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25日,是我人生旅途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天,幸运之神眷注了我,我由此获得了连续十二年以上的好运势。以一个人20岁开始工作、60岁退休计算,工作的人生差不多40年。我自1962年15岁时工作,到2002年55岁时退休,正好工作了40年。这四十年时间,我有连续12年的好运气,说明冥冥之中的神对我是非常照顾的。
这天,我自早晨5点钟开始装车,到下午两点多钟安装完毕。我套上机头布,精心细致地调控机台,差不多半个小时后,我拉起把手,机器以75转/分的速度运转。我擦擦油手,搬来一条长板凳,对身边的顾厂长、王如柏副厂长和陈任辉说:坐下等吧!新机器一般不会出毛病的。陈任辉说:徐师傅好手艺,那三个师傅调试机台的时候,我们都在场,石书记和王书记也在。他们急得团团转,机台就是不转。我说:我这技术是跟一个老师傅学的,整整18年没摸过扳手,现在还管用。顾厂长说:徐师傅,这匹布得织多长时间?我说:一般一匹布是十公斤。大约需要三个小时。顾厂长对王如柏说:王厂长,你去把石支书喊来吧!让他心中的石头落地。
大约半个小时后,石支书带着王副书记和倪主任匆匆赶来。看到机器呼呼地运转,非常高兴,他说:不瞒你说,请你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上海的、南通的、无锡的师傅都搞不好,安徽人行吗?哪知道,就你这安徽人行,让它转起来。我笑而不语,此时此刻,运转的机器比千万句语言都管用。
村干部看了几十分钟,见机器一直运转,就喜笑颜开的回去了。他们刚离开,顾国权说:石支书这下子开心了。村里有人说他拿人家的好处,买了一堆烂铁回来。开玩笑呢,这个厂他们村一共投了50多万,如果打了水漂,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大约六点多钟的时候,顾厂长见卷布架上的坯布很大了,就问我有几公斤?我说差不多九公斤多了。顾厂长说今天不织了,麻烦徐师傅把布下了,我明天带着它去南京。这匹布织了差不多三小时,仅有两个闭口针造成的漏针。顾厂长把坯布扛到宿舍,对我说:徐师傅,带你到石支书家吃饭,师娘的红烧鹅子做得地道。陈仁辉在一旁帮衬说:大嫂的红烧鹅子没得说。走到岔路口,王如柏说他不去了,要回家,就像另一条巷道走去,陈仁辉小声说:他是石支书的表弟,怕石支书,所以不去。
到了石支书家,我见识了一个农村支部书记家的生活。三间厚重朴实的大瓦房,外加两间厢房。屋内的家具清一色实木清漆,简朴结实。顾国权向我介绍说:石支书三个孩子,大儿子石宝钱在南京东南大学读研究生,是这个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二儿子石宝良在纺织厂做保全工;小女儿在家,马上也要到针织厂工作。他又带我到一个厨房边小房子里,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十几平方的房子里,堆满了空酒瓶。我看到大都是洋河大曲的空瓶子,其中也有少数的茅台、五粮液的空瓶子。顾国权小声说:石支书和这个人不错,这些酒都是人家送给他的,他就拿出来招待人,从不在村里报销。这些其他村是不可能的事,村领导招待客人的酒都得村里出钱,家宴也是如此。
晚餐的菜肴非常丰盛。扬州盐水鹅,肫爪拼盘,烫蒜干丝,黄泥螺,四道冷菜;河海鲜有鱼肚,鲨鱼皮,清蒸鳗鱼(淡水鳗),醉虾;主菜是红烧鹅子。平生第一次吃鳗鱼和醉虾,鳗鱼的鲜美自不待言,值得一提的是醉虾,这是兴化的特色菜,一盘生虾,倒上一点姜末和白酒,吃得我胆胆怯怯,肠胃微微翻腾。石支书见状,说第一次吃生虾不习惯,我包你再吃一次就想吃了。果如他言,两次醉虾一吃,再上酒席,心中就有吃醉虾的欲望。等石夫人的红烧鹅子端上桌,大家立刻赞口不绝。我尝了尝,味道果然不错,红汪汪,秀色可餐,肥而不腻,香而不厌。我回六安,专门买了一只老鹅红烧,虽未达到石夫人的烹调水平,但味道也属上乘,家人也是吃的欲罢不能。千禧年后,我定居上海,买了几次老鹅红烧,均未烧出那味道,心中颇为遗憾。联想到吃不到家乡的放养鸡的美味,猜测到老鹅也是饲料喂养的,否则怎么烧不出那味道?
