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第一节 战乱中的幼苗（2）
张道山是一个开明地主，他请父亲代替他做生意可能是为了给父亲锻炼的机会。当然他自己也从中获利。毕竟带船四处闯荡，还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长江两边的大运河上，匪盗虽不猖獗，但始终存在。偶尔也有凶险的事情发生。所以，富有的张道山不会自己去做长途贩运的生意，必须要可靠的人替他去做。他的开明还在于，一旦他获得一定的利益后，马上收手，全部放手让父亲单独去做。他的大善与大德成就了我们家十余年的富裕生活。
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临淮关做生意。临淮关是凤阳县淮河边上的一个小镇，离凤阳大约三十华里。在交通不发到的年代，沿河的集市一般都比较发达，因为船运便宜且相对安全，更何况津浦铁路线也从临淮关穿过，这样一个水路码头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因此，临淮关是淮南淮北广大农村的货物集散地，父亲的货物西面发到涡阳蒙城，东面发到宝应兴化高邮，而货源大都是无锡镇江等地，因为这些地方离大运河近，用船方便。据父亲说他主要做粮食、食盐、布匹的生意，以长途贩运为主。由于生意场上的朋友比较多，信息相对灵通，什么地方缺什么货，他得以在第一时间把东西运过去，卖个好价钱。所以生意做得较为红火，甚至连新四军也和父亲做生意。听父亲说过，彭雪枫做过他的船从蒙城到苏北，张震还劝说他参加新四军。只是父亲的思想并不认同新四军，大概是认为他们是造反的绿林，也可能是嫌新四军太艰苦，参加了无法养家活口。总之，由于生意做得红火，家境在那个时期也变得殷实，母亲曾说那时候我们家这一支都住在临淮关，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农历庚辰年，即民国29年。老徐家遇到了两件喜事，一是买了园宅集南面一个叫小塘堰的地方的五亩良田，从此自种和租种同步进行。据母亲讲，按当时的条件，买十亩二十亩不成问题，可奶奶只准买五亩，下辈无法推测出原因，在孝道为大的社会，子女即便有异议，多数都不敢发声。奶奶这一举措，意外地救了我们一家，土改时因为租种地主的地，被划为佃中农，成为共产党坚定依靠的阶层，要不然被划为地主富农，那可就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二是当年徐家有两个孕妇待产，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我大婶，按中国人的传统，龙年生子，吉莫大焉！全家人急吼吼地等待龙子出生喜讯。可是，天不遂愿，结果添了两个丫头，可谓扫兴。盼念的没盼来，意外的福分却在日后显现了。后来的实践证明，就是这两个丫头，分别给我们家这一支和大叔家那一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运，这是后话，在后文中自有表诉。
父亲在外经商，不仅养活了一个14个人的大家庭，还供养大叔、三叔和大哥三个学生读书，其中大叔是五河县农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三叔和大哥也读到了高中。这当是父亲一生最感自豪的时期，因为他在这个时期所做的培养子弟的事情，富有远见，为老徐家在建国初期的兴旺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在我成年后，经常听到母亲说：“你徐家恕的命是最不好的。从你出世，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原指望你和你大哥一头一尾两只虎，能给我们带来好日子，哪知道全被你搅空了。”母亲的话，虽说得是实情，但对我的精神打击是是巨大的。这是我自卑心理的基础，无论在什么人面前，我都觉得自己太卑微了，没法和人和他人相比。因为我命不好，而且是母亲说的，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因为自打我记事后，印象里就没过过什么好日子，没穿过新衣服，没吃过一顿像样的菜饭，没盖过软和的棉被，所以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有希望，仿佛任何好事都和我无缘。我的自卑病，是在1988年以后才从根本上消除，那时我下海了，靠自己的努力挣回了令他人眼羡成果。
我们家是1946年从临淮关搬回园宅集的。当时内战已经打响，战场就在苏中和苏北。临淮关的生意是没办法做下去了，只好关门走人。回到故乡后，由于三个年轻人的学业，很快地耗尽了父亲的积蓄。在我出生后，家中基本已经山穷水尽。可是，祖父却不依不饶地逼迫父母拿钱出来继续供养大叔读大学。我记得很清楚，在一天晚上，祖父拿着菜刀砍我们家的大门，像一个凶神，骂尽了世界上最难听的话，我母亲被逼投河，被邻人救了上来。多年后，我问母亲当时是怎么回事？母亲惊愕，说：“你怎能知道这件事？你太小了呀！还不会走路呢。”母亲接着就说：“是你爹爹（爷爷）逼我们拿钱出来供小绕子（大叔）读书。”实际上，大叔读书的所有费用都是父亲提供的，大叔在读大学期间曾得过重病伤寒，也是父亲掏腰包帮他治好的。祖父，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头，靠下卡子抓鱼，怕连自己的肚子都吃不饱，哪来的钱供孩子读大学？一切都指望父亲。可是在父亲不能做生意的情况下，父亲哪里还有钱呢？可能是祖父认为父亲有积蓄，而且应当把积蓄拿出来供他的二儿子读书。这种推测可能有道理，问题是祖父想没想过，父亲和大叔是亲兄弟，父亲很看重这手足之情，在大叔上学期间从未吝啬过，甚至让大婶带着孩子去陪大叔读书，只要有钱，他肯定会拿出来。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未听见父亲说过他两个弟弟任何不好的话，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敬重父亲的。为家庭、为弟弟出了大力，反倒落了一身不是，却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父亲值得敬重。
至于大叔的学费是怎么解决的，父母都没说过此事，我只能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窥视端倪。母亲曾说过，“为了你大哥读书，我的金镏子（金戒子）都卖了。”大哥在蚌埠读高中，他和三叔南逃台湾，当是1948年淮海战役结束前，否则，他们过不了长江。母亲卖金镏子给大哥读书，当是1948年的上半年。爷爷逼父母拿钱出来当是1948年下半年。依照父亲的孝顺，他肯定是解决了大叔的学费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向张道山举债。因为张道山相信父亲有偿还的能力，只不过只因为战乱蜗居在园宅集罢了。我这样推测应当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解决不了大叔的学费，大叔只有辍学一条路，父亲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数年努力付之东流。实际上，大叔的学业如期完成了。
1948年，大叔在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蚌埠市政府工作。1949年底，祖父却提出了分家，要把我们家这一支踢出去，他说：“我二儿子大学毕业了，有薪金了，不能让他们把我们拖穷了。”据母亲说：“分家，我们一无所得，分得的粮食没几天就吃光了，这年（庚寅年）的年饭（我们家乡的年饭是年三十午饭）一点荤腥都没有。你大爷对着那一碗白菜萝卜汤，哭得稀溜溜，跟刘备似的，说今后如果有钱，也不会再养活我叔（父亲管爷爷叫叔）。”可见爷爷的绝情对父亲产生了多大的伤害。至于大叔当时是什态度，我不得而知。父亲也从未提及过。只是大姐徐家荣后来愤愤地对我们说：“小绕子（大叔）对他的孩子说他读大学是靠勤工俭学，他是在撒谎，他所谓勤工俭学买的织袜机也是我大爷买的，结果都锈成了一块废铁，也没看织出一双袜子来。那时候要不是我大爷在临淮关做生意挣钱养家，供他们叔侄三人上学，怕他早都饿死在金寨县，骨头也该上黄锈了。”
我特别喜欢和我父母聊解放前的事。他们说，那时候，土匪太多，人人朝不保夕。新中国至少给普通老百姓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当然地主的家庭，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