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4）毛刘分裂的原因
毛刘的分裂，是中共历史上最令人痛心和惋惜的事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由于大家都基本了解情况，这里不再赘述。现在分析其主要原因：
毛泽东无比信任刘少奇，放手让其管党。刘少奇在管理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间建立了自己的班底，成为毛刘分裂的温床和隐患。而党内其他领导大员均没有自己的班底，比如朱德，在军队干了一辈子，几乎没有任何私人力量，这也是他能够善终的基本原因，尽管他在数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中，都站在毛泽东的反面，毛泽东也没有过分为难他，始终尊他为与自己并肩的革命领袖；再如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长期在中央工作，基本没有自己的班底，因此也没受到猜忌，周恩来一直受到重用，邓小平一直受到器重和保护。陈云也和周恩来一样，没有自己的班底，一直没受到冲击。再看林彪，也是因为后来有自己的班底，而且是带枪的班底，遭遇比刘少奇更惨，仓皇出逃被烧死了，而且还搭上了妻儿。同样的道理，彭德怀因为有自己的班底，结局也很悲惨。
为什么有班底和没有班底结局差距如此大？这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是大公无私还是
大公有私。大公无私，就是在一切工作中、在一切境况下，始终把公字摆在第一位，党员干部必须把党的观念摆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任人唯贤、受宠不乱、受辱不恚，受到大家的尊敬，由此平安一生。而大公有私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是在大公前提下的私心，弊端也显而易见，其表现在任人唯亲，凡肥缺、美差、重要岗位，首先想到的是安排自己班底中的亲信或心腹，久而久之，则疏远了大多数人。当然，使用亲信心腹，得心应手。可就没人会想到，亲信和心腹是私心的产物，它往往是建立在为个人服务或者投机取巧的基础上的。跟党还是跟人，这是区别忠诚战士、耿介之士和心腹亲信的分水岭。当你的班底中集聚了一帮亲信和心腹，那真值得警惕了，这说明你可能已经孤立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所谓受宠不乱，是指事业风顺时，不得意忘形。从政之路，机遇与风险并存，荣华与羞辱与共，封建朝廷如此，资本主义政府如此，共产党政权中也是如此。自延安整风以来，毛泽东的威望日增，堪比日月，他的一句话，有山的重量。抵触他，风险极大，有时是身家性命，王明、张国焘、刘少奇的遭遇充分说明这一点。但他的弱点是地位不稳定，这是因为，党主席的产生不是通过党员（最低限度上说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是政治协调的产物，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在关键时间点和特殊的环境下，往往会受到质疑。而常委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也都代表某一方面或某一集团的利益，他们为自己或集团的利益，随时都可能对主席发出挑战，只要有足够的力量，推翻主席也不是没有可能，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度假，勃列日涅夫乘机将其推翻就是最好的例证。共产党的首领和美国总统不同，他是民选出来的领导人，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他有将任何下属撤职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利不会遭到任何形式的质疑和反抗，推翻他，必须通过一系列合法程序，所以，美国总统不怕有人搞政变。可见，美国有关领导人选举的制度，是一个成熟的制度，它保持了几百年的政权稳定。毛泽东虽然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和权力，但他的位子却没有美国总统稳定，他得时刻小心他的战友们，小心睡在身边的“勃列日涅夫”。刘少奇虽是党内二把手，处于“皇储”的地位，但承担的风险比任何人都大，稍有不慎便会遭受猜忌。纵观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储”，都处于最具风险的位子上，骨肉都如此，况乎战友！
平心而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延安，为了能使刘少奇顺利开展工作，同意刘少奇将北方局的属下调到中央，并不顾老红军的反对，将彭真、薄一波选进中央委员会。也许有人会纳闷，中央委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毛泽东怎能将彭真、薄一波选进中央委员会？真实的情况是，选举前有关部门都会进行宣传摸底，为某些人造势，甚至动员某些人对某些人投票，另一方面，选举一般会进行差额选举，比如，要选50个委员但候选人名单上安排了55个人，这样就一定会差额掉5人。所以，毛泽东想让什么人当选，一般不会落空。更出人意料的是，为了刘少奇保证顺利接班，毛泽东与1954牺牲了高岗集团，又于1959年牺牲了彭德怀集团，造成了几十人、数百人落难。有关这两个案例，上文及他人已有详尽叙述，这里不再重复。刘少奇在工作中屡屡出现较大失误，比如土改中左倾、天津讲话的右倾、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市侩，毛泽东都能容纳并谅解。这容纳和谅解的前提是对自己绝对忠诚，不得心怀二志，这是一条不能触动的高压线，碰了它，是会被电死的。恰恰刘少奇碰了这条高压线，落得什么样的结果，大家都看见了。
聪明的刘少奇为什么会走上这条极度危险的路？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的班底，有能够挑战毛泽东的力量。倘若他没有自己的班底，他绝不会挑战毛泽东，即便毛泽东有大错，他也只能以规劝的面目出现。刘少奇对毛泽东若即若离，在自己的班底初具雏形时就已经显现了。天津讲话就可看出端倪，关乎建国初期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那么重要的谈话，毛泽东竟然一点也不知晓。更为严重还在后面，刘少奇、杨尚昆以中央的名义发出文档，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专门发布命令予以批评。他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档、电报，均须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他责令中央有关部门“请负责检查自去年8月1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毛泽东对权力的掌控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中央发出的文件，理应经过党中央主席的核准，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刘少奇却视而不见，这绝不是一时疏忽。