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婚姻破裂带给李云鹤的不仅是名声的伤害，还有家庭的冷漠和拒入。济南已不适合她居住，也无法住下去，李云鹤只有离开济南另作图谋一条路可走。恰好曾经夸她在《湖上的惨事》表演得好的原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此时担任了新建的青岛大学的文学教授，李云鹤便前去投奔。细心的特里尔摸出了李云鹤的行动规律：每当她与自己的情人闹翻后，都会离开那座城市，到另一个地方去过一种新的生活。这一次与裴是这样，后来与她的第二和第三个丈夫分手后也是如此。
青岛给李云鹤的初步印象是伤感的：码头上寒冷的雾气和带着海水卤味的微风。这可能是与她当时遭遇婚姻挫折的忧伤心境有关。她可能不会想到，于她而言，青岛是一个吉祥之地，她在这儿所遇到和从事的一切，为她指引并夯实了一个坚实的能通往成功的道路。
人是讲究机遇的，遇见贵人便是良好机遇的通俗解释。贵人的出现，有时是命运；有时则是自己努力争取得来。李云鹤在这儿遇见了她的第一个贵人————俞启威，这一半是天命；一半是自己的努力。
初到青岛，赵太侔并没给她太多的支持，没给她提供一个工作机会，只是为她在学校找了一个临时的住处，这也可能是赵太侔力不能及的原因，因为他当时只是文学系的一个教授。赵太侔是她在青岛唯一的依靠，情况却是这样糟糕，令李云鹤很失望。可是，在文革中有极大权势的江青，却篡改了这段事实，她对维克特说赵太侔当时是青岛大学校长，其实不是这样，他仅仅是一个文学教授。赵太侔当上校长是在1933年12月，是在杨振声辞去校长之后的事，可是李云鹤投奔他去青岛则是1931年八九月间。江青还说是赵太侔邀请她到青岛大学，并提供了路费，还许诺为她在学校设立一个艺术系，她才同意去青岛。这个谎撒大了。以江青当时的高贵身份，她不应当也没有理由这样撒谎，一旦被戳穿，肯定是一巨大的伤害。可是她却这样做了，可见她的虚荣心是多么严重，这应当是她日后身败名裂的性格根源。搞政治的人，应当朴实和扎实，这样才能令人归心，切忌虚荣，因为虚荣是政客的常态，它只能起到驱离友人和令人戒备的作用。
对赵太侔的失望之余，她没有“幽寒坐呜呃”，而是迂回行动，找了当时在青岛大学红极一时的俞珊。俞珊是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曾担任《莎乐美》的主角和《卡门》的主角，名噪一时。俞珊也是青岛大学诸多名教授的追逐对象，追逐的人中有梁实秋、赵太侔、闻一多，加之先前的徐志摩，可以说在俞珊这朵艳卉上空飞舞的都是当时著名的“粉蝶”。俞珊当时任职于青岛大学图书馆，为安排李云鹤在图书馆工作出了力，因为当时的图书馆馆长是狂热追求她的梁实秋（见王鸣剑：俞珊与新月才子的情感纠葛 刘宜庆：赵太侔和俞珊的婚恋）。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是写卡，这和当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相同，只是时间上相差了十一二年。可以想象，图书馆的工作，使他们对大学的管理者和教授们的看法有共同的语言，这也许就是文革中流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名言的思想根源。应当说，当时，“粉蝶”们围着俞珊这朵艳卉飞舞时争风吃醋的丑态，一定会让李云鹤恶心，一如毛泽东在北大一直不入名教授们法眼所产生的愤世心境。不管当今的小资们如何将旧时名人的惹花粘草的丑行美化成亮人眼球的风流韵事，但丑事就是丑事，在基层平民眼中，那是伤风败俗，是腐朽，是违背良知的反动。也许这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在特定时候的含义。这一名言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都有其特殊的含义，有的是在学术领域，有的是在个人道德范围内，如一些学霸对待同仁和学生的恶劣态度，又如有知名学者对自己的发妻和儿子以及学生的绝情，都属此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俞珊还将李云鹤引荐给自己的弟弟俞启威。有人说俞珊是为了避免赵太侔对李云鹤移情别恋，这是对江青身上泼污水。为追求俞珊，赵太侔将结发妻子都休了，他哪能看得上名不见经传的李云鹤？俞珊之所以介绍她和弟弟见面，可能是惺惺惜惺惺，欣赏李云鹤的才气，因为她们同为演员，有共同的志趣爱好，也许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无论如何，这一引荐，对李云鹤的前途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是俞启威将李云鹤引领到共产革命的道路上，成就了她的一生辉煌，也包括她后期权力膨胀时放射出的灼伤了许多人的炽烈火焰。
俞启威是一个优秀青年，不仅有斯文儒雅的外貌，骨子里具有领导者特有的引力。他当时虽是青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但却担任共产党青岛大学支部书记，后又担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最基本的素质，是革命斗争精神和对基层劳苦群众的同情心态。李云鹤的底层贫民身份、叛逆性格、出色的才干和敏锐的眼光，无疑是招人喜爱的特殊优点。俞启威成为被她迷倒的第二个男性，但是，俞启威不是裴明伦，裴明伦喜欢李云鹤，是喜欢她的才艺和新时代女性的特质，这两大特质一旦成为传统守旧家族的不安因素后，裴明伦马上就从爱情角色退出，成为封建的卫道士。俞启威尽管也出身于上层家庭，而且这个家庭的富裕程度比裴明伦的家庭要高出许多倍，且充满书香和官吏气，但他却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为一个坚定地革命者，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同情并解救劳苦大众是他的基本信念。这和李云鹤的反帝反封建、追求自由独立、实现自我的斗争性格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他们一见钟情，热恋中的他们，时常相忘于青岛的灯楼酒肆，沉浸于海滨的浮光掠影中。没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于1931年底同居了（有人说是1932年，果如此，也应当是年初）。用特里尔的话说：这是现代式的结婚，没有任何证明，也没有任何仪式。从这一角度看，俞启威应当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
