看不出这个姑娘的感情呢，原来你心有创伤。不要难过，会有好姑娘等你。”我伤感地说：“像那样的怕是找不到了。”李震寰说：“也是啊，初恋总是美好的。”

收拾好行装后，我的心也没平静下来，我很愧疚。刘桂芳来看我，我却很冷淡，岂不是伤了她的心，做人不应当这样的。

四年后的1973年，我因公出差到国针厂。办完事后已近中午，我去食堂吃饭，几个工业中学毕业的青工对我指指点点，我听她们悄声说到刘桂芳的名字，这引起了我的心痛。之后，我去看望师傅，和师傅寒暄后，就问师傅刘桂芳上什么班？师傅叹口气，“可惜了那个姑娘。”我愕然，忙问怎么回事？师傅说刘桂芳神经了。我“啊”了一声，“怎么会这样？”四年前的愧疚之情强烈地涌现在胸间，我问师傅：“刘桂芳的家在哪儿你知道吗？”师傅说：“在江浦路西头，新华医院对面那一片。小徐，你应当去看看她。”我嗯哪一声，随即和师傅告别。

佛家说人是讲因缘的。在茫茫上海找人应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可我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站在了她的家门口，开门见我的是她的妹妹，当她问了我的姓名后，她呆了，随即转身进屋把她妈妈喊出来。她妈妈看看我没吱声就进屋了。她妹妹解释说：“姐姐得了这病，妈妈很难过。不凑巧，姐姐住院去了。”我问在什么医院？她妹妹说：“在龙华精神病医院。”

我二话没说匆匆赶赴龙华医院，到达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门卫告诉我说：“今天不是接待日。明天再来吧！”我掏出了第二天的火车票给门卫看，门卫不吱声走了。我焦急地站在门口，不一会儿，看到门卫和一个女医务工作者向我走来。她问了我的情况，就对我说：“你跟我来吧！”路上，我问了刘桂芳的情况，因为我害怕她神志不清。医生说：“她恢复得很好啊，可以单独见面的。”

再次见到刘桂芳，是在医院的一间较为豪华的接待厅。当刘桂芳身着一身紫色的病服站在我身边时，我怆然良久。刘桂芳惊喜地说：“徐凯，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相见，你看我这身紫色衣服……”她没说下去。我连忙说：“医生说了，你很快就会把这衣服脱了。”接下来，我问了一句最不该问的话：“你怎么得了这病？”她凄然一笑，“你们走后，每天下班到水池洗手脸，会洗很长时间。严重的时候，我能把脸洗烂。”我的心像被针刺了一下，转而说：“医生说你是她管理的病员中恢复的最好的一个。很快就会出院了。”她笑了，“是啊！你看看我的照片。”她站起来，带我看接待厅挂在四周墙壁上的大幅照片。都是些外宾来参观时的合影，她穿着病服站在其间。她说：“这里有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法国的、坦桑尼亚、越南的、朝鲜的的等等。徐凯，你看我这辈子的生活丰富多彩吧！”我开玩笑地说：“你得这病也不全是坏事，否则你怎能和这些外国人合影啊！”她说：“是啊！，要不你也不会来这儿看我。”我说：“下次相见，应当在国针厂啊！”

再次别离，我几乎没有任何伤感。她说：“再来上海，一定得告诉一声。反正你认识我家了。”我说：“一定的，祝你早日出院！”她笑了，“不出院，难不成在这儿呆一辈子？”

此后，我曾数度去上海，却没再去找刘桂芳。我觉得她会有自己希望得到的生活，因为我认为上苍不会抛弃一个热爱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