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64）

第六节  戴家楼（1）

地委工作团为了让队员体验军事生活，决定全部人员以拉链的形式去寿县，就这样，我踏上了步行去寿县十字路人民公社的路程。130华里，走了两天，中间在安丰镇住一晚上，滚的稻草铺。我的脚板就磨出两个大水泡，是队长刘少华教给的方法，用针牵引一个头发穿破水泡，头发留在水泡中，这样可以保证第二天继续行走。我们于第二天下午早早地到达十字路公社。

驻十字路公社的路线教育宣传队，由两拨人组成，一拨是六安地区农业局的十几个人，一拨是来自工厂的八个人，棉纺厂和针织厂各四人。农业局副局长徐华明为队长，针织厂党委副书记为副队长。根据部署，工作队的正副队长参加公社党委会，并担任正副书记，原公社党委书记夏桂轩任副书记，这样，权力就完全掌握在工作队手中。经公社党委会研究，这次路线教育选三个大队作为重点，开展路线教育宣传运动。这三个大队分别是农业局来人主管的刘郢大队，针织厂来人主管的戴楼大队，纺织厂来人主管的石塘大队。

戴楼大队在安丰塘的东侧、瓦埠湖的西岸，距离十字路12华里，是一片贫瘠的坡地。安丰塘是中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比都江堰还古老得多，古代叫芍陂，意即长满白芍药的坡地。（据《水经注》记载：“淝水流经白芍亭，积水成湖，所以叫作芍陂。”，实际上，水经注在这儿弄错了，流经白芍亭的不是淝水，而是塘河。）它是楚国相国孙叔敖于公元前1597——1591年建造的水利灌溉工程，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塘。它接纳了六安县境内龙穴山以西，小华山以东约390平方公里的塘河水，因水量不够，又在众兴集南修渠，引淠河水入塘河，从而保证了安丰塘足够的水量。安丰塘在当时大约灌溉40万亩的土地，受益地段都是在塘的北面和西面，戴楼大队因为在塘的东面而且是坡地，不在受益范围内。水是确保农业丰收的根本条件，坡地的农业的水源主要靠当家塘（依地型修建的大型蓄水池），而当家塘的蓄水量少，抗旱功能有限，田亩靠天收的成分很大，伏天十日不下雨就会造成严重减产。因此，戴楼大队在十字路公社算是比较落后的生产大队，社员大都贫困不堪。

 

徐华明带来的人工作能力很强，大都是在局本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也有几个来自农业局的下属单位，如植保站、兽医站、农科所和棉种场等，也都是大学生居多，最低的学历也是中专生。他们几乎都下过乡、当过很多次工作队员，有一定的农村运动经验。而我们工厂的人文化程度较低，也缺少农村工作经验。纺织厂看来有应付上级的经验，他们派的人都不是生产骨干，带队的是“双突”上来的青年女性张某，时任厂党委副书记。这里要介绍一下双突，双突是文革新贵为加快充实政权内的新生力量，以召开中央全会的形式修改了党章中的入党程序，缩短培养时间，取消入党后的考察期，宣誓后即为正式党员。按照这个入党程序，只要发现人才，可以突击入党，突击提干，进入领导班子，所以称之为双突。在当时，各级领导班子都有双突上来的人，并且占一定的比例，这些人和九大上来的文革新贵思想相通，行动一致。可以这样说，如果毛泽东晚逝世三五年，国家的政权就会顺利的转到文革新贵手中。

针织厂的工作队一个来了四个人：党委副书记刘少华；党委委员、织袜车间支部书记陈彩芳；新四军老战士、机修车间支部书记王凤林和非党人士、办事员的我。初到大队时，就我们三个工厂的人和兽医站的宋莉，之所以将宋莉分来，主要是考虑陈彩芳的居住方便，刘少华在公社领导社直机关的运动，不到戴楼大队，所以必须安排一个女性和陈彩芳作伴。我们住在大队部，原是小学老师的办公室。为尽快地了解大队的基本情况，起先，我们采取吃派饭的方式，轮流在农民家吃饭，每家一天。吃派饭对尽快掌握情况很有利，我们很快地就掌握了群众对大队干部的看法和意见。群众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支部书记戴克明、副书记戴克礼（？）以及团支部书记戴克武这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门北生产队的，戴克明和戴克礼是亲兄弟，他们和戴克武没出五服的堂兄弟。反映戴克明的问题非常严重，多吃多占，玩弄妇女，据说和七八个妇女有染，其中包括一对母女。

王凤林缺少农村工作经验，不知深浅地把群众反映的有关戴克明的问题在汇报会上和盘托出，引起了徐华明的重视，决定加强戴楼大队的力量，先后派来农科所的老汪和老吕（？），农技校的王维和李林、棉种场的老谢和老冯，兽医站的老胡和小朱，植保站的韩春惠等九人。这九个人到戴楼后，分别下小队了解情况，基本和王凤林反映的情况一致。由此，戴楼大队和农业局骨干力量掌控的刘郢大队成为三个重点大队的重中之重。这是1976年三四月份的事。

