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 江青 铸就辉煌（上）

       江青在1951——1952的冬春季，曾获得过一个重要的职务——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它控制着所有文档的流通，并能及时掌握党的领导人的去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干了没几天便丢失了这一职务，同时丢失的还有在电影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的职务。有关她失去这些职务的原因众说纷飞，一种说法是她和办公室主任杨尚昆发生过几次冲突，以致杨尚昆向毛泽东建议她去苏联治病；另一种说法是，周扬到刘少奇出告状，抱怨说：“江青在场，事情就难办。”刘少奇建议周扬直接找毛泽东述说。毛泽东和周扬谈了一次话，导致了江青失去所有的职务。

我认为上述原因可能是一种原因，但绝非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应当是：首先江青的身体不适应这一繁重职位；秘书处长是一个不计时间不避繁杂的职位，管理文档、并决定向领导人提供何种文档，掌握领导人的行踪，安排接见或者会见内外宾，事无巨细都得操心。因转战陕北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江青根本不能适应这一繁重的脑、体劳力活。其次，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威望如日中天，和主要助手的关系处于良好时期，他可以不要代言人去处理一些微妙的政治问题，在他看来，以江青的身体和鲜明的性格，如果长期担任此项工作，拖垮了身体不说，还会对他和诸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杨尚昆等人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从1952年开始，江青又连续三次去苏联治病，可以证实我的推断：是身体原因导致江青失去许多职务。

 

江青的病情，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方才得到控制，这期间在公众的视觉里，没有任何有关她的信息，这于江青而言应是极大的福分。此时的她，也许是因为健康原因迫使她无力干预政治，甚至连一般性的工作都不能胜任；也许是想恪守“雌马”之贞，最终获吉于“安贞”。但是无论如何，这匹性格燥烈的“雌马”，在这个特殊时期能安守枥槽之侧，实属难能可贵。因为在这个时期，共和国经历了数次政治风暴和经济风暴，胡风案、高饶案、八大、反右、以及彭黄张周案，公社化、大跃进、以及大饥馑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事件像走马灯一样闪忽，共和国在疾风骤雨中穿行了十余年。意识形态的高压政策，使公众在经历次次惊悚之后，不得不睁大眼睛、闭紧嘴巴，绷紧了神经以求自保。不知道江青对这特殊时期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做如何想，没有任何数据显示她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甚至在那个“要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审判中，也没就此对她提出有关“罪证”。这个期间，她公开的身份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这个职位是副部级官衔，这是中央常委会于1956年决定的，据说是周恩来提议的，因为一直以来，周恩来始终极力挺江青。毛泽东对此表示不同意见，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常委们的安排。领袖的谦虚既是政治需要，也是个人良好素质的体现。这也说明此时的江青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重，她也以恪尽职守来报答诸常委的关怀。江青此时还有两个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同样的，在这个她最熟悉的文化领域，她也没发起任何能引人瞩目的举措。总之，江青在这个时期是一匹“安贞”的“雌马”。

但是不久，这匹“安贞”的“雌马”便离开了枥槽，破天荒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当时的媒体是这样报导的：新华社（1962年9月）２９日讯 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今天下午接见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同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刘少奇主席夫人王光美,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和夫人朱霖,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的夫人解梅。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和夫人也在座。第二天，摄影角度特别合适的大幅照片登在人民日报头版，而刘王夫妇接待同一位外宾的照片则因为角度不好和版面不利而少人问津。”这应当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版面，反映出政治权力的重心所在。

依据这条信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尽管经历大跃进的挫折和大饥馑的煎熬，毛泽东此时仍然稳控局面，他和助手之间的关系还是处于较为正常的阶段，或者说是能够忍受的阶段，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王光美、邓颖超、张茜等人陪同出场；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认为毛泽东对江青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让夫人陪同接见外宾，标志他对江青政治上的认可。因为在这之前，毛泽东对江青约束甚严，从他反对江青参加土改和去山东堂邑县调查武训身世可看到这一点（见闫长贵：《从蓝苹到江青》一文）。希望下基层进行革命实践，江青通过努力，虽然成行，但只能用李进的名字，不能暴露主席夫人的身份。毛泽东之所以不允许夫人干政，因为他深知“后宫”干政的危害，历史上有许多朝代纲纪崩坏起因于后宫的例子，如东汉、西晋、中唐、晚清等，他不会允许错误的历史在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重演。遗憾的是，这个错误不仅再次上演，而且超过历朝历代，当然这是后话。

