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再现清明（2）
比把俘虏当人看还要值得称赞的是，破除了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祸从口出”恶俗。几千年以来，无论哪个朝代，均无人敢在公开场合戏耍皇帝（国家最高领导人），因为这样做的风险太大，轻则蹲牢，重则掉头。文革期间，因反毛而获罪的人不在少数，而且许多人都是在不经意间获罪的，就像前文所说的织布车间的一个老师傅，写效忠信，落款却把打倒刘少奇误写为打倒毛泽东，被“专政”了很长时间。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议论政治议论领导人不再有风险。举个例子吧：记得有一天一帮人在针织厂办公大楼的山墙下侃大山，主题是时政，裁剪师傅张运年来了，听了一会儿后，他说：“你们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让胡耀邦做接班人吗？众人都说不知，有人乜斜着眼睛，露出不屑的讥笑：张师傅知道的秘密，能说出来让我们长长见识吗？张师傅也不在意他人的讥讽，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想想，什么人会让比自己高的人在身边转悠？问题尚在空中悬着，他继而斩钉截铁地说：没有！邓小平也不例外，他选接班人，肯定得选比他矮的，胡耀邦因此就中选了。众人哄然大笑，有人笑得弯腰流泪。
我当时也在场，感触颇深：邓大人被调侃了，但这并没有改变当时多数人对他的尊敬。这几年的变化，和1949年相似，差不多是改朝换代。邓小平开一代先风，破除五千年陋习，人们可以放开讲话，不再因言获罪。功莫大焉！
共和国的1978年到1986年，几乎就是1949到1956年的清明再现。邓氏非常聪明，他用来抓民心的方法就是，人民对毛泽东时代厌烦什么，他就抓什么，并冠之以改革开放的名义。通过恢复高考、摘反对派的帽子、高调呼喊（其实什么都没干）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等一系列方法，一改社会沉闷局面，呈现出百业待兴、万家齐欢的状态。当时，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亿万群众的认知，人心思善，人心向上，整个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潮。夜大、电大、自学考试等办学方式为基层青年提供了学习场所，各个单位用各种方式为自学者提供方便，鼓励自学成才，一旦学成便择优录用。在我工作的单位，就有许多人在夜大或者电大学习，他们的学习时间如果和上班时间相撞，单位就给他放假，考过一门功课，还给予奖励。另一方面，厂里一再号召技术革新，鼓励工人学习新技术，这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新风气，体现了对工人的尊重，充分地发挥了工人的才智，也确实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在操作技术层面，操作者对技术的认知和改进最有发言权，他们通过使用能真实地了解设备的优缺点，进而提出改进的意见，令专家相形见拙。“卑贱者最聪明”是对这现象的最好概括。
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新风还体现在高考上面。每年七月的7、8、9三天，是最隆重、最严肃、最安静的日子，六安城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怀着希望来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三五成群的满城转悠，好奇的目光四处打量着三千年的古城，令人遥想当年秀才们赴乡试是否也是这般模样。在这三天时间里，所有的考点门前都会集聚许多家长，街道上行驶的车辆都尽量不鸣笛，也听不到自行车的铃声，整个城市都充满安静紧张的气氛。每到7月底张榜发布的日子里，只要听说有哪家的孩子金榜有名，人们都会发自内心地表示祝贺。高考之所以为群众关注，因为它是希望的阶梯，从唐代的科举一直树立到今天。平民百姓家的子弟可以通过努力，沿着这个梯子登上人生的顶峰。一个社会，只要往上流动的渠道畅通，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充满希望的社会。当一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固化了，成为历史进步的反动，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东晋和南朝的门阀制度的消亡就是最好的例证。
出版古今外文学名著，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光明日报经常刊登介绍外国名著的读后感和评价，引起了我阅读这些书籍的欲望。我通过在戴楼蹲点认识的农校的王维，从他爱人掌管的图书室借阅了大量的外国名著，几乎读完了全部的托尔斯泰、狄更斯、雨果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以及勃朗特姐妹的书籍。同时也阅读了左拉、福楼拜、莫泊桑等人的作品。那时候，对这些作品的认识很朦胧，反感贵族的矫情，却和小资情调暗流互通，不了解小资情调就是贵族生活的平民化反映。总的来说，我非常喜欢同情平民、抨击富有阶层的书籍，比如《巴黎圣母院》、《复活》、《呼啸山庄》等，对反映市井生活的诸如《傲慢与偏见》、《简爱》等书籍关注不够，可能是那里面的情调和时代的潮流不合拍的原因吧。