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大饥馑前奏（2）
午饭是一个人挑来的，米饭加红烧毛刀鱼。一个我忘记了姓名的婶婶，给我盛了一大碗饭，上面夹了满满的毛刀鱼。毛刀鱼的味道很特别，碗底下被汤水浸泡的米饭味道妙不可言。至今，故乡有三种味道我忘不掉，这是其一。另外两次分别是，大约五岁时父亲给了我二分钱，我跑到北头的一个货郎挑子那儿，买了一枚板栗子，那个香甜呀！难以形容；还有一种味道就是香涧湖里的杂草味道，1959年的春季，青黄不接时，母亲按照别人所说，从湖里捞了一些杂草，切碎后惨了一些麦麸面，贴了一锅粑粑，杂草本来就不是人吃的，味道可想而知，现在想起来都还想呕吐。这三种味道之所以跟随终生，因为它代表了当时的生存状态，尝板栗的味道是在幼年，故乡不出产板栗是原因之一，那个时候家境在父母的努力下逐步改善，小店铺可以经常供给我几分零花钱，我经常可以买到一些诸如棒棒糖，造型各异的糯米糖等令很多小朋友垂涎的零食，其美滋滋的心境值得追忆；本很平常的毛刀鱼味道变得异常鲜美，说明家庭已经时常处于断炊的境地，饭都吃不上了，哪还有肉鱼可尝，那时母亲时常念叨：真的要饿死人了！吃水里的杂草说明离大饥馑已经不远了，此时的人们已经把能吃的都吃了，像胡萝卜缨、山芋秧早都吃光了。吃杂草是什么人发明的，不得而知，可能是因为有时候拿来喂猪，猪没中毒的原因吧！后来，当我的生活得到根本改善时，我尝到过许多有点名气的食品，而且也都是第一次，诸如鹿肉、狍子肉、犊牛肉、南太平洋深海牡蛎，北美银鳕鱼，淡水鳗鱼，江阴时鲜刀鱼等，但都没有像这三种味道留下的记忆深刻，甚至吃了随之就忘了。
1959年春季，园宅集出现了第一例饿死人现象。死者叫小健子，似乎没人知道的他的大号，因此一直称呼其乳名。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汉，永远是一副脏兮兮的样子。现在想想，他还真是个高大英俊的汉子，体态丰满，至少有180的个头，长方脸，只是眼睛没神。他究竟有没有兄弟姊妹，我不得而知，我向母亲问过他的出身，母亲说他之所以这样，是他父母把他惯得游手好闲，父母死了，就变成这样。在我的印象里，他无家可归，大部分时间露宿街头，大冬天蜷缩在稻草堆里。他连要饭碗都没有，别人接济他，他都是用手捧着吃。他还有个特点，这就是从未开口向人家要饭吃，至多站在人家门口片刻，人家不给马上就走，且没有任何表情。1957年以前，园宅集的街市正常，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每逢街市，小健子就在长街溜达，那些赶集的农人，每见他来，都会给他一些东西，他就把这些东西储藏起来，以备阴雨天食用。自1958年开始，街市没有了，他得到的食品越来越少，又因为此时大家都食不果腹，即便他站在某一家门口，也没人再愿接济。他逐渐消瘦，时常能见他无力地靠在墙边，即便站起来扶着墙，也走不了几步。无论他靠在哪家的墙边，从没有人赶他走，究竟是他靠的人家是他的本家，还是园宅集人心古朴？我也弄不清楚。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小健子死在张道奇家的门口。我记得很清楚，小健子的尸体在张道奇家门口停了一天一夜。最后是村上派人用一张芦席卷了，放在板车上拉到牛峤的乱葬岗埋了。小健子个头大，膝盖下几乎都露在外面，挺凄惨的。
过去，园宅集街上，不管是南头还是北头，只要有人死了，小孩们都吓得天黑就不敢出门。可是小健子死在大街上，我却一点也不觉恐惧，甚至还跑到尸体前细看。大人们从小健子尸体旁边经过，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现在想想，远在1958年的春季，人心就开始麻木了，今后的日子什么样？没人能想出头绪，也就不想了，随它去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尝到了水中杂草的味道。还是这个时候，村里有人得一种乌嘴病，嘴唇乌黑，如果不及时治疗，人可能很快就抽搐而死。治疗这病很简单，一碗红糖水就解决了。上级为此发给村里一些红糖，只要有人发病，就给一小包红糖。后来我和妻子聊到这事，妻子说她们那儿发现乌嘴病，医生就让病人喝一口紫药水，病就好了。妻子的老家是寿县，离园宅集有一百多公里，这说明安徽省的饥饿是一种普遍现象。
小健子的死，吃杂草，乌嘴病，这一连串的事给全村人的心里抹上一层阴影。原本富有活力的园宅集，逐渐萧条。特别是到夜晚，寂静得像野外的坟场，死气沉沉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前奏。
1958年的春季之所以如此萧条，究其原因是1957年的农业歉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歉收，我不了解原因，因此无法述说。如果要推测的话，也许是成立高级农业社造成的。成立高级社，农民极不情愿。虽然从理论上说，高级社有许多优点，比如可以互助，可以兴修农田水利，可以得到国家扶植，可以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等等，但是，如果群众不乐意，采取消极怠工的方法软抗，这些优点一点都不会显现出来。虽然如此，但1957年仅仅是歉收，饿死的也仅仅是诸如小健子之类的极少数懒人。可是，1958年出现的三个新生事物，却是生生地将人逼到绝路上。这是三个什么样的新生事物，后文详述。
