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71）

第三节 织造车间（2）

找到曲书记，说去他家商议一个问题，他的家就在厂部办公楼旁边的宿舍里。到了他家，我说了处理宋元三和刘长龙的情况，请他考虑任命什么人担任台车工段长职务。我说在任命刘长龙的时候，我都没和你商议，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任命只是临时举措，宋元三的问题不解决，台车一日就不得安生，台车工序一日不安生，整个车间就不得安宁。现在宋元三的问题解决了，刘长龙想为他师傅出气，也顺便一道解决了，这样一来，长期干扰车间生产计划不得完成的绊脚石给搬开了。曲书记哈哈大笑说：徐凯，你真的有两刷子。从王春梅到朱志芳，再到祝德伦，都奈何不了宋元三，你这下子彻底根治了。他又说：我看熊宗祥可以担任工段长职务。我马上说好啊！就这样定了吧。你马上就找他谈话，今天就开台车会议宣布他上任。我之所以这样快的表态，是因为熊宗祥是台车唯一合格的人选，这个曾经的小学教师，1958年从幼师毕业不到一年时间，就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教，说明他身上还是有些正气。曲书记说还是我们一道谈吧！我说就你谈吧，台车交给熊宗祥管理，我们也就轻松了。我接着又说：曲书记，办公室的问题也该解决了。他们天天关起门来谈心，是不是应当把他们撵出去各干各的事？曲书记说我早都看不下去了，看你在车间一忙就忙得一身汗，不忍心打扰。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把那个老的（恕我不讲名字吧）调到仓库去和杨满荣打调换，那个年轻的（叫刘学文）调到司磅处，和杨玉敏打调换。这两个人进办公室，那三个（朱志芳、祝德伦、王志强）也就待不住了，肯定得下车间找事做。曲书记又是一阵大笑，事情就这么定了。我说调整车间办公室人员得厂部批准，我找书记厂长汇报一下，征得他们同意再写报告递上去。

从曲书记家出来，我立刻去厂长办公室（厂长书记在一块儿办公），杨书记不在，我向赵厂长汇报情况。赵厂长听了，问我：你去织造也就三个月吧？我点头。赵厂长眼睛明亮起来，对我说：你小徐窝在这儿可惜了，如果在部队，你前途大大的。我说当年我想当兵呐！因为家庭社会关系复杂，部队不要我呀！再说部队也不是真空，你赵厂长不也是憋着气从部队出来了吗？赵厂长说也是，哪儿都有矛盾和斗争。他摆摆手说，不说这个了，现在谈工作，同意你和老曲的意见，朱志芳因为和那个老的黏糊，惹得一身骚气，把她关到仓库里非常正确。现在的问题是那三个副主任如何处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说祝德伦适合去生产技术科分管统计；朱志芳去机修车间分管棉毛机三角改1·5路；王志强就留在我哪儿吧，这是个废人，到哪儿都不务正业。就当他是年三十的那只兔子（歇后语：下句是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赵厂长哈哈大笑，连说：服你了。事后，这三个人都去了我向赵厂长建议的地方，可见我的推荐是出于公心，没参杂一点私心。如果按照我进入织造车间他们三个月冷眼相看的态度，真应当把他们留在车间听候差遣一阵子。因为是领导征求意见，我必须秉公说话，否则对不起领导的信任。

处理好台车问题后，织造车间的生产步入正轨，整个车间的精神面目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散漫松懈的的状态被紧密奋进的精神取代。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集体，因为在1981年经劳动局批准，厂里通过考试的方法招收了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充实到台车和棉毛工序，使原本劳力队出身的人占绝对多数的不良状况有很大改变。可惜的是，她们来厂三年时间，看到的是一盘散沙般的组织，没人丁点工人阶级的气氛和素质，觉得很失望，有的人想方设法调走了。现在通过整顿，车间焕发了生机，我又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彰显了一两名优秀青年，乐善向上的新风气在车间逐步形成。

织造车间打开局面后，我名声大噪，也随之成为众矢之的。远在童装车间创建成功之后，有些人就已经把矛头指向我。当时是两股力量合流，一股是杨隆尧的力量，另一股是政工科张干事的力量，杨隆尧的力量是打击赵振武（防止被赵取代），张干事的力量是诋毁我，使我不得升迁。张干事是省纺织中专的工农兵学员，颇有野心，他曾公开叫分管工业的副市长王原苓为老干爷，自称为干儿子，可见此人庸俗且有心机。我第一次听说他叫王原苓为老干爷，心儿着实一惊，身为政工干事，公然把旧社会江湖的那一套带进共产党内，这么说共产党内的部分人早已腐烂了。另一方面，身为政工干事，他能听到市委和市政府领导的心声。赵振武锋芒毕露，杨隆尧老谋深算，但他们都是工农干部，没有任何文凭，在讲究文凭学历的1980年代，处境堪忧，时时处于被更替的状态。如果他们能精诚团结，在任的时间会被延长，如果勾心斗角，则随时有被更替的可能。张干事因为有中转文凭，在当时算是知识分子，升任厂领导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他就处心积虑地计算我，把我视为他的潜在对手。这个曾经的农村孤儿，一旦处于有利地位，立刻就暴露了浅薄的本质。

