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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8日
作者：SERGE SCHMEMANN
Schmemann 先生是纽时的编辑会成员
人们普遍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丁（Vladimir Putin）正在重蹈苏联覆辙。因此，在《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 (Evan Gershkovich) 在俄罗斯被捕后不久，当我遇到一位我在苏联时期在莫斯科认识的女性时（作者Schmemann的家在华盛顿），我很自然地感叹事情越来越像以前苏联那样了。那些糟糕的过去。
“不，”她说，“更糟。”
她是个叛逆者，生活中第一个机会就离开了莫斯科，所以我对她的反应感到震惊。但我也从其他俄罗斯人那里听说过，无论是此刻住在俄国还是国外的人。我越是回顾自己在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在俄罗斯当记者的日子，随着乌克兰的可怕战争惨剧持续的时间加长，我就越能理解他们的意思。
鉴于他们的国家对乌克兰造成的战争伤害，说生活在俄罗斯的人是受害者很苍白无力。事实上，这可能是“正常”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丁先生的俄罗斯（也是他们的俄罗斯）比普丁为之哀叹的灭亡了的苏联更糟糕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曾认为他们的国家摆脱了过去可怕的暴政，而普丁先生不仅要重整暴政，还要给他们的国家带来耻辱和憎恨。
这些俄罗斯人回想起的苏联是最后几年的苏联，而不是斯大林的地狱时代。在他们的时代，即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期，苏联仍然是一个专制的警察国家，对信息、艺术、企业和几乎所有其他人类活动保持着猜忌和铁腕的控制。考虑到此刻互联网的覆盖范围和俄罗斯人出国旅行的持续能力，那个时代是普丁先生和他的安全机构永远无法复制的更具侵略性的镇压。没有一个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会否认，俄罗斯此刻的物质生活质量远高于那些艰辛的时代。
然而，后斯大林时代，尤其是苏联统治的最后几十年，无论多么压迫，至少似乎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斯大林时代的随机恐怖已经让位于更加“有序”的控制系统：仍然是残酷的镇压，但更可预测且不那么“随意”。约瑟夫·斯大林高度个性化的独裁统治被更加合议的统治体系所取代。“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昌（Charles Kupchan）告诉我，苏联后期的领导人可能无法在类似入侵乌克兰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中幸存下来。
随着苏联“老同志”们在 1980 年代消亡，人们明显感受到了变化，这种变化最终伴随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的到来。对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不可能忘记人们开始探索长期被禁止的思想、艺术、自由和乐趣的激动。
“我们区分‘开放’和‘封闭’社会，但‘开放着’与‘关闭中’也是一个重要对照， ”保加利亚政治学家和苏联帝国解体最重要的编年史家之一伊万·克拉斯特夫 (Ivan Krastev)告诉我。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那一代苏联人生活在一个‘开放着’的封闭社会中，他们发现不可能的事情正在成为可能。普丁时期是极端的‘关闭中’时期。人们正在失去他们认为终于得到的东西。‘开放着’带来了希望；现在这个‘关闭中’的系统导致绝望。”
普丁先生可能不具备他的苏联前任们所拥有的操控力。自苏联解体以来的三十年里，在俄罗斯发展起来的商业化和全球联系的社会不可能再被放回瓶子里。普丁也没有苏联领导人声称的那种正在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尽管他根据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和神话以及他对西方的憎恶编造了某种民族类叙事。从本质上讲，他所做的是建立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政府、政治警察、立法机关、军队——都取决于他个人。
如果说在苏联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用来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常见罪名是“反苏煽动和宣传”，这是一项“筐”法，但至少明确指出系反对苏联统治的罪行，而普京先生会用‘随机武器’无序的打击他的对手，无论是他的政府对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下毒，还是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Vladimir Kara-Murza）因“叛国罪”被判处 25 年徒刑。指责“华尔街日报”的格什科维奇先生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很可能一部分是出于对具有俄罗斯背景的人敢于报告有关俄罗斯的真相的愤怒。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镇压加倍，因此难以衡量俄国内对普丁的抵制程度。入侵十天后，警方在俄罗斯逮捕了 4,600 多名示威者，数十万俄罗斯男子逃离该国以避免被抓丁入伍。
