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传人

祖国在唱红歌。祖国山河一片红。 文革在延续,因为有文革的传人。 文革不是毛主席的文革,不是文革一代人的文革。是我们民族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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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民工” 咱们的特色(三)

(2011-07-22 18:51:28) 下一个


文革成为历史,太祖爷之后的社会眼见得大不同。高楼大厦,汽车公路,歌厅酒吧。生活多样自然好,不过这只是生活方式,真正的进步还是需要文化。邓小平邓大人的猫论开了个好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不单是投机取巧的实用主义,猫论后面有深层文化上的涵义。邓大人的猫论,说开来就是大家高兴就好,不必要按我邓某人的方式高兴,从根本上排除了皇权的主体地位,猫论有哲学的成分。有的事儿控制不了就不控制了,地球照转。最具体的皇权就是户口制。邓大人要引进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工业有几个要素,其中之一就是要有廉价劳动力。可户口制放在哪里,搞资本主义工业就是个笑话。邓大人来了个釜底抽薪,把户口制的重要一环,粮食供给制先弱化然后废掉。没了粮票,户口制的牙就掉了,还能伤人,但已不似文革时那样阴森可怕。废了户口制的武功,深圳等地有了早期特区人才的核聚变,包括后来被统称为“民工”的农民兄弟姐妹们的大量涌入。

但是,皇权的事儿,树大根深,不是一个邓大人可以解决的。户口制弱化了,筋骨仍在。制度之外,户口文化照样茁壮。伤起人来,依然可以致命。

文革后二十多年,2003年,咱们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广州市,出了件突显户口文化邪恶的事情。一个年轻人死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孙志刚。志刚兄弟死去的最终极原因,是咱们配给农民兄弟的双重身份。志刚兄弟原籍湖北乡下。在家乡,志刚兄弟是个完整的人,可以自由活动。在广州,志刚兄弟是半个人,在广州的大街上行走,有随时对检查者出示凭证的义务,这个凭证要能证明你有必要在这个城市存在。有证,是人;没证,不是人。在政治敏感时期,凭证查的频繁而细密。而平时,查证并不是个随机事件,查凭证的人往往只找有农民形象, 一开口,又有农民口音的人寻快活。而查证的地点,常常是农民兄弟必经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进城要道。志刚兄弟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这让他有了在城里生活的实力,这一点,从广州的一家服装公司雇他做美术设计师上得到了证明。上学,求职,几年的城市生活,也许已经消弱了他典型农民兄弟的形象,可是浓厚的湖北乡音大概依然嘹亮,这就让他成为被非随机查证的优先对象。 其实在广州有工作的他拥有在这种查证系统下“有必要”在广州存在的凭证。 可是那一天,这个凭证他没有带在身上, 而他又刚好走在查证的高发区火车站附近。因为身无凭证,志刚兄弟被拘留了。 一不小心,志刚兄弟被在拘留状态下,由其他被拘留人员群殴致死。

按太祖爷的标准,人可以死的比“泰山还重”或是“比鸿毛还轻”(注1)。志刚兄弟应该是死的比泰山还重的那一类,尽管他不是主动捐躯的义士。志刚兄弟以自己的一条命,换来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个户口制衍生法的废止(注2)。那以后,证还在查, 但是蛮横度开始收敛了。 如果有个奇特的天平,志刚兄弟一个人的生命,超过了一千八百多万知青集体噩梦总汇的分量。 当年对噩梦的补救,就是把咱城市的孩子们从农村接回来。而志刚兄弟的性命换来了对人为等级结构的些许修正。也许是咱们对封建皇权的等级制真的开始反感了,也许是手段促进了结果,毕竟有了互联网。个人表达空间,信息交流渠道,是非交锋平台,聚众闹事掩体,这些网络功能都是封建皇权的天造对头。 但是,志刚兄弟之死所以达到了重于泰山的效果,仍然有个黑色幽默前提,志刚兄弟是“有证的”,是有在城里存留“权利”的。日后网民对此事空前的愤怒,排山倒海的声讨,是基于志刚兄弟“本不该”被拘留的误会,是抓错人的问题。如果志刚兄弟是一位十足的农民兄弟,没有在城里上过大学,没有在广州被正式雇佣的身份,他的死,可能就比鸿毛轻了,不会变成一位历史人物。 为农民弟兄们带来些许平等的是孙志刚那半个“城里人”,而不是孙志刚这个人。