联想到五天前的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刘少奇、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亲切交谈的大幅照片，以及此后几天又连续注销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的照片，我们又可从中嗅出女性妒忌、后宫干政的不安因素。一直以来，避免后宫干政一直是共和国领袖们默守的规则，毛泽东对夫人的限制最为严格，堪称榜样。共和国领袖们的夫人们，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只有宋庆龄、邓颖超和康克清，前一位是先行者孙中山的遗孀（据说是老牌的共产党员），后两位是资格老且行为低调的“老大姐”，她们都是令人尊敬的女性，其他领袖夫人几乎一直未见报端。现在在公众视线里突然出现王光美，而且光线耀眼，继而又出现曾是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的江青，而她们又是共产党一二把手的夫人。这就不能不令人惊诧并担忧了。可是，领袖们似乎没有看到其中的危险，依然在他们的空中绳索上行走。1963年4、5月间，刘少奇开创了带着妻子出访的先例，带着妻子先后访问了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大幅照片均刊登在各大报纸上，立刻在中华大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领导人带妻子出访，在当今看来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为什么会引起巨大的轰动？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提倡朴素，人们视俭朴为优良品格，面对穿旗袍、戴大项链的国家主席夫人，人们眼花缭乱，疑窦丛生，无产阶级领导人的妻子，怎么会打扮成资产阶级的阔太太一样？

女性妒忌的危害无穷尽，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一代伟人，难道他们看不出来？也许这一切都是有意为之，意在借女性来造势。1964年毛泽东的生日寿宴上，毛泽东在众人面前说：“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嘛！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表示要让江青从政，至少不能让江青输给王光美。我们可以说刘少奇在这场夫人争荣的棋局中，走了一着昏招，赢了面子，输了里子。王光美随夫出访的荣耀以及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的风光，使刘少奇丢失了不少党心和民心，特别是引起了许多军界老革命的反感甚至是骂声。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将，对旗袍、项链以及波浪卷发有着天生的厌恶之情，在他们看来，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和朴素的革命生活作风南辕北辙，只能起到腐蚀和瓦解革命意志的作用。另一方面，王光美出访时的穿戴，也使这些坚定地革命者认识到，在共产党内确实有一股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力量，这也是毛泽东敢于提出阶级斗争学说的政治基础。在那革命的年代，在资产阶级已成为过街老鼠的社会环境下，在大饥馑的恐惧在人民心中尚未完全消散的时候，在物资紧俏得用所发的布票买布、仅够打补丁的穷困情况下，什么样的人会欣赏党的领导人携带花枝招展的夫人出访？广大群众不会，农民、工人和战士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的官员不会，只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和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乐见共产党的领导人沾染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知道这种生活方式有诱惑力，再坚强的战士，一旦尝试过资产阶级生活的味道，背叛无产阶级是迟早的事。依照这一观点观察社会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凡是娶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者，无一例外地都会改变自己原来参加革命的初衷，成为革命的反动。那些休了小脚女人娶有钱人家千金的老革命，又有几个能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

当公众用羡慕的眼光欣赏王光美随夫出访的光彩荣耀时，却没对另一件事极为重要的信息给与太多的关注，这就是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里，毛泽东收进了《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诗。李进是江青的幼时李进孩名字的简化，江青参加土改和调查武训就用此名。“无限风光在险峰”一句是这首诗的诗眼。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把李进和仙人洞前所看到的锦绣峰联系在一起，大家都被一些评论家对劲松、乱云、从容的评论所吸引，注意力都集中在作为背景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其实，这首诗所反映的是国内政治气候，关键是摄影者的名字李进和在险峰上领略的无限风光，标志着这对政治夫妇的独特的视角和敢于不断攀登的政治魄力。距离上次和江青共同会见苏加诺夫人仅一年零三个月，毛泽东再次将夫人推向前台，必然有其原因。而且这一次不同上次，是隐性推出，用的是李进的化名，推出的题材也仅仅是一张照片。李进何许人也？底层群众知之甚少，但高层应当知道李进是江青，也就是说高层应当知道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携夫人高调出访的回应。这个反应，虽低调，但显示存在。此后，江青——这匹“安贞”了十余年的雌马，终于在丈夫的默许下（也可能是鼓动），不再伏枥，开始了志在千里的奔腾。

 

在毛泽东发表《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诗稍前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内容是京剧要不要反映现在的生活，要不要把工农兵作为主角。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讨论，并非是江青的发动，而是革命发展的必然。历史地看，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一直没有停止发展，左右两翼的列车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行驶。右翼以胡适和傅斯年等留洋派为代表，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解说中国的历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胡适的代表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影响深远。而傅斯年的主要成就为组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纳了当时许多文化巨臂，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做出很大贡献，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仅限文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与此同时，十里洋场上出现的数家影业公司，也在按照好莱坞的制式拍摄了许多影片，它和传统的京剧戏班主导着民国的文化市场。左翼的文化代表为鲁迅、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关注社会、关注民众疾苦、同情革命，无情地揭露社会的丑陋现象，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解读中国历史。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共产党一直在试图创建自己的文学，并且把文学作为一种革命与建设的工具而加以实践。红都延安就曾出现过戏剧改革，歌剧《白毛女》即为延安时期首创，《黄河大合唱》、《小二黑结婚》、《兄妹开荒》等一些剧目，不仅开创了现代剧的先河，同时也让工农兵成为文化舞台的主人。自1957年反右和1964年四清运动后，全国政治气氛日益严峻，文艺创作者在时代的潮流中，有意和无意间都把工农兵作为讴歌的对象，把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作为主要题材。这样，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舞台主角的传统剧目被扫除历史舞台，成为革命发展的必然。1964年，在北京举办了京剧现代戏汇演，京剧古装戏由此彻底停演。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切与江青有关联。

