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第三节 工人的生活（1）
国针厂是具有1300多人的大型针织厂。针织厂和纺织厂不同，纺织厂动辄上万人，针织厂一般都是几百人，上千人的大厂寥寥无几。记忆中，华东地区仅此一家，北方仅有天津针织厂一家，规模比国针厂还要大。那时候，针织厂遍布全国各地，凡是地区一级城市都有一家针织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薄弱地区的经济一般都是从纺织、轻工和食品工业起家。这些行业的入门门槛低（一次性投资低），而且能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这些企业容易办，一般的管理也能创造出很好的效益。
国针厂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据说国针厂年产量达200多万打，那时候，每打是12件，也就是说，年产量达2400万件。它的效益更可观，每年除去税收还上缴300多万元的利润。当然，国针厂的管理是一流的，技术也是一流的。这样的成就不能不让外地领导羡慕，因此，办针织厂成为内地地方领导创办工业的首选。
六十年代的国针厂老工人多，很多都是民国时期入厂的，年龄一般都在35岁以上。这些工人中的女工，再干上十几年就要退休了。因此，大型针织厂一般都创建了工业中学，学制为两到三年，为自己培养技术工人。我们到国针厂时，首批工业中学的毕业生已经毕业，被分配在各个车间，但人数不多，估计可能仅有两个班的学生。
就针织（织造）车间而言，工人的工资基本状况是这样的：保全工90元人民币以上，最高的达120元以上，年龄越大工资越高。保全室里有两位做杂活的老师傅工资也在100元以上。我师傅的工资最低，每月88元，保全工里仅此一人。因为他原先是挡车工，做保全的时间短，拿的还是挡车工的工资；台车挡车工的工资一般都是88元，也有七十元的；搖倒纱工序的挡车工一般都是七十几元，年龄较大的也是88元。工业中学毕业的青工，因为刚参加工作，工资是四十几元，但人数极少，只有三四个人。工业中学毕业的青工大部分都在成衣车间。因为成衣挡车工非常劳累，车间内接近退休年龄（50岁）的人很多，得提前准备接班人。
综上所述，国针厂工人工资是非常高的。1300多人的厂，平均工资应当在80元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感念呢？举个例子说明吧，那时候上海的行政19级干部的工资也就是这么多钱，而六安地区的19级干部只有73元，19级干部在当时是正科级，军队中上尉军官相当于19级。也就是说国针厂一个厂，养了1300多个科长级干部（相当于部队中的营长），其中还包括许多名正县级干部（100元工资以上的）。相信，当时的杨树浦区政府的科长加起来也远远低于这个数字。而当时，在上海，像国针厂这样的厂成千上万。由此可见上海工人的收入是多么高的水平。当今，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不是没有缘由的，七、八级工的收入和县太爷持平，五、六级工的收入和科长级干部持平，四、五级工的收入和股长持平，这样公平公正的社会，古今中外有几个？不怀念那就不正常了。那时候，人们把进厂当工人视为理想诉求，和当今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判若云泥。
