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卖布维持经营,总不是好办法。虽然下海是为了赚钱,但得取之有道,不帮别人挣来钱,亦无法从别人口袋里掏出钱。上苍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得好好的把握,把城东内衣厂搞好,是我唯一的途径。这个厂搞坏了,我的下场会很惨,不说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起码是一生就这样交代了,永无出头之日。
经过谨慎地考虑,我向石宏太提出筹办成衣车间的建议,并说明缘由。主要是由一条腿走路变成两条腿走路,即把坯布做成成衣,可内销、可出口,这样就可以稳定地生产了。石宏太问办成衣需要多少钱?我说不算厂房十几万就够了,先办起来,通过小批量生产培训人员,然后接出口订单。这样一来,这个厂就完全活了。石宏太同意了我的建议,委托我全权筹建成衣车间。
我打电话给李明庆,请他找一个可靠的成衣设备供应商,价格合理,质量上乘是基本条件。李明庆答应了,很快就落实了合肥的一家针织设备公司。第一批买了30台拷克机和10台平车,以及相应的裁剪整烫设备。与此同时,关门村火速地盖了一栋1000平米的厂房。
厂房盖好,设备到家,我立刻就返回六安。请了保全工朱士江和成衣师傅邓先全、段中玉、以及陈云秀女士。朱士江一共在关门村忙了五天,调试好了所有的机器就回去了。请裁剪师傅是听了邓先全的建议,请的是杨传孝。请她们的的时候,讲明月工资400元。她们都愿意来,因为当时的退休工资也就是八九十元,月薪400元是很有诱惑力的。
试生产阶段,我安排了销售员陈耀南去苏南找了一家漂染厂,染整了二顿精漂坯布。就用这二顿坯布做内销的圆领衫和平边背心,目的是培训拷克工和平机工。
朱士江回六安后,成衣车间面临了一个大问题,这就是机器坏了没人修理。邓先全暗暗着急,自己试图修理毛病,无奈解决不了,特别是底边车,根本无法生产。邓先全说:徐凯,如果想成衣车间正常运转起来,必须得请一个保全工来。我说:等等吧,这是个村办企业,请一个保全工得花不少钱。邓先全说:该花的必须花,否则这个车间转不起来。
这天晚上,我从车间取来一台拷克机放在宿舍里的大台面上,仔细观察机器结构以及工作原理。大约在凌晨二点多钟的时候,终于全部弄清这种机器的结构和原理。第二天,我让邓先全找一台出毛病不能用的拷克机,我将它大卸八块,然后又组装起来。组装的过程中,我用我理解的知识,调控各零件之间的配置,前后大约花了四五个小时。调试完毕后,我请邓先全试车。邓先全将信将疑,盯着我看。我说:你就试试吧!不行我再调试。于是邓先全就开始穿线,到裁剪拿来一块布头试车。令她完全没想到的是,试车的结果出乎她的预料,布头上的线迹整洁大方,针脚密度和宽度中规中矩。她抱来一打衣片,完成了全部的拷缝、合身、上领等工艺流程。之后她对我说:没想到,你能把这机器服侍得这么好用!我说:置于死地而后生。她问我说什么?我知道她听不懂,就说:我必须把这些机器服侍好了,让它们听话,否则我就得就卷铺盖滚蛋。她说:没那么严重吧?台车也离不开你呀!我说:来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三个徒弟,一个是石书记的女儿,一个是石书记的侄儿,一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我诚心诚意教人家,估计半年后就可以独当一面了。她说:你这么傻,凭什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将他们教会?我说他们待我不薄,我也对他们诚恳。再说这地方也不是我长久之地。早教会早脱身。我只要挣够了盖房子和孩子读大学的钱,我就回家了,惠芳一个人在家不容易。她说:你那两个孩子都在一中吧?我说是的,我给他们定的目标是:本科以上学历;在省会以上的城市工作。邓先全说:感动啊!我都要哭了,没想到你有这样的志愿,看看我们近一千人的厂有几个考上大学的,就时光美家和周鹏珍家两个,考大学不容易啊!不过你家两个孩子都在一中还是有希望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集中精力把所有的拷克机都按照我的方法重新调试了一遍,挡车工普遍反应比过去好用了。在调试的过程中我发现朱士江敷衍了我,有的机器简直没有调试,仅仅放在机架上就结束了,但厂里都是按每台50元的安装费给他的。
