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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63)
原文标题：Why We Must Keep the Memory of D-Day Alive
June 4, 2024
By Garrett M. Graff
每过一天，“最伟大的一代”都更走近终结。 1944 年 6 月 6 日诺曼底登陆日，超过 200 万盟军人员参加了代号“霸王行动”的那次登陆，如今在世的大约只剩下几千名退伍军人了。
2021 年，哈里·帕若姆 (Harry Parham) 去世，享年 99 岁。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位参与诺曼底登陆的黑人退伍军人（当天约有 2,000 名黑人士兵登陆）。去年七月，诺曼底登陆最后一名幸存的法国突击队员莱昂·戈蒂埃（Leon Gautie）去世。 12 月，爱尔兰气象观察员莫琳·斯威尼 (Maureen Sweeney)去世，她对大西洋上空风暴的报告改变了诺曼底登陆的进程。 4 月，比尔·格拉登 (Bill Gladden) 去世，他是当天用滑翔机着陆的英国第六空降师的一员，他曾希望能活到100 岁高龄，好此刻返回法国诺曼底，参加周四（2024年6月6日）的 80 周年纪念活动。
当我们纪念那场战争参与者中这些最后逝去的人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虚幻的浪漫主义之中，而忽视是当年轴心国的行为让自由世界联合起来去对抗它，而在过程中向世界突显美国人的潜在能力。
每一位前往诺曼底的军人都收到了一本《法国袖珍指南》，其中部分内容是：“当历史变得艰难时，我们民主国家不仅仅在斗争中相互提供帮助，我们也在同一条船上。当你去到法国后环顾四周，你就会看到纳粹对民主做了什么。”
在今年这个选举年，值得一问的是，我们此刻在如何处理“最伟大的一代”捍卫并遗赠给我们的遗产。美国的自由始终不是完美的——我们是一个一代又一代地寻求变得更好、更平等、更包容、同时更自由的国家。这是一个关于每一代美国人为下一代的权利而奋斗并用奉献来捍卫自由的故事，也是一个每一代美国人都将在过去的基础上不断进步的愿景。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美国是否会接受一个比以前更不自由、更不民主、更分裂和更不平等的国家的愿景。这将是美国历史上几乎无例可循的一种倒退。
我们可以享用历史的余荫，提醒我们自己关于美国及其盟友曾经取得的成就。诺曼底登陆是一次巨大的战役，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一次——派遣一支超过 100 万人的部队，使用 3,000 多架飞机和 7,000 多艘舰艇横渡英吉利海峡；并且有条不紊地运送了整个的浮动港口---这是一个名为“桑树”（Mulberries）的艰巨秘密项目---以及 300,500 加仑饮用水和 800,000 品脱的血浆，白人和黑人捐赠者的血浆要分开库存---这是按照当时的规定操作的。
这一天的战斗横跨五个海滩和大约 60 英里宽的战线，其规模太大而难以平叙，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好从个人层面来理解。以阿尔伯特·莫米尼 (Albert Mominee) 在第 16 步兵团服役的故事为例。他来自马萨诸塞州绍斯布里奇（Southbridge），当年 28 岁，身材瘦小，比陆军规定的 5 英尺最低身高仅高出一英寸。入伍只有两年，诺曼底登陆已经是他的第三次攻入外国作战。
他是当时部队中年龄较大的人之一。诺曼底登陆日的许多“老兵”士官只有20岁出头，而他们指挥的伞兵和登陆士兵往往只有十几岁。 LCT-589 号的舵手爱德华·巴卡利亚（Edward Bacalia），人称“巴格斯”，17 岁。 “那天，我们的成功要归功于巴格斯的航海技术，”他的船员伙伴马丁·瓦尔维克（Martin Waarvick）回忆道。 “牛不牛？17 岁在诺曼底登陆日驾驶登陆艇登陆奥马哈海滩？不只是一次，而是两次。”
列兵，第 101 空降师第 506 伞兵团的弗兰克·帕利斯 (Frank Palys) 回忆道：“我当时只是个孩子，和其他人一样，试图解放世界出纳粹的苦海（506团的E连，就是后来被电视剧“Band of Brothers”呈给世人的那个传奇连）。” 或者，作为列兵，第 18 步兵团的欧内斯特·希尔伯格 (Ernest Hilberg) 表示：“我就是在做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我们要除掉希特勒这个混蛋。”
“最伟大的一代”在诺曼底登陆日的目标是崇高的——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从英国跨海峡入侵欧洲大陆，不是为了征服或掠夺，而是为了解放这片被独裁主义笼罩的大陆。正如盟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Dwight Eisenhower）在 1964 年返回诺曼底庆祝 20 周年纪念日时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沃尔特·克朗凯特 (Walter Cronkite) 所说，“这些人来到这里——有英国人与我们的其他盟友——和美国人——为了一个单一目的攻占这些海滩， 这个目的，不是为了给自己谋取任何利益，也不是为了实现美国的征服野心，而是为了维护自由。”
