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以苦作乐（2）
现在说说返回六安后的生活。自我离开六安后，母亲大概是伤心过度，离开六安，去贵州大姐家。父亲一人在家料理家务、带孙女。我自从到纺织厂上班，吃住都在厂里，每逢星期天方才回家。纺织厂的食堂很大，供应一千多人的伙食，菜饭也算便宜。我的饭量很大，每顿都要吃半斤以上的米饭，有时甚至吃七两。吃菜很简单，五分钱一碗番茄汤，浇在饭上，连汤加饭呼啦啦下肚。差不多一个星期才开一次荤，有时是两毛钱一碗的米粉肉，有时是一角五分钱一份的咸菜烧肉。即便这样，每个月算下来也得十几块钱伙食费。那时候，男工每个月的工资是27·5元。我每月给父亲10元，剩下的仅够买牙膏牙刷和剃头洗澡。可是，我的同事中，有的人竟然就靠这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人。据一个同事讲，他每月拿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月计划供应的粮油买了，再把咸盐买了，所剩的钱已寥寥无几，只能整月地吃咸菜（腌制的芥菜，当地叫辣菜），月底连咸菜也吃不上，只能在饭里加盐。我问他肉票怎么处理？他尴尬地说卖了，有人愿意花钱买肉票。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每人每月只发半斤肉票，当时的猪肉是0·73元一斤。他家是五口之家，总共也就2·5斤计划供应肉，但却吃不起，要拿它去换钱，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后来我搬进了街道居住，又了解到还有比我那个同事更加贫困的，有的人家没有一个正式职工，仅靠在瓦匠队做零工糊口，每月到手的钱也就十几块钱。我上面所说的棉纺针织厂复工于有些家庭而言不啻为久旱逢甘霖，绝非夸张。所以，我对“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由衷地支持。经济发展了，人们就业的机会就多，就业了，才能解决温饱。
职工宿舍在厂大门外，几十栋平房，每间房住四个人。我住的宿舍的四个人中，有一个人仅有一条裤头，洗了没晒干，就穿一条裤子。有一天，他向我借裤头穿，我不愿借，他哀求说求你了，我长裤烂了个口子，怎么上班呢？我只好借给他。他盖的是一床破得不能再破的棉被，硬棒棒的，大窟窿小眼的。垫被自然谈不上，就是一块包皮布铺在稻草上。那时候，厂里每到秋冬季节就发稻草，记得好像每人发十斤，铺在床上的确很暖和，只是庸胀得很。这个人的家住在三里街，我问他三里街那一片都是这样的状态，他说差不多吧，富裕的人家不多，八九十的人家都像他家这个样子。所以，我在长篇小说《柳凤仙》里，就把三里街作为小说的社会环境背景来描写。
记得有一天，我们几个人躺在床上聊天，差不多聊到十点来钟。一个叫黄中岳的室友说他肚子饿了，睡不着。他这么一说，其他三人也说饿了。黄忠越说我们凑份去小庄子买点面粉，烧老鸹头吃。什么是少老鸹头，我不明白，反正一听觉得新鲜，就同意了，另外一个人也意了，家住三里街的人说他没钱。黄中岳说没钱也带你吃。结果他跑出去，不一会儿就卖了二斤小麦粉来。我们用三块砖头垫起一个临时灶头，上面放了一个脸盆烧水，在黢黑的夜里东凑西找弄来许多柴火烧水。再用另一个脸盆和面糊，用筷子把面糊扒进烧开的水中。四个人就这样像没咽喉似地吃下二斤小麦粉的老鸹头。别说，这东西虽缺油少盐，但还真的好吃。吃完了，我问这不就是面疙瘩汤吗，怎么就叫老鸹头？黄忠越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老鸹头，在山里抬石头那会儿，夜里饿了，就有一个人烧这个给我们吃，他说这就叫老鸹头。他说完又高声说道：管它叫什么呢！不饿了才好睡觉啊！哈——哈！这一声哈哈，恰似打雷一样震耳。突然，前排宿舍传来一声叫骂：MDB！半夜三更发什么疯！让不让人睡觉了？我们四个人几乎同时嘘了一声，然后寂静下来。
这就是那个贫寒但不自卑的岁月，一群沉沦于社会基层的社会青年，一下子有了正式工作，总算看到了希望。因此大家都把这份靠体力为生的工作看得很重，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努力营造出一个不错的前程。后来的情况证明，宿舍的四个人以及后来搬进的一个人，都实现了心中的愿望。家住三里街的那位，之后参军，在部队成为汽车驾驶员，转业后在厂部汽车队，后来成为队长，他的爱人也是纺织厂的职工，他们有一个男孩，是一个幸福家庭。另外一位室友是上海人，娶的妻子是上海下放知青，长得很漂亮，他们也有一个可爱的儿子，退休后，夫妻二人双双去了上海，和儿子生活在一起；身材高大健壮的黄中岳喜爱拳术，平日经常去农机厂跟拳师学拳击，他的运气比较差些，文革中，他因把一小包炸药装在裤子的后口袋里，不知道什么原因炸药炸了，掀翻一块屁股肉，因此走路有些跛，由此获得跛子的绰号。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因交友不慎，成为运动对象，在学习班被逼急了，自动剪了舌尖，以示不再说话，这反倒成就了他的够朋友讲义气的名声。祸福相依这句古话，可谓至理名言，被逼急了自剪舌尖，痛苦自不待言，可铮铮侠骨的名声却是千金也买不来的，也不是随随便便用一个舌尖能换来的。人生一世，实际上是在混一张脸，在检举揭发他人以求自保还是坚守自洁绝不殃及他人的选择面前，他用一个舌尖换来了一张不怒自威的大脸。车间有一位极为漂亮的上海女知青垂青于他，大概他认为此女是红颜祸水，坚决予以拒绝。后来，他娶了一位漂亮贤淑的妻子，也是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一家人和睦幸福。后来搬进来的一个人姓陈，改革后1990年代，成为六安地区纺织厂的厂长。可是在同一个宿舍共寝的时光里，实在看不出此人有厂长的特质，仅记得一次他不知犯了什么事，头靠在床头枨上，抽了一整夜的烟，床前地面堆了一堆烟蒂。
从我所在的宿舍五个人的变化，可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基层群众，人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岗位上，通过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