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文革工作组(下)
当天晚上，当蒯大富带着三名同学前去人民代表大会堂河北厅，等候了大约一刻钟，周恩来带着两个人到了，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这个晚上，蒯大富和他的三位同学，从七点多讲到十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他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
第二天，著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了。在8月5日的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回到了住所，找到了《北京日报》转载两个月前《人民日报》所发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边看边想，顺手用铅笔在边角上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从上面的一系列叙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工作，派出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大搞白色恐怖。但一直有另一股力量对他开展运动的做法进行观察和了解，从6月24日辩论到7月3日被限制自由，这期间，蒯大富屡屡到上级单位反映问题，北京市委副书记冯力还亲自去清华园看望正在绝食的蒯大富，并予以谆谆教诲，冯力的胆量来自于何处？当是堪当与刘少奇对抗的势力。毛泽东18日回到北京，20日蒯大富就被释放，21日王力和关锋也去看望。这说明，有人（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在关注蒯大富，把他作为刘邓五十天残酷镇压学生的典型。也许有人会认为蒯大富的遭遇只是一个个例。但是，在刘邓五十多天里，北京各学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有10211人，蒯大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把这10211人的遭遇分别叙述，每个人都会有一本血泪史。有这10211个个例，基本可以得出刘邓酷打击、无情迫害群众绝非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所以，蒯大富在刘邓文革五十天的遭遇，就是那个阶段北京的部分学校如何开展文革的缩影。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王光美以共和国第二夫人之尊，为什么要和一个普通学生过不去，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细细思考，答案不难得出。首先，工作组是刘少奇派出的，是打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旗号去的，是党的化身。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顾问的王光美此时就是党的化身，工作组是她遮挡任何山雨的大伞。反对工作组，对工作组提出质疑，就会使王光美失去遮挡山雨的大伞，进而使主张派出工作组的刘少奇的形象受损。其次，可能是刘少奇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就想利用工作组，尽快地使文化大革命按照自己的意志开展起来，形成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的情景，成为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来吃这碗难以消化的饭。所以，蒯大富反对工作组，触及了刘少奇的底线，必须把这个刺猬头砸死。砸死了蒯大富，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藉以警劝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反刘没有好下场。
另一方面，蒯大富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学生，可他却受到中共一二把手的密切关注。一个要把他置于死地；另一个却无条件地把他解救出来。为什么？答案也不难做出：因为蒯大富是一个普通学生，是基本群众，不是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所在。他思想敏锐，敢于质疑权威并提出挑战，这无疑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开展文化大革命最基本、最值得信赖的力量。所以，保护蒯大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本能反应。而刘少奇坚持的是精英治国路线，他一直利用党的威望塑造群众、指挥群众，视群众为一个个互不关联的螺丝钉。如果群众中有人质疑这条精英治国路线，那就等于挑战他们的权威，他们必定会下死手打击挑战者。所以，对待蒯大富的态度，反映出领导层面对待群众的态度，什么人关心群众，什么人视群众为工具，一目了然。
后来，蒯大富成为反刘的急先锋，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一个人对待想把自己置于死地的人，无论怎样报复也不为过，蒯大富说：“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蒯大富说的“国仇”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家恨”就是把他打成反革命的王光美。王光美恨蒯大富没有道理，当你要杀人的时候，应当想到对手会怎样反击，与其恨人，熟若反省自己，为什么要把一个青年人置于死地？无论如何，那是一个生命体，是父母所生的孩子，王光美应当把自己疼爱孩子的心扩展到疼爱一切孩子。王光美本是一个贤淑的人，为什么会变得冷酷无情？完全是服从了丈夫的政治需要。所以，人不要轻易参与政治，一旦参与政治，就必须割舍亲情。须知，政治是大公，是思想斗争，同时也包含阶级斗争，任何人，只要你参与了政治，情感与理念，都必须服从政治这个大公。操行与亲情也不例外，它属于私的范畴，私与公相碰撞，私必须让位于公。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也为历代政治家所遵守。历史上，凡是把公和私搅合在一起政客，他肯是一个臭烘烘的人。
现在的主流媒体把蒯大富反刘说成是江青的幕后策划，显然不负责任。蒯大富认识江青是1966年10月份的事，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有十万人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上，通过韩爱晶认识的。蒯大富和江青通过的唯一一次电话，是在清华井冈山兵团骗斗王光美之后，江青打电话向蒯大富要人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这都是蒯大富亲口说的，可见，保护刘少奇王光美不受冲击是周恩来江青的共识。
根据蒯大富的口述，我们得知，“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呢，我认为时机到了。”他还说：“12月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他又说：“我当时很激动嘛，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所以，我们不能把张春桥的行为转嫁到江青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