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第九节 幸福而幽涩的中学时代（1）
牙克石中学是闻名于呼盟的重点中学。校址在11道街，所有的教室全部集中在一个有54间平房（包括5个门洞）的长长的建筑里，教室的北面是操场，冬季，操场的三分之一面积会被浇成冰场。学校当时共有27个班，其中初中部18个班，高中部9个班。这在当时是很大规模的公立全日制中学。学校的教学质量好，每年都有许多应届毕业生考入大学，其中不乏北大清华之类的名校。因此，呼盟地区许多学生都以考入牙中为荣，南至扎兰屯、博克图，北到根河，图里河都有学生在牙中读书。另一方面，学校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教室长廊的墙壁上，时常悬挂一些学生画的油画和写作的诗词；只要有著名的电影或者外地著名的剧团来牙克石演出，学校一般都会包场，组织学生观看。记得哈尔滨话剧团来牙克石演出曹禺的作品《胆剑篇》，学校就包场了。观看演出前，全校所有的学生全部集中在操场上，聆听一位教师介绍话剧的特点以及剧情和剧团的状况。平日里，学校每个学期都会组织学生开展文艺活动，并租最好的剧院让学生登台表演，借以培养表演能力。文艺演出一般都安排在期中，演出前的一个月里，是学生们尤感幸福与快乐的时光，选择节目、组织排练以及数次彩排把学生们忙乎得不亦乐乎。大概是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我们年级有许多学生都喜爱唱苏联歌曲，诸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 《喀秋莎》、《山楂树》等等。还有的学生喜爱唱除苏联外其他国家的歌曲外，比如我们的正班长刘顺英和副班长刘杰，下课的十几分钟里，他们会坐在窗台上，唱美州歌曲《鸽子》和《红河谷》以及《骊歌》，他们唱歌时的丰富表情以及专注精神和歌曲的优美旋律，给近似于乡佬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方知城市少年的生活和乡村学生生活有着天壤区别。
冬季，学校的体育课一般都设有滑冰、滑雪项目，学校备有大量的滑冰和滑雪器械，有滑雪板以及冰刀牙刀，学生凭学生证便可免费随时借用。我深感可惜的是，当时，由于认识落后，一直对体育不感兴趣，在牙克石中学竟然没学会滑冰，铸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每提及此事，就懊恼不已，认为没学会滑冰，愧对了两年的牙中学习生涯。
我的授课老师有七八个，包括语文、代数、俄语、历史、地理、生物、物理、体育等门课。除俄语是二毛子（华俄混血儿）、历史老师是蒙古族以外，其他都是汉人。给我留下深刻影响的有两个，一是代数于老师，四十来岁的女性，她的课讲得简单易懂，所以我们班的代数成绩在全年级一直处于前列。她脸上有几块乌记，班主任李老师说于老师脸上的乌记是冻疮遗留的痕迹，她随丈夫从北京来，初来乍到不了解牙克石的严寒以及防冻知识，第一年就把脸给冻坏了。成年以后，想起于老师，心中有很多不忍。我猜想她的丈夫一定是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充军”，她追随丈夫来了。要不然她一个中年妇女不留在北京教书，贸然来牙克石这样酷寒的地方做什么？另一个是地理老师焦冾，是牙克石中学的高中毕业生，留校教地理，和他一道留下教书的还有他同班的学友孙玉梅，孙玉梅教代数。我猜想他们之所以留校教书，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学校师资缺乏，忍痛将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留下来，另一种可能是由于政审不过关，大学没录取，学校为他们惋惜而留下教书的。我倾向于第一种可能，因为焦冾老师的地理课讲得令人赞叹叫绝，从天文知识到地理地脉讲得条分缕析，富含趣味，学生们都爱听他的课。不管是学校强行留校还是政审不过关，我都为他们惋惜，青年人不读大学，犹如树木生长期突然断了养分，长不成参天大树一样的可悲。以焦老师的才学，留校教书实在可惜。