是恃功自傲，还是觉得自己有实力可以独断专行，或者其他？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毛泽东做出了严肃的批评。应当说这种批判是正确的和善意的，绝不是有些人所攻击的独裁。远了不说，假如当今的一个大公司，副总裁避开总裁，单独发文档指示下级达半年之久，看看总裁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不会像毛泽东这样善意地正面地严肃地指正，相信此类事情一旦发生，副总裁可能立刻会卷铺盖走人。还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批判了他们之后，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防止蒙蔽现象继续存在。诸如五马进京以分散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集中的权力，成立中央书记处综合党情和国情等措施，以求最大限度地传递信息。下级蒙蔽上级，这是大国政治中绝对不允许的，弄不好会出大问题。就像1960年出现的大饥馑一样，大饥馑的产生就是因为下级蒙蔽上级，下情不能上达，造成了一边仓库里有存粮，一边百姓被饿死的惨痛教训。
对独当一面的助手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毛泽东都能给以充分理解。比如刘少奇在土地革命中的左倾和天津讲话的右倾，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和质疑，毛泽东一方面予以纠正，一方面继续放心大胆地使用。并在很多场合宣传刘少奇，一而再地称他为接班人，比如，1961年会见英国蒙哥马利时，就说刘少奇是接班人，蒙哥马利是这样说的：“我接着就问到他的继承人。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非常讨厌提出他们的继承人，我举出几个例子——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联邦德国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谁将继承他呢？他说，在中国，继承是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又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过问；他本人将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他们在中国能够为自己解决这件事。”（蒙哥马利：《三大洲》）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也曾间接地谈到了此事。
那是在一次宴席间，毛泽东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问：“有人接替吗？”
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那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毛泽东支持刘少奇最大的具体措施就是把国家主席职务交给刘少奇，并在两年后的1961年在和浦寿昌谈话时讲了下面的话：“前年（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这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充分信赖。当时，政治局常委有七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除毛泽东为党中央主席外，其他六人都是独当一面。让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使得他一马当先，突出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但祸根也由此种下。
刘少奇担任共和国主席不久，国家就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馑，国民经济基本崩溃。此后，党和国家进行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挽狂澜于既倒。刘少奇依靠陈云，出台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为恢复经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刘少奇在克服三年自然灾害时所做的一切，并没有借机贬低毛泽东、突出自己。七千人大会上，肯定三面红旗是党内的共识，因为他们都清楚，如果否定了三面红旗，他们这一干人都得承担责任，这和遵义会议之后王明集团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有同工异曲之妙，历史就是这样作弄人，当年刘少奇致信张闻天，提出要清查六大以来的政治错误，张闻天硬是利用集团力量把这个问题捂下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就是这么干的，却落个墙倒众人推。现在有人说刘少奇说大跃进的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影射毛泽东，有些夸大其词。在这个严峻的时刻，毛刘必须同心合力巩固联盟，两个伟人怎么会糊涂到在众目睽睽时拳脚相向呢！刘少奇是一线负责人，共和国主席，大饥馑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共产党政治有个特点：凡出差错，倒霉的一般都是行政领导人，而且副手居多。何况在大跃进中，他的讲话比毛泽东要左得多。至于在游泳池的那次谈话，也不能完全说明刘少奇落井下石。
刘源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文中记述了他们游泳池谈话的细节：１９６２年７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 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针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游泳池这次谈话，至多说明毛泽东面对反对派“一片黑暗”的指责，坚持要顶住，刘少奇则担心饿死人要被史书记载的。一个担心当下，一个担心未来。理想型的毛泽东此时很务实，而务实型的刘少奇则理想起来。但是，稍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于毛泽东而言，刘少奇仍是可信任的战友，所以讲话直率任性，而刘少奇似乎在顾左右而言他，缝隙稍微可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