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内衣厂利润大,引起了兴化市优质棉基地领导高俊堂的注意,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针织出口很有前途,因此就表达了投资城东内衣厂的意向。优质棉基地是江苏省农业厅为保证棉花纯种而建立的一个事业单位,任务是选择优质棉种并提供给农民,全省只有两家。由于是国家投资,所以单位的资金充裕。将部分闲散资金做优选投资,不失为一种创造新价值的好方法。优质棉基地是通过征用关门村的土地建立的,高俊堂和石宏太的关系良好。石宏太将优质棉基地投资意向转达给我听,想征求我的意见,我立刻表示支持,说这是一件好事,你还犹豫什么?将来生产发展了,会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现在有人送钱来,哪有拒绝的道理。
高俊堂和石宏太之间怎么谈的,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优质棉基地几个月时间投进了180多万,还派了一位副主任到内衣厂工作。这位副主任姓余名渭丰,原是戴南乡党委书记,因为一些小问题,调到优质棉基地担任副主任。此时的我,有大量的空闲时间,织造车间有三个徒弟顶着,成衣车间一共只有五十台机器,我全部按照我的方法调试后,基本没有任何毛病。这时候,有一个叫顾良钱的担任销售,负责跑南京外贸,订单都是通过他的手接来的。这个人是从安丰棉纺厂借调过来的,也算是我的一个徒弟,我教会他如何接单,如何快速计算成本,如何报价等技术。我还有一个徒弟,是支部副书记王九年的弟弟,我教会了他如何打制裁剪样板,如何计算用料等技术。关门村还派了一位青年跟我学习成衣保全技术,这人做事不认真,有一搭没一搭地学,我也就没上心地教,至今连他的名字都忘了。
在和余渭丰一道工作期间,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通过他,我了解了苏北地区的基层政权状态,以及这些基层官员的生活状况。这些状态和状况和我曾经工作了几十年国营厂大相庭径,记得余渭丰曾对我说过,他虽然仅仅当了三年的乡党委书记,不说是十万雪花银,起码一辈子衣食无忧。我问他怎么能搞到那么多的钱?他说:一旦当上官,想不发财都不行,那个乡非常富裕,农民想办什么事都会送钱给你,你无法拒绝。我说那你就不怕倒霉?他说:倒什么霉啊!他要求的事,你帮他办了,感谢都来不及,还会去告你?他如果上告人,他这辈子也就完蛋了,什么人还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我听了觉得有道理,真的还没听说兴化哪个当官的倒霉了。记得一次,那个乡的人来看望余渭丰,在兴化城的一间饭店宴请他,他把我也喊去了。席间,他指着一位风韵犹存的妇女说:唱一段吧!给我和徐师傅助助兴。我对他这个要求觉得新鲜,因此估计那女性不会答应。哪知道那女性应声而起,站在餐桌旁,声情并茂地唱起来,唱的是里下河地区民间小调《拔芦柴》。唱了一曲,余渭丰又让她唱一曲,她依然唱了,结果唱了四五首。事后,我问他,这怎么跟旧社会一样呀!他笑道:我在乡里工作那时候,差不多天天有人宴请,都是这样,没人歌唱,吃饭还有什么劲?
我和余渭丰之所以能谈得来,是因为他敬佩我一身正气。他亲眼所见几次我是怎么惩治那些不守规矩的地头蛇娘们的,他认为这个厂离不开我,离开了就会垮台。支部副书记王九年也是这样认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城东内衣厂要不是徐师傅在,早都垮了。
1991年春节后,我在农历正月初八到达关门村。在节前回家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件奇怪的事,这就是我从汽车站下车回家,发现老是有一个人跟着我,我挺生气,就站住把这个人喊住,问他为什么跟着我?他支支吾吾语无伦次,我说:你再跟着我,就别怪我喊警察来!他随即离开了。回到城东内衣厂后,一次石宏太的侄子突然问我:徐师傅,知道青红帮么?我没好气地回答说:“那是旧社会的事,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关心这样的事?”他不再吱声。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两件事的内在联系,它是一种威胁。但这样的威胁在我这个涉世不深且一身正气的人的面前不起丝毫作用。当然,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多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我已经到了新的工作单位。一次和他人闲谈,突然间想起了这两件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两件事是促使我离开城东内衣厂的前奏。
不知不觉到了3月间,厂里仍然在做南京外贸的单子。一天,我去昭阳镇买东西,回来后见陈仁余的脸色不对,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脸难色,不肯讲。被我追问急了才嘟囔一句:这个厂完了。我说:胡说什么呀!运转得好好的,怎么就完了呢?陈仁余说:肯定完了。我知道他隐瞒了基本事实,就说:你说这个厂完了,那你就把完了的理由说给我听。陈仁余说:他们今天了来了几个人,要把烧饭的锅砸了,被我赶走了,我说你们要砸也得石支书告诉我,他们听我这样说就走了。我明白了一切:这是石宏太所为,没有他的指使,关门村没有任何人敢说这样的话。
这个下午,我仍然和没事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心底一直在思考,石宏太外什么要这样做?首先的判断是:厂子办好了,徒弟都教会了,不愿再花大钱养着我。想到此,我挺难过的,我是竭尽全力来经营内衣厂的,可到头来落了这个下场。可转而一想,在这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像养祖宗一样的贡着我,平均每月四千多块钱的工资,外加创办成衣车间的三万块钱,可以了!我压根就没有懊悔很快地把技术教给他们,这就是我徐凯的性格:光明磊落,一身正气,既然是来卖技术,那么技术卖完了,也就该走人。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人生境界。况且我出来闯荡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两个孩子读大学的学费、生活开销和盖五间房子的钱已挣到手。
下午上班的时候,我没把中午发生的事告诉余渭丰,因为我知道,一旦告诉他,他肯定会找高俊堂反映。高俊堂一旦出面,无非是先劝说石宏太,再劝说我。人仍在、心已离,貌合神离的环境最难熬,不如一走了之,这就是我对此事的基本态度。这天吃完晚饭后,我没去野外唱歌,而是静静地坐在屋里等一个人。不一会儿,值班的副厂长王如柏来了。王如柏是石宏太亲舅舅的儿子,我有意把中午的事情告诉他,并且说石宏太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他十点钟之前不来向我道歉,我就认为这件事是他指使的,要赶我走。我还说:你们不要以为技术学到手了,就可以翻脸不认人,这是短视,最没出息的。办工厂,技术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管理,管理不好,很快就会垮掉,像你们这样的厂,多则一年,少则几个月就会垮掉,甚至一张订单没做好就会垮掉。
到了十点钟,石宏太没来。我对王如柏说:你到值班室去睡觉吧!现在即便是他石宏太来,也无济于事啦!因为我最讨厌和忘恩负义的人共事。王如柏没吱声,他应当是石宏太派来监视我的。凌晨5点钟,我骑上自行车,带着一应物品,悄然离开关门村。
果如我言。城东内衣厂在我离开不到半年的时间,彻底垮了,关门村投入的一百多万全部泡汤。我并没为此痛心,人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我唯一的遗憾是优质棉基地的180万打了水漂,高俊堂就是看好我才投资的。我所能自我安慰的是:他们都是兴化人,让他们自己解决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