现在看来，当时张干事的基本力量是供销科的副科长张传理、陆鼎昌（即前文所说的大宝子）和王永新。这三个人都是所谓的能人，除张传理稍微有些正直外，另外两个心术都不正。张干事之所以借重这三人，是看中这三人的心术不正和能力，利用他们无德的特点，为他上台扫清障碍。这些，都是现在以理分析出来的，在当时，对人际关系一窍不通的我，只知道如何处理工作中的棘手问题，沾到勾心斗角的事，就如同是傻子一般。在这些人看来，由于童装车间的创办成功，展示了我的工作能力，在工人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是他们上台的最大潜在威胁，在必须扫除之列。张干事错误地认为赵振武厂长是我的后台，这错误判断可能源于赵振武厂长经常表扬我。在这一错误的判断下，他们写了一封人民来信给地委领导，检举了赵厂长的21条罪状，给赵厂长制造困难，然后通过通过黑皮王永新到赵振武面前造谣，说这21条罪状的检举信是我写的，而且信誓旦旦的说他的二哥见到过这封信，署名是徐凯。这低劣的造谣方式，给我带来一定的伤害，因为基层群众听风就是雨。即便不相信，也会用这当石头砸我。

他们说这封信是我在童装车间时写的，我知道后一笑置之，我一个新提拔的中层干部，怎知道赵厂长许多事？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看，赵厂长不相信，如果相信了，就没有我调到织造车间的事。但是，赵厂长在这件事上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这就是他没把黑皮到他家造谣的事及时告诉我，使得他和我被伤害了却没能反击。黑皮公然造谣，就应当及时打击黑皮，把他打回原形，安排他去干最脏最累的活，让群众看看造谣是什么结果，一个蹲了七年牢被放出来的人，又因缺德落得这个下场，差不多生不如死吧。如果此事牵扯到杨隆尧，相信杨也不会公开保护黑皮，因为写人民来信抹黑他人，触犯做人的底线。相信他杨隆尧不会傻到那份上。如果是其他人所为，那么这个后台肯定会惶惶不安，也许会由此露出尾巴。即便不露尾巴，他害他的追随者受惩处，心情肯定不会好过。另一方面，黑皮就此事去造谣，说明他知道此信的来历，本身或是当事人。当初，童装车间成立时，出于同情心，我找杨隆尧要王永新当车间文书，说明我涉世不深，铸成大错。记得当时，不知为什么？杨隆尧非常高兴，我后来想通了，在文革之中他们都是坐派，心心相通的。说不定这封信也可能是在杨隆尧授意下写的，或者是王永新不知道是我提名要的他，以为是杨隆尧把他安插在我身边，监督我。为感杨隆尧的恩，他自作多情地写下这封信，以期取得一石二鸟的效果。我到织造车间后打开局面后，一次我去赵厂长家，问及什么人在你面前说那封人民来信是我写的？赵厂长不愿说，我说我只是想知道什么人如此低劣，玩这种没人信的把戏，赵才说是王永新，我大吃一惊，问赵厂长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赵说没必要说呀！因为这是明显的造谣。我说怎能说没必要呢？我说你如果说了，我肯定让王永新扫地。让人们都看看造谣会有什么结果。赵厂长说办事员的任命得许厂党委研究批准，你能怎么办？我说你太不了解徐凯了，我让他下去扫地，在童装车间他绝对翻不了盘，连反击的力量都没有。难不能成他杨隆尧来找我麻烦？难不成他把我的车间副主任免了？难不成他会把王永新调到其他车间当文书？有人要吗？赵厂长说这我真没想过。我接着说地委派人来逐条落实你所谓的罪状，有一条成立吗？没有！但这件事情对你和杨隆尧都非常不利，表明你们不团结，领导班子不团结，总得有人的付出代价。如果我知道后进行反击，有理、有利、有节，今后哪个还敢造谣生事？现在好，写了你赵振武的罪状，屁事没有，看着吧！这事日后也许还会发生。

杨隆尧太阴险了！他的阴险在于他使用没有道德底线的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