和俞启威生活在一起，应当是李云鹤自出生以来过过得最好的日子，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志同道合。没有公婆约束，没有封建压力，有朋友圈的交往，有革命事业可做。在俞启威的指引和帮助下，李云鹤参加了左翼人士组建的“海鸥剧社”，经常下乡做抗日演出，以戏剧艺术的力量来抗衡日本的枪炮，她和俞启威连袂主演了反映工人疾苦的《工厂夜景》，也在陈鲤庭创作的、后经田汉改编的剧作《放下你的鞭子》这一剧目中担任主角。这些剧目受到农民和士兵们的喜爱，这更激发了李云鹤艺术救国的热情，也不断提高演技。同时，李云鹤也从下乡演出的辛苦中锻炼了革命意志，为日后在上海做工人夜校的教师做了精神和体力的铺垫，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忍饥受冻不说，还常受冷遇，非得有顽强的毅力不可。江青的这些经历，应当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因为这篇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做出积极贡献。这恰恰是李云鹤当时在海鸥剧社所从事并实践过的事业。而江青在充当无产阶级文艺旗手后，所进行的文艺改革中的方针和方法，也完全遵循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方针和路线。可惜我们现在掌握不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受到江青影响的任何证据。这可能是因江青特别崇敬毛泽东，从未把自己摆在特殊位子上有关，她甘愿为毛泽东的一条“狗”，不想用自己的翅膀来遮盖太阳的光辉。我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军事家，因为他身经百战；之所以成为政治家，是因为他一直置身于政治的漩涡中，在政治的风浪中学会了游泳；之所以成为哲学家，因为他有极高的天赋，又熟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典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马列主义关乎文学艺术的经典之作，可毛泽东却没有任何从事文艺活动的经验，而他当时的其他几位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也没有任何从事艺术的经历，难道这些有关文学艺术的精辟论述都是头脑里先天带来的？毛泽东的身边必然有一位精通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专家为其起草并谋划，这个人只能是江青。我认为江青特别崇敬毛泽东，除去那句“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的名言外，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后来看了维克多的《江青同志》，看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找到了旁证，现摘录如下：在江青谈到过去的工作之际，我（维克多）向她提示了当年她和毛泽东相似的生活道路。12年前，毛泽东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着一份收入微薄的工作。他们俩都是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著作，也都是在此后的一年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青直截了当地反驳说“我不能和主席相提并论。他在各种岗位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我只是在学生、农民和工人中做了少量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部队工作过一段时期。”（维克多 《江青同志》P67）
李云鹤和俞启威的爱情几度离合，最终因家庭反对而没成佳话，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从李云鹤去上海并在演艺界稍获名气后，俞启威仍几次去上海与其幽会这一点来看，他们之间的爱情基础较为深厚（又有人说俞启威去北京后，改名蓝苹的江青也曾去北京与其幽会）。俞李的爱情反映出一个事实：李云鹤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身上有许多她人难以企及的优点，值得人迷恋。因为俞启威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那幅在一二九运动中在火车上拉住火车把手奋臂高呼的形象，给所有看过此照片的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个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革命家能如此热爱江青，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的头脑如果不是太简单，就会想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俞启威是一个优秀的青年革命家，他所钟爱的人，起码不会是一位等闲之辈，如果她身上有许多诸如攻击她的文章中所说的那些缺点甚至是罪恶，俞启威会爱她吗？答案不用找，就在我们眼前，如果别有用心或者以此来谋稻粮那就另当别论了，遑论一些曾压抑过江青后又遭到江青反击性报复的人？应当指出，能遭到江青反击性报复的人，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男权主义者，如周扬等整人狂（整人者被人整，是咎由自取还是因果报应？答案自明，无需赘述。）。文革后，他们又掌握权力，所以言行特别有煽惑力，且有不少追随者，妖魔化的不正之风由此愈刮愈烈。