吃派饭，我们仅吃了不到一个星期。鉴于群众生活水平困苦不堪，王凤林说我们不能再吃派饭了，把身体拖垮了，就回不了六安了。陈彩芳也附和王凤林的意见，看来她也承受不了饥饿的煎熬。于是我们就决定自己起炉灶烧饭吃。早在二月份，王凤林就带着我在宿舍的旁边开垦了几分地种菜，种植了番茄、辣椒和小白菜，同时还挖了一口土井。起先，我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挖地，哪知道仅仅挖了一米七八就涌出了水，解决了吃水的问题，可见这个地区的地下水位很高。自己烧饭吃，就得买油盐柴米，而大队部没有卖的，只能去十字路购买。买一次米总得买上百斤，担着上百斤米走十二华里路，是对体力体质最好的锻炼和考验。王凤林是五十几岁的人，总不能让他去挑，老谢自报奋勇，要挑米，但走了不到一华里就告饶了。其他的大学生连吭都不敢吭一声，米担子最后落到我肩上。我跳着一百斤的米担子连续走了十华里没歇脚，让所有的人长了见识。他们说还真没看出我这个瘦得像铁丝的人，却有这么大的体力和耐力。我说这不是天生的，在六安市没有自来水的时候，吃水都得从老淠河挑，从家到老淠河有二里路，而且得爬一个大陡坡，担子得挑得稳，否则会洒落许多水。挑水这个活我干了好几年，练就了这身本领。

五月份的时候，辣椒和番茄开始结果。在故乡园宅集的时候，我种过辣椒、茄子和小白菜，但没种过番茄。王凤林也没种过蔬菜，对如何保证番茄的成长也是一无所知，眼看着番茄结了许多果实欣喜不已。小朱见此情况，就带着我给番茄打岔，掰去多余的枝桠，他说只有这样番茄才能长大。果然，打岔后没几天，番茄的果实眼看着长大了。这时候辣椒也能采摘了，小白菜已经吃了好几茬。闲暇的时候，好几个人就在菜园地转悠，海阔天空地慢聊，田园生活也有几分乐趣。

眼看着五月份过去了。带着大队干部学习了几十遍党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生产队长会议也开了不下五六次，全大队的群众会议也开了二次。可是，大队领导班子内的阶级斗争盖子就是揭不开。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戴克明只字不提。这位民办教师出身的大队支部书记应付工作队有一套本领，不管怎么样的轮番引导，他就是不为所动，不讲话时耷拉头，讲话时顾左右而言他。据说，在我们来此的前两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在戴楼大队蹲过点，带队的是淮南矿务局的副局长，他曾下过狠心，一定得把戴克明换了，结果未能如愿，带着怨恨撤出了。对戴克明的软拖，我们曾研究了许多次，总没想出良策，陈彩芳说急话嘟囔王凤林，王凤林说我能拿棍子去橇他嘴巴？工作队党委对戴楼大队的工作进展非常不满意，数次提出批评。农业局有的人公开提出：攻不下碉堡，那就撤下来。意思是让他们农业局的人来接手。刘少华把这话学给王凤林和陈彩芳听，他们也只有生闷气的份。

又过了一段时间，工作仍然没有进展，徐华明把农业局的人全部撤走了，他此举意义明显，让你们针织厂的人自己搞，省得我农业局和你们一道沾责任。恰在此时，王凤林生病了，整夜地咳嗽不止，打针吃药都不济事。眼看着又挨了十几天，他告假回六安治疗，这时已经到了七月份。陈彩芳说王书记这一去不会再回来，这个烂摊子是他铺的，不是他在会上乱汇报，戴楼不会成重点，现在他收拾不了拿腿走了，我们怎么办？我说怎么办？继续办！关键是要拿到证据，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得一个一个地落实，有就有，没有就帕斯。陈彩芳说：徐凯，我就这水平，想弄出名堂，得靠你。宋莉，你说呢？宋莉说也只能这样。我说，拿证据的靠你和宋莉，找妇女谈话，还是你们在行。我还说重点是找那母女俩，就是戴克明老少一把捋那母女俩，这个证据如果拿到，一切的一切都解决了。

此时，农业局分管的刘郢大队主要问题解决了，拿到了支部书记破坏军婚的证据。工作队不失时机地召开公审大会，在会上逮捕了支部书记，很快地就判了五年徒刑。这对全公社的震动很大，一时间人心惶惶。我抓紧了时机，即时找戴克明谈话，对他晓以利害，指出坦白从宽的道路，同时告诫他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有问题是蒙混不过去的。紧接着，我们又连续召开了几次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一方面贯彻党的继续革命路线，一方面号召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检举坏人坏事，并且向全体干部表示一定要揭开戴楼大队阶级斗争盖子的决心。

在之后的时间里，我约定戴克明每天必须到大队部来汇报思想。起先，我不厌其烦地向他交代党的政策，和他一道学习党的群众路线，一而再地告诫他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再坚固的堡垒都会被攻破，劝他尽早地交代问题。这样的谈话一共进行了51次。每次时间长短不一，有时几个小时，有时简单几句话就结束了。记得在第四十几次时，他来了，我问他想好了没有？他说他没什可以交代的。我说你回去吧！你得想好了，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他有些迟疑，但还是即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