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47）

第四章 大上海

第一节 喜从天降

    1966年12月3日。车间办公室的文书到整烫工序通知我，说范永毅主任要找我谈话。我听了，心儿噗通乱跳，心思难道又犯了事？到了办公室，见范主任一脸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前，感觉情况不太妙，紧张得手脚都没处放。范主任让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我也没敢坐，就想尽快知道为什么。范主任见我拘谨，就不再坚持让我坐下，而是开门见山地说：徐凯，今天找你来就是通知你，组织上决定派你去上海学习台车保全，学习时间有待确定，初步计划为二到三年。希望你不辜负组织的信任，认真地把上海师傅的精湛技术学到手，回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六安地区棉纺针织厂服务。他接着又说了一些要求，主要是要向宋元三同志学习，他的立场比较坚强，他是你们这次上海学习的四人小组的组长，要服从他的领导；今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和组织交心，服从组织的领导和安排。这消息如同喜从天降，我异常激动，但又强行抑制不使外露，生怕留给范主任不好的印象。在范主任训示完毕后，我做了简单的表态：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一定要把上海的先进技术学到手。之后，范主任就让我回家准备，5号出发。

    车间为什么要派四名青年去上海学技术？这是因为尽管在1958年建厂的时候上海派来了四名师傅，他们分别是烫衣的师傅史福海；成衣保全朱士林；棉毛保全朱志芳和台车保全孙祚昌。针织车间自4月份复工后，进行了试生产，试生产的实践反映出这几位师傅的技术不过硬，无法应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且他们还以老师傅自居，有时弄得车间领导难堪。车间范主任是一个老革命，原来在地区食品厂担任书记兼厂长（区级单位），可能因为出了绯闻，调到针织车间（同是区级单位）当主任。老革命虽然不懂技术，但他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既然老师傅技术不过硬而且还不谦虚，那只能另起炉灶，培养自己的人。好在那时候中央发展工业的策略是全国一盘棋，先进地区有义务支援和帮组落后地区，往上海派人员学习，上海都会无条件的接受并认真安排培训，这也是内地工业能够得到发展的先天条件。针织车间这次派往上海的四个人，分别是两名台车保全（宋元三、徐凯），一名成衣保全（牟启培），一名裁剪工序的样板工（程业立）。

    从办公室出来，我一溜烟往城关跑，路过鼓楼大街五金厂门市部，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三姐，三姐也是喜出望外，说你这下可好了，想当保全工的愿望实现了。我回到天主堂家里，把消息告诉父亲，父亲也很高兴。中午大哥下班回来，父亲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他说他已经知道了，是王原苓书记告诉他的。这么说大哥和王原苓书记的关系是很铁的，记得一年前我要去参军，街道在政审这道关就把我拒之门外，这次应当是王原苓书记力挺派我去上海学习。

 

12月5日，我们一行四人早早从六安出发，先坐了三个多小时的汽车到达合肥火车站，在那儿乘火车前往上海。途中，在浦口亲自经历了火车分段乘轮船渡长江，这在当时称之为轮渡。这是我第一次过长江，心情颇为激动，因为长江是祖国第一条长河，同样是中华文明发育的摇篮，我见到了，而且还漂在它上面渡过了。在这之前，我曾读过淮河，渡过黄河，渡过海河，渡过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喜爱地理的我，在渡过这些大江大河时都喜不待言，渡过长江自然更是这样。

当日华灯初上时，我们到达上海。文革前夕的上海，繁华如旧，看不出动荡的样子。走出老北站，只见一片灯火辉煌。我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喊道：大上海，我来了。通过询问，我们先乘坐13路汽车到达大连路，然后转22路到达国针厂的所在地长阳路1080号。门卫听说我们从安徽来，就指点我们去了不远处的齐齐哈尔路针织工业中学。原来，厂劳资科已安排好我们的住宿，从此我们就在这所已经停课的工业中学住了二年多的时间。我们住在一间教室里，里面摆了五六张铁质高低床。我们每人一张，下面睡觉上面放行李和杂件。

上海，是我国第一大城市，当时有600多万人口，记得小学地理课老师说上海是世界第四大城市，仅次于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同时也是中国南方的的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当时，中国有两个商业中心，北方的是天津，南方的是上海。上海生产的产品被誉为上海货，是优质名牌的代名词。在物资比较贫乏的二十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平民家庭以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自行车等四大件为自豪。而上海提供给全国的上海牌手表、永久、凤凰牌自行车、飞人、蜜蜂、蝴蝶牌缝纫机、以及红灯、美多牌收音机，是人民心目中的名牌。更令人目羡慕的是上海是东方不夜城，城区高楼林立，夜晚的大街上闪烁着霓虹灯，外滩、国际饭店、和平饭店、南京路、淮海路等景点的照片贴满了全国的公共场所，成为百姓耳熟能详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