调试好拷克机后,我就研究底边车。底边车是一般的拷克机改装的,所以研究起来无需大卸八块,只要盯紧关键部件压脚就行了。朱士江改制的底边车和六安厂的底边车基本相同,基本能用,但爱出毛病。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老师傅朱士林和他的大徒弟孙谋权经常忙于底边车的毛病,这种毛病的关键就是边缝处的漏拷超过了规定的二针,他们为消除超过二针的现象,一忙就是几个小时,最夸张的时候是忙了几天也没修好,最后换了台拷克车(有点拉不出屎来怪茅厕的味道)。
我第一次尝试修理底边车失败了,毛病一点没减轻,邓先全看着渐渐堆积起来的半成品衣服,不停地叨咕如何是好。我说别急,我再想办法。邓先全说这底边机最难搞了,朱师傅和孙谋权有时拿它都没办法。我说办法肯定会有,你不是在国针厂培训过吗?他们的底边车有毛病吗?邓先全说哪能和人家比,人家技术多好呀!我说别急,一切都会好。我指指一片正常运转的拷克机说:不就三四天时间吗!所有的机器都好了。我又指指面前的底边车说:这仅仅是一台,一定能弄好。她说但愿吧!
在下面的修理过程中,我曾过度地加压了一次压脚,毛病立刻减轻。邓先全说这压力太重了,不好使呀!我减轻了压脚压力,毛病立刻出现。我基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蹲在机台前,一边盘动机器一边仔细地瞅,没几时就弄明白了道理。我把压脚拆下来,用砂轮机细细地磨,磨去碍事的地方,然后装上底边机,请邓先全再试。邓先全做了一件衣服,看了看没吱声,又拿起一件继续做。我拿起她丢下的那件衣服,看了看,边缝处的漏拷仅有一针,我知道我的方法对头,毛病已经根除了。邓先全做完了一打衣服,没有一件漏拷达二针的,她口服心服地说你太有本事了。我说:可以这样说,这机器再也不会出漏拷的毛病了,它的针脚还可以调到一毫米以下,也不会出问题。我请邓先全站起来,我将针脚调小,又请她做,针脚果然在一毫米以下。她接连做了几打衣服,果如我言。
我真的高兴啊!想当初,那个和我一起在国针厂学成衣保全的人,跟着全上海第一的薛洪涛师傅学了几年,又在国针八厂跟着上海著名的青年师傅卢二官学了一年多,回六安后,根本不敢去动底边车;六安的成衣保全师傅们也一直视底边车为难题。而这个问题在我手中仅花了两天时间就彻底解决了。这真是神助,应了“时来天地皆同力”这句古诗。
成衣车间经过几个月的磨合,终于找到一个较大固定客户,从此步入正常生产阶段,开始做出口文化衫。做了几批文化衫后,关门村的人发现这个厂很赚钱,于是村领导们纷纷把家属安排到针织厂。这些地头蛇的娘们,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想几点来就几点来,想几点走就几点走,大摇大摆目中无人的样子,完全置厂里的纪律不顾。这种自由散漫的现象被我狠狠地清除了,由此我得罪了本不该得罪的人。这是我的个性所致,不是理性思考所能阻止的,只要是正确的,前面是坑我也会跳,跳进去无非是出不来和出来两种结果,这是命运,命运不能选择,但选择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可以的。一个人要活得健康,猥琐的活法不可取,因为它是一种病态,这是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