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芝麻开花（2）
刚搬出来另过，许多事情都得自己打理，包括购置锅碗瓢盆碗筷等杂事。置办这些东西花去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工资低，只好分月置办。好在月月发工资，手头再紧，熬过三十天就立刻松宽。那时候，我和惠芳可能处于磨合期，经常吵嘴，吵得六神不安，还影响了邻居。记得我们一次吵嘴，恶语相向互相攻讦。对门的高师傅听不下去了，嘟囔我们说：“你看看你们吵架，多没意思。我看你们是闲的，要是像我这样一日不挣一日不吃，保管就不吵了。”高师傅的话把我说得脸通红，自觉无趣。之后吵架的次数相对少了许多。
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每年的春冬二季都会染上流感。只要染上了，一般都得高烧三四天，最高能达到四十点几度，有时还昏沉谵语。1974年的春节，我无一例外的又得了流感，烧到40·2摄氏度，说了许多胡话。惠芳害怕了，说我们要的孩子吧！我同意了。结婚时我们曾经约好，等过两年清静的生活在考虑生育，现在因为我的身体改变初衷。
1975年1月7日10点25分，大儿子出世了。随着他降临人世的第一声啼叫，和护士报喜般的一声“男孩！”，我的喜悦差一点从胸腔喷发出来。我有儿子了，这快感什么语言都难以表达，走起路来都轻飘飘的，仿佛要飞起来。我有儿子了，随之而来的还有责任心和使命感，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希望。我得尽力地工作，取得让人瞩目的好成绩，这样才能加工资，才能得到提拔，才能给儿子相对较好的生活环境。
惠芳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怀孕期间一天假都没请过，直到临产那天还在上班，这是受厂医徐金菊的影响，她不止一次对惠芳说：孕妇得勤快点，只要不出过头力，一般的劳动对生育只有好处。她的话没错，那天晚饭吃完没多久，惠芳说她肚子开始疼了，让我赶快送她去医院。我说我陪你走去吧！这地方借不到板车，即便借到了，路太颠，你受不了。她同意了。我跟在她身旁走，大约走了十几分钟就到了六安县医院。之所以没到地区人民医院，是因为地区人民医院住院部离城太远。
到了县医院，我们递上医疗介绍信，妇产科医生立刻安排了床位，并做了一系列检查，并告知我们胎位正常。这是我至今仍然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根本原因之一，去医院看病，只需单位一纸医疗记账单，不需要付一分钱费用，结算都是医院和厂里转账往来。医疗费用，职工百分之百报销，直系亲属（父母和子女）百分之五十报销，需要自己掏的钱，如果困难，可到领导那儿申请挂账处理。我的两个孩子幼年时期曾住过四五次院，我们从未为难过，都是一纸医疗记账单解决问题。记得一次孩子的住院费高了，我得付十几块钱，科长让我写了情况说明书，厂工会从工会费用中以福利的形式对冲了。现今，无论那些歪嘴文人怎么歪曲、抹黑毛泽东时代，我都嗤之以鼻，因为我在那个时代生活了很长时间，所见的事实胜过任何诡辩。那时候，基层百姓享有人的尊严，只有工作位子的不同，没有贵贱之分。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能和顶头上司王再义公开叫板，最终平安无事，搁到当今，能行吗？怕是上午和顶头上司顶嘴，下午就得卷铺盖走人。
分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新生儿出生时给母亲带来的阵痛非常剧烈，只要你在产房呆上一段时间，看到临产孕妇的神态，就能了解这一事实。妇女之苦，临产之苦尤甚，了解这一点，丈夫会善待妻子，儿子会孝敬母亲。我看到惠芳那痛苦的样子，心儿非常难过，想帮也帮不上忙，只能干着急。助产护士很有经验，她让我拉着惠芳的手，让我鼓励她，我照着做了。惠芳握得很有力，还小声对我说：“你不要离开我。”，由此可见人在困难时，亲情很重要。这期间，我见惠芳头上阵阵出汗，可我们又没带毛巾，我只好用手替她抹去汗水，于当代医疗而言，这可能不卫生。记得惠芳是9点钟左右上产床的，直到婴儿第一声啼哭，这一个半小时时间里，惠芳一直处于剧烈疼痛状态，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整个人软绵无力。记不得是事先带的衣服，还是我跑回家取来的，惠芳换内衣时，连伸胳膊的力气都没有。尽管如此，她还是翻过身来看了几眼刚出世的孩子，并且挪了挪身体，尽量靠近放在她身边婴儿，希望给他以温暖。我用煤油炉煮了十个鸡蛋，她一阵吃了七个。那时候，六安地区的民俗都主张产妇分娩后吃糖水鸡蛋，吃得越多越好，搁到现在，怕没人这么做，因为人们首先会想到吃了那么多胆固醇，怎么得了！可是那是困苦的年代，又有谁舍得一次吃那么多鸡蛋，还是省一个给孩子吃吧。
这年，六安地区棉纺针织厂一分为三：棉纺厂，针织厂和织袜厂。除去织袜厂为区级单位外，纺织厂和针织厂仍保持县级单位的规格。王再义被分到纺织厂，我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被移走了。我被分配在质检科，负责全厂质量管理。科长是刘仲炎的好友叶德田，刘仲炎被分在厂工会担任副主席，那个时代，家庭成分高的人，永远只能担任副职。我的死对头刘家全被分在隔壁的技术科任技术员，我的好友，漂染技术员陆在银被提拔为漂染车间副主任。这样，被誉为针织技术三驾马车的我们，各司其职，获得暂时的安宁。王再义的离去，带走了我的惴惴不安之心，在职能科室任职，都是软任务，我肩上的产量质量的硬担子落地，在工作上，四五年来我从没有这样舒畅过。
这舒畅的日子没过上半年，新的忧患出现了。1975年底，上级开展了一次清理债务行动，要求各单位的欠款人员全部偿还所欠债务，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得还清。厂部为此召开专题会议，宣读文件和欠款者名单。在财务科欠账220元的我，听到这个报告的心情可想而知。当时，我并不害怕倾家荡产，一个皮箱，一个樟木箱，一张小餐桌，四把木椅子，就这么几样家产，要拿你就拿去吧！总不能连被子也搜走吧！我担心的是他们怎么让我还款？这些债是我在四年期间欠下的，和父母一块生活的时候，那时候月工资是27·5元，每月雷打不动地给家里20元，剩下7·5元，包厂里一顿午饭。出差怎么办呢？只能到财务科借钱，一次差下来总得欠下十几元债务，几年下来总共欠了220元债务。按理说，这钱我可以向父亲要，但我始终没有张口，知道张口也是白搭。
正好在这个时候，地委为了贯彻上级指示，组织了路线教育宣传队，去寿县农村搞社会主义路线教育，不是党员也可以参加。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既可以还账，还能受到锻炼。因此就找党委杨书记，要求下乡参加宣传队，并且说如果我不下去，还账速度慢，我下去了，一个月可以还20块钱。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去农村不用零花钱，一个月17·5元够吃的了。十三个月就可以还清债务。经党委研究，同意我下乡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我赶紧回家，将这个情况和父母说了，并且说惠芳带着孩子回来吃饭，每月给家28块钱，留下的4块钱，给买东西给孩子用。父亲同意了，认为这个办法可行。
初为人父；成为职能科室的骨干办事员；现在又成为地位组织的工作团成员下农村开展路线教育。这生活和工作的步步高，好像芝麻开花，着实给我带来几分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