值得一提的是《十字军骑士》和《斯巴达克斯》这两本书，我读得入迷，还经常向朋友推荐，并主动把这两本书借给人家看。读莎士比亚是稍晚时候的事，大约是在1989年前后，在农村工作的我，夜晚闲着无事，系统地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部读完了。一共五部，分别是，《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威尼斯商人》。说实话，他带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翻译家和一些文人的艳美之词和作品的引力相差太远。是翻译得不好，还是原著本是如此，或者是我的水平令我读不懂高深。反正我读它不如读古代戏剧读得快乐，比如读《长生殿》和《桃花扇》时，那抑扬顿挫的曲调，让人回肠荡气；那优美的故事情节，令我感慨万千，甚至拍案而起。更不要说读《西厢记》和《窦娥冤》时，情感随剧情而流淌时的跌宕起伏，词曲随情节展现的优美意境使人叹为观止。“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有谁读到这样的词曲不会击掌叫绝，继而废寝忘食地阅读下去。而读莎氏就没有这种继续阅读下去的强烈欲望，可以说是为阅读而阅读，为了解而阅读，绝无快感。
读书是从1978年开始的。那时候，小儿子刚出世，妻子带二两孩子睡大床。我在门口安了一张小床单睡，精力旺盛的我每天都读书读到深夜一两点钟，平均一个星期就能读一部四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对有些我喜欢的书籍，经和爱人协商，都托人从新华书店买来，因为这时候受意思形态的限制，出版外国文学批量都很小，一个作品上市，连柜台都上不了就被从后门来的买光了。渐渐的， 我的书柜里堆起了《巴黎圣母院》、《九三年》、《十字军骑士》、《斯巴达克斯》、《大卫科波菲尔》、《简爱》、《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二十多本外国名著，这对经济非常拮据的我们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妻子都满足了我的愿望。那个时候，正值一些外国电影在大陆公映，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追捕》、《叶塞尼亚》、《巴黎圣母院》等优秀影片，只要这些电影公映，我和妻子就一定带着孩子去看，拉着一个抱着一个，不亦乐乎！大约在1982年，大儿子经常生病，为了让他开心，我们借钱买了一台14吋上海牌电视机和一部香港产的新华牌双卡收录机，接触到境外的电视剧和西洋音乐。记得当时热播的电视剧有日本的《排球女将》和《血疑》，以及《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等，中国女排五连冠也是那时候的热点赛事，逢场必看的。
和同家人一道观看电视剧相比，双卡录音机带给我的欢心要多得多。我用这部双卡机，从安徽广播电台录下了奥芬巴赫的《地狱中的奥菲斯序曲》，几乎每天都放几遍，听得滚瓜烂熟。2003年我和老伴去纽约，在肯尼迪中心的一家音乐书店里花了17美元，高高兴兴地买了全本《地狱中的奥菲斯》CD，回来放了一遍，大失所望，没有那首耳熟能详的序曲。我和小儿子说了这情况，他又从美国带来一张CD，仍然没有这个序曲。后来，我在央视音乐频道听到了一次小泽征尔指挥的这个序曲，只是买不到CD。难不成这个序曲是后人改编的？我始终没弄明白。就在写这段往事的时候，我又开始在网上搜索，结果搜到了梅塔指挥的这段音乐，还是弄不明白CD为什么没有这段序曲。
有了双卡收录机，就有了欣赏外国音乐的可能。由于一盒磁带需要七块多钱，超出购买能力许多，但是欣赏外国名曲的愿望时刻燃烧于胸，于是就省吃俭用买了几张磁带，先是托人从上海带来两和外国名曲磁带，帮买的人很懂音乐，所买的一盒是当代外国名曲，包括几首美国乡间曲目和好莱坞大片中的插曲，另一盒是古典乐曲，是外国交响乐团的常见短曲。这些曲子过去根本没听过，听起来非常过瘾，常常引起心灵的共鸣，甚至是手舞足蹈。妻子见我这样，常常揶揄我说：“看你那个样子，怎么没托生到外国去？”是啊，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可是对外国音乐却是心有灵犀，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什么原因，反正我一听到好的音乐，就会神经颤抖、热血沸腾。
好在过了一两年时间，经济稍见宽裕，买几盒磁带已不是大问题。所以就陆续买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和第三交响曲、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以及南美风格的短曲的等等磁带。那时候，人民音乐出版社以外国音乐参考资料的名义，出版了一套有一百六十多盒的外国音乐。我差不多买了近二十盒。连同广州太平洋磁带公司出版的二十几盒磁带，我差不多有了五十盒磁带，认为很不错了，可后来发现这个数量和整个西方知名音乐相比少得可怜。
最终满足我收藏愿望的是大儿子在杭州发现了一个专门从事外国音乐CD销售的门市，他从那儿买来了大量的古典音乐CD，几乎囊括了所有外国著名作曲家的主要作品，总量有三百多盘。其中包括贝多芬的全部交响曲和钢琴曲；肖邦的全部钢琴曲；德沃夏克、斯美塔那、埃内斯库、李斯特等人的主要作品；柴可夫斯基的全部交响曲以及部分歌剧作品；至于其他的诸如德彪西、柏辽兹、奥芬巴哈、斯卡拉蒂等大家的部分作品，以及莫扎特、约翰·斯特劳斯家族、瓦格纳、海顿、巴赫、布拉姆斯等德奥作曲家数不胜数的著名作品，我都有收藏。