在俞启威的介绍下，李云鹤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之路。改名蓝苹后的李云鹤，在上海演艺界获得成功后，因看不惯演艺界的污七糟八，以及地下党组织对自己的压抑，为寻找光明，展现自我，在俞启威的指引下，不怕艰辛一路风尘，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受到审查的过程中，又是俞启威作证她在山东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再次改名为江青的李云鹤，能成为毛泽东的夫人，俞启威其功大矣！说他是江青的贵人，不为虚言。
在青岛大学的短短二年多的时间里，李云鹤的“练翅 ”实现了里程碑式的飞跃。她一生只受了八年的正规教育，包括5年小学（诸城的二个小学），一年戏剧艺术教育（山东实验剧院），二年的文化殿堂教育（青岛大学）。如果说5年的小学教育是初级的识字阶段，一年的艺术教育，仅限于表演艺术，略显单薄，那么在青岛大学的两年，则是丰富她学识，练硬了翅膀的重要时期。
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虽乏善可陈，但在教育领域却有许多值得赞誉的亮点。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的“思想自由，相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和一系列措施则是这一系列亮点中光彩夺目的明珠。当时，一般人可以在大学旁听，这给李云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使得她有机会聆听一些著名教授的授课，从江青和维克多的谈话中以及特里尔的《江青全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她先后听过闻一多先生的有关唐诗、小说、戏剧和中国文学史的课程；杨振声先生和女作家方令儒的有关创作的课程；同时她还向沈从文学习过怎样写小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她也把自己的习作呈给老师批阅，老师们也从她的习作中看到她的才华并加以警戒和勉励。闻一多、杨振声、方令儒和沈从文都是才华横溢的大家，李云鹤有机会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是难得的机遇。但是，她对来自于这些大家的警戒似乎都持抵触态度，其逆向性格可见一斑。应当指出，在江青进行文化艺术改革时期，凡和她接触过的人，都一致承认她懂艺术。说明在师从赵太侔、闻一多、方令儒、杨振声、沈从文期间，她获得了广泛而又扎实的知识。这些知识和其来自基层的草根认知融会贯通，形成了构架无产阶级文化的整体认识，成为她辅佐毛泽东治理国家、特别是治理当时颇为混乱的文化社会的基本理念。
我们也应当看到，李云鹤在和这些上层的知识分子接触的过程中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从他们那里获得知识，一方面还得遭受嘲笑和冷落；一方面敬重他们的学识，一方面鄙视他们的改良主义的观点，特别鄙视他们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仍然沉浸于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中；一方面羡慕他们的富有，一方面不得不忍受贫困的煎熬。用特里尔的话说：（这时候）她性格中的另一方面已开始形成，这就是独立精神和斗争的冲动。……她敢于反击自己的敌人，当她觉得时机还未成熟时，她把仇恨牢记心底，忍耐着寻求将来的报复（特里尔《江青全传》P28）。
尽管她在青岛大学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和学识，但这些知识和学识很浅薄，作为谋生手段尚可，她也充分地利用了，因此在演艺界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当然，这与她的天赋和勤奋实践分不开。但是，如果用这些有限的知识和学识，去实现她的远大的理想这就显得困难了，因为这些知识和学识，不能使她摆脱贫困，不能使她在文字创作上有所建树，也不能够使她挑战男权主义的道路畅通，更不能帮她纠正她有缺陷的个性、扩展心胸、统筹实现远大志向的韬略，致使她屡屡遭受来自左右翼精英们的白眼和压制。因此，无论她在青岛还是上海，她都一直与左派为伍，观点和行为方式一直保持着基层群众的质朴，最终铸就了她终生的痛恨精英权威、亲近基层群众的左翼世界观。这是她能受到毛泽东的赏识的思想基础，也是她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一个志向远大却心胸狭窄的人，一个挑战男权主义的女性，一个极富斗争精神的人，在获得极大权力之后，却没有厚重的文化、深远的谋略、以及高超的政治艺术来支撑，失败是必然的。做为一个失败的左派政治家，她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既表现在实践理想的飞翔中被他人折断了翅膀，也表现在成为待砧之肉后的挣扎性辩护，更表现在在天之灵仍然遭受妖魔化的描述，人之可悲，莫过于此。但她也有值得自豪的地方。这就是她创建了无产阶级文艺，这是一条描写工农兵、歌颂工农兵、把工农兵做为历史主人来看待的文艺路线，千古绝无仅有。在她所领导的京剧以及芭蕾舞的改革中创作的一些剧目，民众听得懂，看得明白，唱得上口，写得出来，流传极为广泛，至今仍然是当代文化的经典，也必将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永放异彩。看一看建国以来的所有文艺作品，又有哪一部作品能和八个样板戏以及《沂蒙颂》、《草原儿女》交响音乐《沙家浜》这些作品相媲美？这些作品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工农兵成为舞台的主人，受百姓喜爱再自然不过。它和才子佳人帝王将相霸占舞台，也受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喜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哪个生命力强？不言自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