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三 相濡以沫的岁月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在苏州作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将此作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其中包括一些原中央领导，也包括“文革”“要犯”。老同志中，朱德、董必武到广东，叶剑英到湖南，陈云、王震等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到河北。“走资派”中，刘少奇送河南开封，陶铸送安徽合肥，邓小平则被决定送到江西。】
【10月的一天，汪东兴带着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到邓小平那里去了一次，一是算对前次邓写信希望见他的响应，二是把准备疏散到江西的安排通知邓小平夫妇。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疏散到外地，邓夫妇安排去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听到疏散的消息，邓小平感到很突然，他想了一下，向汪东兴提出，他的继母夏伯根自从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现在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想带她一起去江西。对于这个请求，汪当即表示同意。谈话的最后，邓小平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也表示可以。】
【父亲虽然对被疏散感到突然，但汪东兴亲自来谈此事，使人减轻了不安。汪东兴许诺以后有事还可以找他，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即使去到千里之遥的外地，也能够保持和中央的联系。】
【1969年10月18日，周恩来给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周恩来对接电话的江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说：“中央决定中央的部分首长要到下面去接触接触实际，也适当地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第二件事大概汪东兴同志已告诉你们了，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劳动锻炼。……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之后，马上研究出一个具体意见。” 10月19日，周恩来在接江西省革委会电话时，原则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的安排，认为去赣州不合适，说：“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政委。】
【根据临行前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的交待，“项目组”人员急于为邓一家找一个符合要求的住处和劳动的地方，片刻不敢耽搁。到南昌的当日，他们便和江西的人一起看了几处地方，但均不满意。第二天，他们接连再看，还是没有满意的。第三天，省里的人带他们来到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看了原步校校长住的小楼，还有一个离步校二三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项目组”人员认为此处甚好。当晚，他们电话报告北京“二办”。“二办”表示同意并报中办。最后，获得中办认可。】（以上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中办为邓小平选的地址就是，就是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住的小楼。【进了校门，一条笔直的沙石大道，路边两排高大的梧桐，树树相连，叶叶相依，茂盛而浓密。绕过为树木所掩映的原步校办公大楼，一条红壤夹杂着石子的小路漫坡而上，小丘之上，碧绿高大的冬青环绕而成一排院墙。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一座红砖小楼和它灰色的屋顶。
两扇灰色的木板院门打开，车子进去。这是一个环形的院落，中间一栋两层小楼，楼前四株月桂。进门楼下一个空空的中厅，右边一个门，进去有一间饭厅，一间厨房。上了吱吱作响的木楼梯，楼上一个起居室，两间卧房，一个厕所。向南一个长长的大阳台，站在上面，一眼望去，满目苍绿。从阳台可以通楼上的另一侧，应是同样的布局，但不由他们使用，也就不得去看。
对于这样一个条件不错，地点幽静的住处，第一个感觉，是满意的。】
【父母亲到步校后不久，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来看了他们。对于邓小平，程世清倒没有当面严声厉色地训斥，而是大谈“文革”后江西“飞跃的变化”及他在江西的“政绩”。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对于“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这样的态度也就算是过得去了。谁想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一年之后，却因上了林彪的“贼船”而结束了政治生命。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文革”中，不知有多少这样昙花一现的人物。】（以上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从邓榕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一，邓小平去江西是劳动锻炼，不是被监管，这话是周恩来讲的。二，居住环境优雅，有人曾把他住过的别墅级别的房子晒到网上，和邓榕在书中描写是一致的，邓小平和卓琳对此住房都很满意。三，邓小平虽然远离权力中心，但仍然能通过汪东兴随时和毛泽东保持联系。这是八届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除周恩来以外唯一能享受此待遇的人。邓小平为什么能享受着一系列殊荣，我在后面将详细论述。