但是那些反抗者和那些离开的人并没有发现自己得到了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所受到的尊重。当时，非俄罗斯族裔群体可能已经将苏联的枷锁等同于俄罗斯，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是俄罗斯族的专利，反对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与其他被苏联压迫的民族以及西方在斗争中结盟。抵达纽约、特拉维夫或柏林的俄罗斯人感觉没有（与苏联当局）勾结的污点；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中包括许多作家、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俄罗斯文化在离苏后的解放中发光。
普丁先生在俄国的统治和他对乌克兰的入侵改变了这一点。这是俄罗斯以俄罗斯帝国主张的名义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任何俄罗斯人或是关乎俄罗斯的东西——语言、文化、背景——都很难完全摆脱这种耻辱。有良心的俄罗斯人听到普京先生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语言——这是苏联历史上所有人民引以为豪的壮举——来摧毁乌克兰，尤其觉得羞耻。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餐馆（美国的），包括那些重新设计了菜单的餐馆，都在惨淡经营。 Stolichnaya（苏联的“俄国名牌”） 伏特加现已更名为 Stoli。限量版瓶子上贴有乌克兰蓝黄相间的标签，上面印有#LIBERATEUKRAINE（#解放乌克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放弃了其俄罗斯天后安娜·内瑞布科 (Anna Netrebko)，因为她没有公开发声与普丁先生断绝关系。我听到学者们对在“后苏联研究”中如此关注俄罗斯表示遗憾。这类事还在继续增多，很难反对这种“取消文化”。 “俄罗斯人可以说这不是我的政权，但他们不能说这不是我的国家，”克拉斯特夫先生说（那位保加利亚政治学家）。
现在预测乌克兰战争将如何结束还为时过早。显而易见的是，普京以让俄罗斯再伟大的名义，对他的人民和他们的文化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伤害。
后注：习博士同学，如果悍然决定用他的“人民军队”窜访台湾，会给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文化造成巨大而持久的伤害”。本老汉认为。
纽时文章链接在此：Opinion | Is Putin’s Russia Worse Than the Soviet State? - The New York Times (nytimes.com)
作者简介：Serge Schmemann joined The Times in 1980 and worked as the bureau chief in Moscow, Bonn and Jerusalem and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 was editorial page edi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in Paris from 2003 to 2013.
俄國人對歐洲的崇拜使他們心底里不接受中國的崛起和中國的品牌。他們不相信過去從歐洲買的高價電器都是中國製造的。
俄國人的愚蠢還需要再吃幾十年的虧才能醒
这种排名的发生是因为国际财政评估机构把今年俄国的经济增长预估提高到了1.4%，而战争发生后的去年的实际增长是-0.2%，远比西方原来预估的-30%小，当然更小于也是处于战争的乌克兰。
这个增长预估超过了对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预估，包括美国。
这个世界经济排名是俄国本世纪以来最高。从一些个人的在媒体公开的感受来讲，认为如今俄国人的日子比英国人要容易，因为通胀水平不同。当然这仅仅是某些外国人的观点。
俄国自从克里米亚事件后就一直在抛弃美元美债，花了八年时间实现抛光美债，如今其主要对外贸易货币是人民币，超过了使用美元的比例，尤其是与印度的贸易，也是开始转为使用人民币（因为印度卢比没地方花），这是这次战争开始后西方制裁俄国没有效果的主要原因。战争前俄国的央行就被评为欧洲最好的中央银行，行长是个女性，非常聪明，是世界央行行长中很少的从经济基层做起来的行长。
我相信有些俄国人认为如今的俄国更糟，但这类事情要看数据，而不是某些人的观点，西方制裁下，俄国卢布对美元的比率不降反增，卢布升值达到几乎20%，而西方主要货币都贬值了，尤其是欧元日元和英镑，都是高于10%的贬值。普京的运气在于世界能源进入了高价格时代，使得俄国的能源非常值钱，这是过去苏联时代没有的，也是普京之前没有的国际经济环境特点。而这个高油价还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尤其是中国会成为最大的俄国能源进口国，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如今傍着中国就不会太差，也就意味俄国的经济会不错。
当然，这种靠能源出口挣钱的模式不如前苏联时代的经济多样化，而是类似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国家，是一种“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