有了这么多的收藏，我得意洋洋，觉得可以称之为音乐富翁了。可是，随着科技进步，我的这些收藏几乎成了过时的古董。大儿子送给我一个16GB的iPod，这个掌芯宝一下子收进了我最喜爱的128盘专辑。我每天晚上在万科假日风景的郊野绿园散步，就带着iPod听，大约70分钟时间，一天也仅仅能一个专辑，如此循环，几乎三个半月才能听一遍iPod所有的专辑。剩下的CD几年时间都不听，却舍不得扔掉，它和高级音响、功放闲置在那儿，成为名副其实的古董。再说，我们住的是公寓房，整日的音响播放，邻居会抗议的。还是老老实实地带着耳机，欣赏iPod发出的优美旋律吧！因为它的音质并不亚于B&W音箱发出的音质。
听音乐的水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只能听个悦耳、震撼或者心潮澎湃。只有少数的乐章能听出点眉目，比如老贝的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明显的遭遇失败后的休生养息，其它的一概不知，甚至会南辕北辙，把邪恶的喧嚣当成正义的呼唤。后来听的曲目多了，渐渐地知道作曲家在描述什么，但也只是大概，细节并不清楚，表现的手法也是听得糊里糊涂。大约在1995年的时候，一次去上海，在人民广场的音乐书店里买了一套杨明望的《世界名曲欣赏》，对我欣赏音乐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但也只限于欣赏，创作理论仍是一窍不通。但这足够了，我不是专业人士，能听得懂，就非常满意了。从两件事能看出我欣赏水平提高的过程：一是1996年，我在六安买了一张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听了一遍，觉得不咋地，哪知道2013年的时候，我翻出了这张CD，重新听了一遍，大吃一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啊！怎么会在我的收藏中埋没了这么长的时间？同样的还有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交响曲，买过之后没引起注意，几年以后再听，听出了眉目，听出了心得，心悦诚服地承认肖氏无愧于大家的称号，同时也对自己先前的欣赏水平哑然失笑。这样的事还发生在西贝柳斯的夜行上，一日我听西贝柳斯，其中的一个曲子，我听得很投入，觉得这是描写夜行者的，回到家让孩子看看标题是什么曲目，果然是叙述夜行的。还有贝多芬的第十七暴风雨，那是用音乐语言描写暴风雨的，没用任何自然的模拟声，但我听得明明白白，扣人心弦。尽管如此，对一些作品还是听不出所以然。但我并不觉得遗憾，听不懂就是听不懂，何必不懂装懂。
听音乐最大的好处是能够放松神经和培养情操。人在旅途上奔波，劳累困顿在所难免，时而出现的忧心之事，劳神费力，绝非是睡上一觉或者休息一段时间能够消除的。记得在1988年的时候，我下海去苏北农村一个村子帮助办厂，带领了一帮对工业一窍不通且私欲极重的农民。可谓困难重重，经常急得抓头挠腮，夜晚睡不着。幸好村里给我一个月一趟探亲假，每次回到六安，包包放下，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响，听格里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特别是第二乐章的钢琴独白，冷泉清透，最具消烦效果，听着听着，疲倦渐渐消失，甚至睡着了。接下来的两三天里，听老贝的第五，而且是从第二章开始听，看老贝是怎样疗伤的，又是怎样奋斗并取得成功的；听奥芬巴哈的《地狱中的奥菲斯》序曲，聆听黎明，寻求结尾处的狂欢；听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欣赏来自云端的天籁；就用这样的方式，化解一个月积累的疲倦。
美好的音乐作品能够带来高尚的情操。听一段令人心醉的音乐，不知觉间自己的行为也被感化了，说话不再粗俗，举止不再武断，否则对不起那段醉人的音乐呀！甚至处理事情也会受影响，既然世间有如此美好的文化作品，我们处理事情也应当向美好看齐，这就是在处理事务前静下心听一段古典音乐的好处。还有一点我深有体会，这就是每当听完大师的一段经典作品后，会不禁自问：既然大师能写出如此好的作品，那么我为什么不能？至少也得把大师视为榜样。这成为我写作的原动力之一，我每一个作品问世前，我都得认真地修改几遍。目的就是向大师看齐。至于是否看齐了，能力有限，由不得自己，但我努力了，于心无愧。
美好，我心向往之。美好，我竭力践行之。
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中最值得追忆的是是什么时期，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1975年至1988年。为什么会这样说？答案很简单：一，政治新风导致了社会清明，在历史长河中，能生活在清明时期，是难得的幸福，因为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清明时期极少又短促，能数的出也就是汉代的文景之治，盛唐的贞观之治，有清的康乾盛世，加起来也不过二百年时间；二，初为人父，喜悦溢于言表，两个孩子像茁壮的幼苗，蓬勃地生长，一生最感幸福的事，就是带着两个如龙似虎的孩子逛街，心儿像灌了蜜。1986年，大儿子以优秀成绩考入六安一中，1988年小儿子连跳两级从小学四年级也考入一中。六安一中是省重点中学，在全省重点中学中的排名也很靠前，在这个学校读书，最有希望考上好大学。我和妻子都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时刻都能接受到同事递来的羡慕的眼光。
最值得追忆的年华，莫过于生活在充满希望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