为此，邓小平在1969年11月26日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他写道：“我们10月22日离开北京，当日到南昌，住军区招待所四天，26日移到新居，房子很好。移住后，安排了几天家务，买了些做饭的和日用的家具。11月9日，我和卓琳就开始到工厂劳动。每天上午六时半起床，七时三十五分由家动身，二十几分钟就走到工厂，在厂劳动大约三小时半，十一时半由厂回家，吃午饭后睡睡午觉，起来后读毛选（每天力求读一小时以上）和看报纸，夜间听广播，还参加一些家务劳动，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是自己做饭（主要由我的继母做，我和卓琳帮帮厨）。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从这封信的内容，何人能说这是出之于一个被迫害、被监管的人之笔。况且是写给毛泽东的。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邓榕另一段描述中了解到邓小平在江西劳动锻炼时的真实情况：
【一开始，父母亲从步校到工厂，从大路走，要绕一个大圈子，步行差不多要四十分钟的时间，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这个路线既费时间，又不安全。罗朋、陶排长和黄干事商量了一下，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爬上工厂后墙向步校方向望去，两处之间如果能够直走，就近得多了。他们立即动手，在后土墙上开了一个小门，在工厂的后面，沿着荒坡和田埂，铺铺垫垫，修出了一条小路。从这条小路，只用二十来分钟，就可以从步校径直地走到工厂。】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邓小平是被保护的对象的结论。邓小平的事情一直有汪东兴负责具体联系，江青等人无法插手。毛泽东一直欣赏邓小平，这是出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考虑，这也是邓小平本身的气质决定的。这使得我们不由不联想到邓小平在1973年复出后，毛泽东有意让他和王洪文分别出去考察和处理某些问题，回来汇报时，邓小平和王洪文回报的态度和语气均不相同，邓的汇报显示出政治家的风度，王的汇报则一片歌舞升平的赞歌。孰优孰劣，一听便知。
卓琳在邓小平处于人生低谷这段岁月里，体现出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在被软禁在中南海时，【到了晚上，院子寂静漆黑。空荡荡的房间里，只点一盏昏暗的小灯。父亲无言无语，闷坐抽烟。母亲先是看着他抽，后来也跟着抽了起来。为了节省，她只捡父亲抽剩下的半截烟抽。父亲知道母亲心脏不好，劝她不要抽，说：“现在你的烟瘾比我还大，将来怎么办？”母亲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们。只要能见到他们，我马上就不抽了。”】（以上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在江西的三年多的岁月里，不是什么原因一度曾停发工资，改发少量的生活费（1970年1月改发生活费，1971年6月22日周恩来批准恢复原工资，并补发了欠缺的。）他们原来的工资是每月404元（邓小平为行政四级），卓琳行政十二级每月120元，二人合计每月524元。改发生活费后，每月只有205元。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这话我说得违心，当时社会的物价情况是，三口之家平均每人15元的生活费，就能过上不错的生活。考虑到他们可能还要给在外地生活的孩子们寄钱，所以才这么说。）。在邓小平的饮食生活中，一是烟，二是酒，三是豆瓣酱，这三样东西非常重要。在压抑的岁月里，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茅台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邓小平时常喝一点酒，但当时却缺少供应。另外，他的口味偏重，一直做菜以豆瓣酱为调味品就着下饭，但这在当时也很少。这些困难没有难倒卓琳，她同婆婆夏氏反复试验，终于酿出了邓家的酒和邓家的豆瓣酱，也为邓家在流放岁月的生活添加了一道佐香。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他们在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邓小平总是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收获劳动中带来的喜悦。
让我们再看一段邓榕在书中说的了什么：【父母亲每日上午去工厂劳动，中午回家吃饭，午休以后，下午在家干些家务活儿。他们除了去工厂劳动外，不能外出，因此奶奶和妈妈便张罗着，让黄干事和战士小贺帮助买了一些锅碗瓢盆之类的炊具厨具和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以便开炉起火。院子后面，原有一个木头板子搭的仓房，正好放买来的煤和木柴。父亲找了一个大木墩子，用斧子把木头劈砍成小木条木块。再找一个硬地，用锤子把大煤块儿砸碎。他和妈妈一起，再把这些生火用的柴和煤用大竹筐装好，堆放在柴房里。冬天来到的时候，他们已准备好足够的燃料，以备烧火做饭和烧洗澡水的锅炉使用（笔者按：烧洗澡水用锅炉，可见住房之高级）。洗衣服也有分工。妈妈洗平时穿的衣服。洗大的床单、被里的时候，父亲就帮着用清水漂洗，两人再一起拧，一起晾晒。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下午的时光就过去了。太阳的余辉把浓密的树影斜斜地投向院内，小鸟儿扑打着翅膀在树梢徘徊。简简单单吃过晚饭后，三位老人洗碗擦桌扫地，把剩下的食物放进一个装着纱窗门的碗柜，把炉火封好，把灯关上。一切安顿完毕，回到楼上，父亲看报纸看书，妈妈和奶奶在灯下缝缝补补，做针线活儿，每晚八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十点钟，大家散伙，准备睡觉。父亲躺下来后，还要看一个来钟头的书，然后关灯。长年以来，父母亲的生活一直规律，在这里，他们仍然保持了这个习惯。】
在这里，邓榕用优美的文笔，如实地描绘了卓琳和邓小平夫妇闲适温馨的生活片段。笔者看完这段文字，心中涌起阵阵温馨的微波，因为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平民都是过着这样生活。白天一起忙碌，晚上围在灯下读书、做针线。那情景，唐诗里有，宋词里有，改革前共和国多数平民家庭里更有，真是值得追忆的似水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