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61）

第四节  婚姻（2）

尽管我对惠芳不是十分满意，但她的出现还是给我带来了许多幸福和愉快。恋爱中的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穿着一件月白底色印花罩衫的身影，像一树梨花在寒风中摇曳。贫寒的她，买不起值钱的衣衫，因此就买一块零布头做了一件罩衫，第一次相约在地区交际处，她就是穿的这件衣服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这时辰被固化在记忆中，时时被应景召唤。这场景每每浮现在脑海时，我都会不禁生情，继而淡起一丝悔恨：当时，我为什么不能对她更好一些。

恋爱的时光是美好的。我们的关系确定后不久，赶上朝鲜著名电影《卖花姑娘》公映。自文革开始，已经过去六年，这期间没有一部新影片上映。群众对这部影片的反应异常强烈，电影院不得不24小时连续放映。其实，这部影片最感人的还是其中的歌曲，那凄美的旋律能感动每一个人。恰在此时，惠芳回寿县过春节了。虽是暂短的离别，但思念时刻存在，一曲《春风又绿平原》的插曲，会把我唱得热泪盈眶。即便是在四十几年后，每当我听到《卖花姑娘》中的插曲，就会想起我们相爱相处的时光，热泪依然会在眼眶中打转。淡淡的凄美是艺术的灵魂，它和幸福心态交汇，会酿出醇美气息。

 

1973年，刘友胜被调到轻工机具厂担任一把手，虽属平调，但属重用。官场上有宁做鸡头不做猪尾的话，刘友胜调去轻工机具厂，一切是他说了算，不像在针织车间，上面有党委管着他。刘仲炎由于出身高，不适合担任一把手，上级调来一位新四军老干部担任车间支部书记。此人名叫王再义，行政18级，在部队是上尉军衔。随着王再义的到来，我的工作立刻困难重重，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了。王再义是草包，但嘴巴嘟嘟叫，说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他调来不久，就和我对上了，可能是受刘家全和程业立的挑拨吧？我性格中也有些许高傲因子，仗着自己技术好，大不了回去当保全工。因此从未迎合王再义。由此我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僵化，后期犹重，用冤家路窄来形容也不为过。现在回想这段往事，颇有感触，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就没想到像王再义这样的打江山就是为了坐江山的人，是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和政治操守的，他们为了不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打着为人民谋福利的旗号夺取了政权，可是在取得权力后，却把过去遭受的痛苦重新施加在人民头上。和这样的人打交道，用捋虎尾来形容也不为过。

虽然表面上我仍然和以前一样。但内心惴惴不安。得罪一把手肯定结局不好，但会弄成什么样心中没数，会成为徐家第二个倒霉的人吗？我的大哥就是因为说他的顶头上司——地区中心支行行长，他不就是一个小排长吗？被此人怀恨在心，1958年被打成极右派，双开后被劳教三年。现在，我的顶头上司又是一个新四军班长，我和他的关系比大哥和中心支行行长的关系要坏的多，牢狱之灾会不会降临到我的身上？这深深的恐惧心态一直在心中潜藏了近三年，直到针织厂独立，王再义被分在棉纺厂方才得以解脱。这恐惧，我不敢和妻子讲，生怕她为我担忧。因为妻子是寿县人，大哥的前妻也是寿县人，她在大哥被打成极右派而送去劳教之后，就宣布和我大哥离婚。现在，我和大哥的顶头上司都是新四军，我们的妻子也是寿县人，我真的害怕厄运也会降到我头上。

现在想想这段经历，感触尤深。我和大哥在单位的情况相同，都是生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可是命运却截然不同，他劳教三年，吃尽了罄竹难书的苦头，我却平安无事，缓慢的上升。什么原因呢？排除命运的因素，我分析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文革以后，在1969——1976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能得到切实贯彻，政权的组织形式是老中青三结合，基层群众的意见能通过权力机构表达出来。在权力层，走资派的势力不占优势；加之走资派在文革中看到了群众中蕴藏的仇恨如火山下的熔岩，心生忌惮，不敢再像1957年那样猖狂地镇压向他们提意见的人（不排除一个地方走资派势力特别强大，继续镇压群众的现象存在，如武汉地区的军代表和走资派同流合污那样），更不敢像四清运动中，走资派用工作队这座大山把群众死死地压在下面，就像当年如来佛用五行山压住孙悟空一样。第二：我有一种说大人则藐之的锐气，敢于公开和王再义的矛盾，甚至在一定的场合里说王再义想当走资派，这就在在心理上将王再义压倒了；同时，我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一身正气，敢作敢为，车间的生产日趋向上，质量也大幅度地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厂领导对我的印象较好，王再义想生也生不出什么幺蛾子。我的情况，如果放在文革前或者现在，受打击、受折磨是必然的。有一次，一个同事告诉我说：有人在王再义面前公开说他是个草包，连一个徐凯都制服不了。我说：说这话的人，肯定是刘家全那一帮子的，恨我不死啊！如果刘家全能够把生产和质量的担子挑起来，我怕是早早地下地狱了。

 

1973年10月21日，我和程惠方结婚。这天早晨，天刚亮，母亲就把我喊醒了，说要和我说道说道。说了半天，什么要点也没说出，显然是找邪茬。我被母亲弄急了，就问母亲想做什么？母亲嘟囔半天也没说出来。我说：“我妈，我今天结婚，是好日子，你怎么这样呢？”一句未了，我陡然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就说：“我妈，我是你儿子，儿子结婚和女儿结婚是不一样的。女儿结婚你可以收钱，儿子结婚你是收不到钱的，没送彩礼已是很幸运了。请您老人家不要再找麻烦了。好吗？”母亲这才作罢。

婚礼就是在天主堂的家办的，一间有45平米的房子被隔成两半，新房在后面，父母住在前面。单位来了十几位同事，说了一些祝福的话。我最亲密的领导刘仲炎没有来，他第二天和我解释了，我淡然一笑，心里觉得还有意义吗？我最好的朋友陆在银（漂染车间技术员）也没来，那时候，他几乎是每天都到我家来的，我们在一块谈论生产技术和质量管理，嘲笑刘家全的愚蠢。现在看来，刘仲炎和陆再银没参加我的婚礼，是因为没出份子，没脸来。实话说，我的婚礼算热闹吗？一点也不热闹，两个小时就结束了；说寒酸吗？也不算寒酸，床上有两床漂亮的织锦软缎背面的棉被，一只樟木箱子上面是一只全皮大提箱，就凭这两样，在当时算是顶呱呱的了，况且糖果、瓜子以及香烟都是很好的。但是，我没感觉到任何喜庆的气氛，母亲在清晨的找茬，好友刻意回避，都在我心中留下阴影。这还不说在两天前岳母突然从寿县来到六安，她责问惠芳：“结婚为什么不通知我？”惠芳说：“通知了，您没收到信？”岳母摇头。惠芳问：“那您怎么知道我结婚的？”她说是杨银华告诉的。看来惠芳和这个朋友关系很铁，对我这个人不放心，生怕我亏待了惠芳。这天中午，惠芳把我喊到五金公司宿舍，我们向老人家述说了婚礼准备情况。老人家没有讲什么，说要回去了。我给了岳母十五块钱，送她上了去寿县的班车。

在平淡中，我有了妻子、有了自己的家。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生活变得有意义，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