在牙克石中学读书期间，起先家住在八号农场，每逢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初二上学期，张喜山调到免渡河农场，家也随之搬到免渡河农牧场。免渡河离牙克石六十里路，星期六步行回家已不可能，只能乘火车。可是买张火车票需要三毛钱，一来一回六毛。这对一个学生来说，让人难以承受。于是我就和另一个家住免渡河的同学，玩起了逃票的把戏。逃票的关键一步是要上车，我们什么调门都想过用过，最常用的是从货运门进入车站，等火车到站后，选餐车或者没有列车员把门的车厢上车，十有八九都能成功。第二步是在火车上遇到查票怎么应对，常用的方法就是钻进厕所，或者撒谎说票丢了。一般情况下，检查员都不会认真对付我们这样的学生。遇到认真的，坚持要我们补票，我们就央求他们放我们一码，信誓旦旦地说下次一定把票拿好，往往是得到一个训斥或者瞪眼就过关了。二年时间里，除去放假回家需带行李不逃票，其他时间回免渡河，基本上都是逃票。为什么要逃票，因为缺钱且又想回家吃顿可口的菜饭。父亲每月给我15元钱，伙食费固定是12元，剩下3元钱零花，常常是入不敷出。我记得牙克石乳品厂出的俄罗斯冰砖很好吃，每块2毛钱，禁不住奶油香味的诱惑，就时常买这种冰砖吃，还有纸笔砚墨也是一项不小的支出，所以口袋里常常是空空如也。和我一起逃票的同学比我还要窘迫，他家每月只给他13元钱，仅有1元钱的零花。据他说，即便逃票回家，他爸也会训斥他不安心学习。他爸哪里知道儿子的那么一点心思，一个星期的食堂饭菜吃下来，肚子里的油水全部被饥饿刮光，厚着脸皮逃票，仅仅是为了一顿饱饭而已。我家的情况和这位同学不一样，因为家住农牧场，粮食和肉类不是问题，张喜山能经常从下面的生产队买一些面粉回来，记得1960年冬天，他一下子就从莫拐农场整回来四十几斤冻鱼，这年的春节他又从那儿整回来二十几斤牛肉。星期天回家一次，肚子吃得鼓鼓的。
1962年6月下旬，在我所有的期末考试全部考结束后，父亲突然来到牙克石中学，对我说：“家恕，我们不念了，回家吧好吗？你不就想当挤奶工吗？孟场长答应安排你到牧业队。”我连想也没想就说，好啊！我们去办退学吧！父亲说退学手续已经办好了，你带我去宿舍拿行李。
就这样简单，我的学生生涯戛然而止。
父亲为什么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擅自为我办理了退学手续？这当然有父亲武断的一面，但这也是我的身体导致的必然。我之所以连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是因为我在安子口公社办的大学校里得了遗尿症一直治不好，住校的生活令我痛苦不已。这种痛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夜里冷，被尿湿了的被褥冰凉如冻，身体只能蜷缩在没被尿浸湿的地方，即便如此也焐不热被窝，不是困极了，根本无法入睡，久而久之，身体被摧残得弱不禁风；二是脸面难堪，全校几百名住校学生只有我一人尿炕，成为被同学私下嘲笑的对象，我羞得不敢晾晾被尿湿了的被褥，没几天整个被褥臊气哄哄，没人愿意和我相邻而居。同宿舍二层铺上的一个高一同学愿意和我做邻居，可是我夜半的遗尿却将下铺的被子淋湿了。管理人员不得已将我一人安置在门卫住。在我搬进门卫房后不久，连续几次我发现被褥不像过去那样湿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天，看门的老头问我是不是有一个姐姐也在学校读书，我说没有。他说这就怪了，三五班有一个女孩子有时来帮你晾晒被子，不是你姐姐还能是谁？我明白了，他说的姐姐是。我说那是我们八号农场的邻居王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