又过了 20 年，后来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的英雄主义才被恰当地推崇。之前的几十年来，很少有人公开吹嘘二战的战争经验。退伍军人在开战后被从二战前的大萧条期间和平但艰苦的童年生活中拉开，再在1945年战后回到美国，带着来之不易的经验、年轻的活力和政府补贴的退伍金。他们开始积极追求自己的日常生活，用自己的劳动推出了美国的经济繁荣，正如政客们经常颂扬的那样，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中产阶级。
成年后，他们在冷战中坚决反对共产党和苏联，再次捍卫自由免受独裁统治。第一士官长，第二游骑兵营的伦纳德·G·洛梅尔 (Leonard G. Lomell) 曾爬上诺曼底的 Pointe du Hoc 悬崖，摧毁了德军的炮台，他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50 年来，我一直保持低调，就像大多数袍泽一样。我们没有写文章、出书、发表演讲或宣传我们在战场上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在战场上的经历，作为职业军人我们履行了我们的职责。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优秀的游骑兵。”
1984 年，罗纳德·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在 Pointe du Hoc 发表演讲，庆祝洛梅尔及其战友的功绩，开始适当地颂扬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迹。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和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等作家的后续作品永远改变了历史对二战中生者和死者的奉献的看法。
布罗考先生发现自己在 40 周年纪念日的旅程改变了自己，他穿过诺曼底的咖啡馆和村庄，与那些回来参观他们曾奋力夺取的海滩的退伍军人交谈。 “我深受感动，并对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深深的敬意。我意识到，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一直在我身边，而我却未能欣赏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和所取得的成就，”布罗考先生在他 1998 年出版的新书“最伟大的一代”的序言中写道。
现在，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正义之战 ”似乎有些陈词滥调，但从很多方面来说，尤其是对美国，这可以说是美国打的最后一场以明确胜利为结果的战争。二战中的敌人使美国更加团结而不是分裂我们，这场战争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理想的过程中让正义与邪恶鲜明对立。而在今天的美国，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变得更加难以捉摸，无奈的充满争议，而且往往让它（自由与民主）可以分度或外加条件。
美国在二战中的角色远非完美——近年来，人们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留营问题进行了迟来的清算，仅举其中黑暗的一例。但这是一场我们理解的战争，也是一场赋予参战者意义的战争。这是一场为了理想的战争，我们的领导人和政治家明确而自信地提出了为崇高的理由而做出牺牲。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听到很多关于美国是什么、不是什么的争论。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许多人愿意承认的更简单的答案：我们为之奋斗的是我们是谁。而且，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决定今天我们是否仍然像 80 年前攻占诺曼底的那一代人一样愿意为民主而战。
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据说二战前，美国的犹太金融资本和德国勾勾搭搭掏空了德国人的钱袋子，这也是激起德国国民反犹并掀起浪潮的一大因素。
最后由美国子弟去买单，太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