上海工厂的工人施行8小时工作制。一般8点钟上班，4点半下班，半小时吃饭时间，也就是说工人上班后必须在工厂食堂吃一顿饭，和内地工厂常日班的人中午回家烧饭吃饭不同。国针厂的食堂很大，国针八厂的食堂同样也很大。食堂是食品品种繁多，几乎是想吃什么有什么。而且价格也不贵，素菜三五分钱一碟，荤菜随份量而定，从7分钱到2毛钱不等，比如，有两块蒸带鱼的小碟7分钱，红烧肉和粉蟹是1毛5分钱，分量较大的荤菜才收2毛。作为外地来的且收入不高的学员，我日常的荤菜是中午一碟小荤菜，每隔三五天吃一次2毛的荤菜，晚上一般都是素菜为主，有时有可口的荤菜，也会买上一碟。算下来，每月的伙食费大约控制在15到18元。师傅一般不和我一道吃饭，所以我不知道师傅在食堂吃饭的情况。但是，我有时会留意其他师傅的饮食状况，一般所见都和我吃的差不多，吃2毛一份的人很少，多数人也就是7分钱的荤菜外加一碟素菜。平日里，我和师傅聊天，曾问及他家的情况，得知他家五个人，三个孩子，师母没有工作。我问他钱够花吗？他说：“够呀！钱多多花，钱少少花。孩子小，没什么开销，学费本来就不贵，现在索性没学费了（指学校停课）。哈哈！”我心想：88元的收入，维持五口之家，虽不富裕，但足够了。记得在六安时，一次父亲和母亲谈心，他说我们家六个人吃饭，一个月有70块钱，汤香肉烂的日子。由此可见那时候生活费用低到什么程度。物价低且长期不变，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但这样的社会也有弊端，许多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会不思进取，成为懒汉。
上海的工人很讲究卫生。到班上，必定换一身工作服，下班后换上较为体面的衣服。他们下班一般都会去洗澡，所以澡堂很大，除去大池子，还有十几个莲喷头淋浴。一次早晨，我早半个小时进厂，看到前面走着一个衣冠楚楚的人，心想这是什么人，挺体面的，哪知道他也进了更衣室，原来是挡车工溪师傅。平日里，溪师傅在我头脑里的印象不是这样的，很普通的一个工人形象，心想溪师傅原来挺帅气的嘛！所以，衣着对一个人很重要，衣冠取人不好，但衣冠整洁确实能留给人好印象。从此，我开始注意自己的穿着，经济不宽裕，就省着点。在1967年里，我先后买了一件矮站领学生装、一件草绿仿军装和一件两面穿夹克衫。这在当时很显眼了，穿着这些新衣服走在大街上，自己都觉得精神许多。后来，看到孩子每逢参加重要活动，都穿得西装革履，非常庄重，就说：“不能随便一点吗？打领带可不舒服了。”孩子说：“穿着庄重是对他人的尊重。别人都穿得正规，你穿一件休闲服，得体吗？”我想想也是，会客、典礼场合，穿着整洁得体，为自己提精神，也为他人悦目。
1967年夏季有那么几天时间，我没看见教我提花的唐玉龙师傅来上班。以为他病了，就问宋元三。宋元三说：“我师傅请假在家盖房子。”我吃了一惊，问道：“在上海，他盖什么房子？”宋元三说：“上海的工厂没宿舍，不盖房子住哪？”我说控江路那一段不是有什么凤城新村吗？宋元三说那才几间房子啊！哪能分得到。他带着神秘的口吻说：“我师傅他们盖房子，是搞互助。一家一家地盖。平日里都是下班后忙活，上梁、铺瓦时害怕下雨，就得得连天加夜地干。这几天他家正在上梁铺瓦，所以他请了几天假。”我问他家盖了几间房？宋元三说：“听说是楼上楼下四间。”我一听说是盖楼，更加惊奇，“自家盖楼，这些上海人是能干。”
我把这事当奇闻和师傅说了，师傅说：“我们这儿都是这样盖房子。福利分房分不到我们，不自己盖，只能露天了。解放前这一片都是住的茅棚，刮风下雨遭罪呀！唐玉龙他们住的离这儿近，地皮紧张，只能盖楼。”我说：“师傅，你家住在哪儿呀？”他说：“住在眉州路。我的房子也是自己盖的。”这次谈心，我得知师傅家盖的是平房，一共五间。因为当时眉州路那个地方地方，空闲的地多。他就占了个地方盖起来，一直到房子盖好，才从茅棚迁过来，这过程差不多二年时间。而唐玉龙师傅他们盖房，是在自己原有的茅棚地面上翻建的，现在还在租人家房子住，所以得加紧快干
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觉得这群苏北人真的勤劳苦干，他们的技术是一流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也是一流的。可上海有许多人却看不起苏北人，甚至骂他们是江北猪。说他们都是干的都是服侍人的活，典型的是扬州人三把刀走天下，所谓三把刀，是指剃头刀、修脚刀和切菜刀。这显然是剥削思想作怪。三把刀怎么啦！凭本事吃饭不丢人，靠劳动吃饭最光荣，这才是上上德。让那些鄙视劳动，藐视劳动人民的所谓优秀文化见鬼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