顾厂长到南京省外贸回来后说:省外贸对坯布质量满意,说可以开足马力织,有多少要多少。我立刻就开始了紧张的安装机器工作,每天安装调试一个机台并投入生产。尽管喜悦在心,但也有忧愁,这就是农民们没有按月发工资的习惯。来了快一个星期了,他们没提发工资的事。我想提出这个问题,但难于启齿。顾厂长见我愁眉苦脸,问我是否劳累了,还说安装机器不要太紧张了,累了就歇一天。我说累一点没关系,我关心的是村里不按月给我发工资,我的家人吃什么呀?顾厂长拍拍脑袋说:这怪我,没有想及你的困难。我给石支书说一下,看他怎么说,农村没有按月发工资的习惯,请徐师傅理解。说完他就走了。
不一会儿,石支书匆匆来了,身后跟着村会计王登高。他见面就说:徐师傅,多有得罪,是我不好,没想到你的困难。今后我保证每月月头就给你发工资,我们关门村拿得起这个钱。我笑道:开口要钱,挺难为情的。石支书说是我不好,原谅原谅。
在王登高把800元钱给我后,我立即停下手中的活,前往昭阳镇(兴化城关镇的历史名称)邮局,把钱寄回家。几天以后,惠芳收到这笔钱,感动得流了泪。她立刻把所欠的700元债务一次性还清。又过了十来天,所有的机器全部安装完毕,整个车间正常运转起来,一派热气腾腾的样子。乡书记和乡长也来参观,石支书宴请他们,他们把我推到上座,说了许多溢美之词。
我觉得我应当回六安休息几天了,因此就向石支书告假。石支书说今后你每月回一趟家,车票和旅费报销。我说旅费免了,给个车票钱就可以了。此后,我没有按月回家,而是保持一个半月回一次家,事情忙,就两个月一次,每次在家住三晚上,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两地鸳鸯,每年仅有一次探亲假,每次半个月,很多单位都不执行,不执行的借口就是工作忙不批假。
第一次回家的钱袋是鼓鼓的,还带着成功的喜悦。临行前,王登高把安装24台机器的安装费和9月份的工资付给我,一共四千多元,这是我自工作以来挣得的最多的钱。我是下午五点多钟到家的,进门后,就像献彩似的把钱放在惠芳面前,惠芳惊讶地说怎能有这许多钱?我说是我挣的呀!第二天,我们带着这些钱去皖西路中银储蓄所,存了定期存款。这是我和惠芳自结婚以来第一次有了存款。
在银行柜台旁墙壁的玻璃镜上,我看到了我的面容:黑又瘦的脸膛上胡子拉碴,一头蓬乱的长发,差不多一逃兵相。我问惠芳我怎么成了这样?惠芳说肯定是急的累的。我说:好了,我现在不急了,今后也不会太累了,你先回去吧,我得去把头上的荒草砍了。
尽管此时的我很劳累,但是,我知道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的惠芳比我还累。所以,在家的四天时间,一切家务都由我操持了。惠芳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我的善意。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都坚持这样做。
此次回家,家中还得到了一个喜讯:这就是小牧以优异的成绩被六安一中录取。这年的小升初考试全市有八个人数学满分,他是其中的一个。220分的总成绩,小牧考了208分,数学和自然历史满分。到9月1号,他就能和哥哥一道去一中上学。这个喜讯和我闯世界的初步成功相得益彰,从此,我们的家庭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十二年时间好戏连台,邻里同仁递来的都是羡慕的眼光。有两件事可以证明我说的十二年间好事连台绝非虚言:1998年,老房子实在住不下去了,我决定翻新。一位同事听说此事,特地来告诫我:徐凯,这老房子你不能拆,你看你这么多年运气多好,我们都认为是你家的房子风水好,能不拆还是不要拆为好;还有一次,我走在离我家有两百多米的市政府宿舍一户人家门口,听见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上面哪家在盖房子?”此人回答说:“是徐凯呀!这个人运气好,睡觉怕都能笑醒了。”我从旁边进过,他们都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但他们知道我家的喜事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