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第六节 逃离死亡漩涡（1）
1959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母亲是怎么安排那点少得可怜的粮食，我不得而知。留下的记忆仅剩下挨饿的滋味和几次出远门讨食的经历。
要说出远门讨食，得从1958年的春季说起。那时三姐还没去蚌埠当工人，母亲走得开，她就带着我去怀远县二姐家，住上十天半个月。怀远县离家90里，去的时候起五更，向正南方向步行到40华里外的沫河口，坐上去蚌埠的轮船，到蚌埠再转一班船到怀远县。现在想想，去怀远县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几天饱饭，让家里省一点粮食，以能熬到早大麦成熟。那时，二姐家里不开伙，我们去了他们就到食堂打饭，吃的都是精米细面，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二姐夫买了一斤合肥麻饼，那个甜美啊，吃了还想吃，几乎舍不得放手。结果，一斤麻饼，母亲连一口也没吃，都被我一个人吞下肚了，而且是一个下午吃光的。晚上姐夫下班，听说一斤麻饼全部让我吃了，非常惊讶，说你的个子不大肚子倒是很大啊！母亲觉得很难为情，但没有责备我一句。现在想想，当时真的难为二姐夫了，二个没定量的人在家吃上半个月，他是怎么解决粮票的？ 印象里，到怀远县我去过二次，肉鱼的味道都记不得了，只记得那儿的白面馒头好吃。
1858年春天，国家号召军队干部支援边疆。我的两个姐夫都在单位的支援边疆的名单上。结果是，大姐夫苏良恩转业离开兵役局，从四川崇庆去了贵州的黄平，后来定居于施秉；二姐夫因为是黑龙江人，所以选择去北大荒。这时，二姐分娩期临近，母亲随他们去了临时的集合地——滁县，照看二姐坐月子。四月份，在二姐生了一个女孩不久，他们一家三口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从此，火车的汽笛声，成为能引起我落泪的悲声。无论在何地，只要听到那尖啸的鸣响，我的神经就颤抖了，泪水夺眶而出。那是真的伤心啊！二姐走了，我就失去了解馋的机会。这种条件反射现象一直延续了八年，到1966年方才停止。
二姐去东北之后的五个多月，三姐幸运地成为一名国企工人。蚌埠农业科学研究所听起来像是科研机构，却筹建了机械制造车间。说来也巧，这个研究所的一个领导，和二姐夫是在兵役局的战友，就凭这点关系，他力主将三姐安排去学车工。当工人能学习专门技术，这在当时是一个走运的事，这个令人羡慕的好事居然落在三姐的身上。
母亲在滁县住了一个多月，二姐夫离开时给了母亲30块钱，加之三姐也离开了园宅集，为家省出一些粮食。我家的粮食虽无多余，但1958年青黄不接的茬口总算熬过来。之后接上了夏收，一季小麦收成可以维持好几个月。夏收和秋收之间仅有三个月时间，加之夏季瓜果蔬菜较多，日子总是好过些。接着是办公共食堂，放开了肚皮吃。食堂解散不久，就迎来1959年。所以，就饥饿而言，1958年没给我留下什么特殊记忆。但是很多家庭就没有我家这么幸运了，艰难的日子就像一片苦海，不知哪儿是岸。
1959年伊始，我家也坠入这片苦海，那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当肚子饿得前墙贴后墙，腹部好似翻江倒海，继续不得食之后，腹部就麻木了，人便无力地找地方靠。几天下来，人便消瘦得像干劈柴。母亲时常念叨：要饿死人喽！她的老姊妹说她：你有三个闺女在外面，为什么不去投靠？偏要在这儿等死！听到这样的话，母亲只是叹息，她心里有苦难得说出。这就是两个女婿的父母健在，在“嫁出的姑娘泼出的水”的封建思想影响下，女婿不开口，她如何靠得上。
1959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母亲见我饿得厉害，就和我说：你去你三姐那儿讨两顿饱饭吧！这天早晨，母亲给我贴了一块死面饼，让我带着上路。从园宅集到蚌埠，一直斜插西南方向步行，仅有55华里。只是没有大路，走的都是村与村之间小路，中间还要乘渡船过淮河。就这样我也差不多只用了五个小时，就赶到在蚌埠西郊的农业科学研究所。一路上，那块死面饼，我也没一下子吃完，饿了就吃几口，生怕吃完了再饿，没力气赶到蚌埠。到了蚌埠，找到三姐，三姐见了吃了一惊，以为是家里出事。我说我妈让我到你这儿来吃顿饱饭，三姐这才放心。只见她眉毛皱了一下，把我带到一个地方，让我在那儿等她。大约半个小时后，三姐手拿一个布包回来了，她对我说：“食堂午饭开过了，我找师傅买了这些馒头，你带着这馒头赶快回家，兴许天黑前还能到家。”我说：“你得挖一缸子水给我喝。”三姐把我带到食堂，我喝足了水，然后就往家赶。
赶回园宅集，天还没黑透，母亲见我进门，非常愕然，说你怎么不在蚌埠住一夜？父亲说家美一个学员工，哪有钱让他住旅社。我把馒头拿出来交给母亲，说我路上吃了两个。母亲数了数还有20个馒头，就拿一个递给父亲，父亲拿在手里却没吃。我想他是在等母亲一起吃，就催母亲也吃一个。母亲又拿一个给我，自己这才拿一个。
这天，我来回走了120里路，带回了20个每个二两重的馒头。至今，每想起此事，心儿酸溜溜的，甚至想痛哭一场。可是在那个艰难的时刻，我却没掉一滴泪，为得到救命馒头，骨瘦如柴的身体居然能噔噔地跑上一百多离地。天理事理就是这样，苦海里的人没有资格去悲伤，只能心存爬到岸上的希望。否则，伤感的心会使人失去奋争的力量，必然会被苦海吞噬。
百里讨食的事，在两个月后我又做了一次。这次带回的是18个馒头。少了2个馒头，说明三姐也很吃紧，当时她的定量至多三十三斤。22个馒头得花去她四斤半饭票，对于吃食堂没有什么油水的学员工来说，她在两个月时间内也被拖得饥肠辘辘。
学员工的三姐拿出了42个馒头解难的时候，远在贵州和北大荒的大姐和二姐却连一分钱也没往家寄。也许是两个女婿尚未认同丈人和丈母娘，这反映一个基本事实：两个姐姐在家庭都处于附庸的地位，她们没有掌管经济的权利；也许她们不知道远在故乡的父母所遭受的深重灾难，饱汉不知饿汉饥，这种情况在儿女对父母的关怀程度上也是存在的。
记得在第二次百里讨食后不久，我在公共食堂的餐厅里发现一张告示。走近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给六级干部写的一封信，内容大致是不要浮夸，要合理密植等。我回来和父母讲，母亲说毛主席写信也没用，他们不会听的，他们只顾自己的帽子，只顾往上爬，哪管老百姓的死活。
1959年的夏季收成，因密植而严重减产，这不啻为敲响的丧钟。夏季收成，决定了农民一年的生活质量的好坏。因为它首先能缓解青黄不接带来的饥饿，为繁重的夏种积聚体力；它的收成，应当能保证农民吃到秋收后。如果夏季收成不够吃到秋收后，那么农民就会有八九个月时间出于饥饿状态，一旦秋收欠产，灾难难以估量。虚弱的人，经不住生灾害病，冬春季节是夺命的门槛，因为这个季节人最容易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