在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间，江青以敏锐的目光看到这一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在京剧现代戏汇演后不久，她就把精力放在京剧改革上，用她的话说这是在“种试验田”。她与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起，从1964年开始抓京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的修改与完善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先后向全国人民奉献了数量达22个的优秀剧目。这其中包括《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八个老的“样板戏”，以及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京剧《龙江颂》，京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京剧《平原作战》，京剧《杜鹃山》，芭蕾舞剧《草原儿女》，芭蕾舞剧《沂蒙颂》，京剧《盘石湾》，京剧《红云岗》《审椅子》《战海浪》《津江渡》等14部新的“样板戏”。这还不包括地方剧团推出的许多新剧种，如广西京剧团的《瑶山春》，青海京剧团的《草原银河》，福建京剧团的《红色少年》，天津京剧团的《芦花淀》，兰州军区宣传队的《铁流战士》等等——以及地方戏、话剧等文艺作品。这些“样板戏”大都被拍成电影，成为一种更为广泛流传的形式。上述这些剧目加上拍成的电影，数量不下于五十个，所谓八亿人民八个戏，是御用文人或者是投机分子们的无耻谎言，不值得一驳。

这些文艺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占据了文艺舞台。反映工农兵、歌颂工农兵，歌颂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成为历史的主旋律。这历史的主旋律，震撼了华夏大地，彻底颠覆了陈旧的历史观，破除了盘踞千余年的封建思想，充分抒发了革命者的浩然之气，为造反者正名，通过舞台形象来描述、确认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使展现在群众面前的人类发展史焕然一新。

从网名hjg7062 的一段文字中，可看现代京剧在观众中引起的反响和盛况：

1965年2月起《红灯记》先后到深圳、广州、上海巡回演出。历时三月多，观众十七万五千多人次，有的观众连看四次、六次以至十次。《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云：“受到广大观众极其热烈的欢迎，观众称它是思想上、艺术上的‘一盏革命的红灯’。”深圳当时还是一个小镇。因为毗邻香港，选在那里演出，就是要听听香港观众对京剧现代戏的反映：是救活、发展了京剧、还是毁了京剧？在深圳演出期间，专程赶来观看的港、澳同胞，住满了招待所，连客厅和走廊里也放了行军床。共演出六场，观众达五千多人次。名票须生陈中和说，《红灯记》的演出成功，出乎他的意料，他原来认为绝对不可能运用京剧程序来表现现代生活。看了演出，他完全信服了。在广州、上海更是出现了满城争看《红灯记》的盛况。在上海，自3月7日到4月6日为止，演出30场，观众七万八千五百多人。演出场所“人民大舞台”，正厅到三楼的2500多个座位和122个加座，全部坐满，场场如此，打破了舞台建台以来的历史记录。场外寒风中还排着长长的等退票者队伍。有些人等不到退票，就想得到一张说明书。一位连看六次《红灯记》的京剧老观众说，他看了一辈子京剧，什么名角都看过，从来没流过泪，可是这次却禁不住为《红灯记》中革命英雄的伟大情操感动得流下眼泪。在这次演出中，中国京剧院收到了几百封观众来信。在一致赞誉的同时，绝大部分来信都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出现了“戏走进观众心里，观众的心走进戏里”的罕见动人现象。

hjg7062反映的是历史的局部真实，实际上，每一部新剧种的出现，都会给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震撼与享受。相信听了《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虎上山那一段音乐，都会神经颤抖继而热血沸腾；看了《沙家浜》智斗那一场戏，都会由衷地赞美作为革命者的阿庆嫂的机智并有无穷的回味；有谁会在看了《红灯记》痛说家史那一场戏后不热泪盈盈，从而产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和对无产阶级先烈的热爱与敬佩？

由江青主导的这些革命剧目，它艺术地再现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业绩，使共和国的文艺完全服从了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服从了强国强军的需要，使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所阐述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华夏大地得到切实地执行。它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不畏强暴、不恤流血的革命斗争精神，一扫民国残留的奢华淫荡之风，一扫晚清以来国人身上的见洋人就腿软的软骨病，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健康风气，为中华民族的强盛与崛起奠定了厚重的思想文化基础。可以这样说，江青所实践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它的深远意义，不亚于古田会议所建立的支部建在连队上这一历史举措。古田会议的举措，使共产党有了一双粉碎强敌的铁腕，江青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则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国人的头脑中扎下了根。这一硬一软的两手，塑造了坚韧、钢强、有血有肉、能发出世纪强音的丰满的中国人形象，使任何敌人听了害怕见了胆怯。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文化力量能和好莱坞文化相媲美，能与好莱坞文化相抗衡，那只能是在江青主导下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所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其表现形式为以八个样板戏为主体的一系列剧种。这是真正的中国精神，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良性延伸，是中国文化在当代的最高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