1958年，全国勃然兴起成立人民公社的浪潮。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内，人民公社这个党政企合一的组织，在全国普遍成立。我的故乡也不例外，园宅集行政乡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安子口人民公社，园宅集村变成了安子口人民公社下的一个大队。撤乡变社的过程，由于我年龄太小，根本不了解。但是，有一件事我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园宅集高级小学也撤销了，全公社的学生一律到新成立的安子口公社小学读书。为解决课桌问题，除去将原小学的课桌全部运走外，还动员高年级学生每个人带一张桌子去。我把家中唯一的一张方桌带去了。
安子口小学设立在离安子口一华里的朱庄，课堂也设在农家，采光非常差，阴天看书都困难。晚上住宿也是在农家，我住的地方恰好是我大姨娘家。几十个孩子全部睡在铺满稻草的地上，晚上有的孩子根本不敢出去大小便，屋内的卫生可想而知。吃饭是在食堂，每到开饭时间，因挤兑而打架，因吃不到饭而哭嚎，乱成了一锅粥。由于教室少，无法开全课，只好半天劳动半天上课。这些年龄层次不齐孩子怎么安排劳动？哪有那么多的农活？我唯一干过的农活就是拉犁子，拉双轮双铧犁耕地，老师一声令下，二十多个孩子一起奋力，甚至还跑起来，场面挺壮观。不知道当时的报纸有没有安子口人民公社实现了生物动力化的报道。
这种近似于造孽的并校，不到两个月就解散了，学生们还回原来的学校读书。如今，我看过许多有关大跃进狂潮的纪实文章，大都是集中在虚报、大炼钢铁、公共食堂等方面，像这样把成百上千个孩子集中在一个没有教室、宿舍、食堂的村庄里办学，还真的没有。这是不是安子口公社的创举不得而知。这次并校于我而言，除去得了很长时间都治不好的遗尿症以外，其他一无所获。现在想想，之所以患遗尿症，是因得不到营养补给，身体极度虚弱，加之晚上不敢出去解手形成的惯性而造成的。就是这个遗尿症，折磨我四年，带给我无法述说的羞涩与痛苦，甚至连学业都荒废了。母亲也因为我的遗尿症丢了脸面，因为此前街上也有个孩子遗尿，母亲说这事要放到我身上，一顿就打好了。可是当我也遗尿时，母亲却无从下手，只好说：能做过头事，不可说过头话，徐家恕让我丢脸了。
记得学校散伙的那一天，我从朱庄往回走。微微的西北风送来薄寒，举目四顾，天上无飞鸟，地上无走兽，不闻鸡鸣狗吠，大地灰苍苍一片毫无生机。如今回想，仍然抑制不住沮丧心绪，世界上没有比那样的场景更令人悲伤和绝望的了。
毛是列宁费很大劲批判的‘左派幼稚病’的典型代表，而中国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是左派幼稚病的深厚土壤。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过激大家都领教过吧？大跃进就是最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过激。从出身和经历来看，毛压根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也不是什么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意识的代表。
光用这个阶级分析，还不足以解释毛的一系列恶行：他其实是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家：托派的主张是‘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毛完全是这么干的：土改---把土地拥有者抢光，变成无产。然后很快，把农民才分到的土地、农具、鸡鸭猪羊也统统没收，公社化，变成无产，强迫农民革自己的命！所谓‘公私合营’，违反自己写的宪法，没收大小私营业主和小摊贩的财产，强迫他们革自己的命！都落实了托派的理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把他认为也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也打成右派，强迫知识青年们到农村劳动改造，革自己的命。。。这一切证实了：不论在思想上、政策路线上，毛太祖是最彻底的托派！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马列主义者。他没看过和引用过几部列宁著作，一心只学帝王之术、资治通鉴。应该和他的接班人一样，永远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