有“证”的志刚兄弟之死是非典型的户口文化事件。与他不同,大部分进城讨生活的农民兄弟是没有大学毕业文凭也没有专业雇佣合同的劳工。于是咱们给他们一个通称,“民工”。这个称呼,本身就是封建皇权等级制的一个很夸张的脸谱。如果因为没上过大学而成为民工,难道城里人都是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士不成?你打工,他打工,大家同样挣饭钱,都是雇工,前面加个“民”字是什么意思?“民工”,就是给人个记号,曾住在乡下,曾经不被许可领粮票,曾经被太祖爷配为低一等的身份。如同美国刚废了黑奴制之后,白人在街上见到黑人称呼一句“尊敬的黑奴先生”一样,黑人弟兄听了会作何感想?这篇文章的标题用了“民工”二字,本身就是对户口文化的一种无奈参与。文化不是说停就停的电子游戏。

给了刚进城的农民兄弟一个名字之后,咱们又给了他们一个对咱们胃口的角色,可折叠收藏的劳动力。

劳动力这个角色从文革后邓大人的猫论开始实施就确定了。说是国家富了,几千上万亿美元攥在手里怕烫着的美国债卷哪来的?没有什么高利润的绝技,都是靠早期出口的旅游鞋,玩具小人,后来的家用电器,一美金一美金抠出来的。所有加工产品后面的一双双手,基本上是长在“民工”身上的。如陈毅陈大帅所说,当年淮海战役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一样(注3),咱们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奇迹”基本上是“民工”用出口产品堆出来的。多干活没什么,真把活人累死的不多见。关键在于干了活没得到该有的名份,还不时的被别人给折叠收藏起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兄弟们在咱们引以为傲的2008奥运前的境遇。

如同挣来外汇的出口产品,奥运也算得上是形象出口。所有的奥运场馆与设施,无一例外是由大量“民工”参与建成的。北京奥运缺了刘翔证明没啥痛苦,可是如果没有“民工”兄弟们,奥运开成啥样就难说了。可是,上网搜一下“奥运”与“民工”两个词,得到最多的是“奥运期间劝返百万民工报道失实”的帖子。此地无银三百两,用在此处再贴切不过了。奥运期间,确实没有劝返“民工”,就是把京城里“民工”付得起租钱的廉价客栈全给关了。于是就有了这首流传在网上,基本上被“和谐”掉但又删不完的奥运“民工诗”,“2008奥运,别把俺赶离北京”:

俺盖着高楼 俺铺着马路 俺知道北京奥运  字很深奥 俺只希望有好

2008奥运,别把俺赶离北京  俺往后一定要有个好外形  说话不再粗口 穿衣不再褴褛

俺知道北京奥运  俺在北京有个好外形 客人夸俺像个北京人

2008奥运,别把俺赶离北京 俺有个时髦的外形 俺还准备内外兼修做个完美的人 俺一样热情 俺一样好客

 俺知道北京奥运 俺是中国人,俺打工在北京  俺想手举红旗迎外宾

  2008奥运,别把俺赶离北京 俺的家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俺要养家 俺要糊口

俺知道北京奥运 把俺赶离北京 俺家的希望化泡影

2008奥运,别把俺赶离北京 如果俺辱了国  如果俺丢了人

 俺知道北京奥运 俺爱祖国 俺也爱北京天安门

2008奥运,别把俺赶离北京 奥运期间俺不上街  奥运期间俺不出门

俺知道北京奥运 俺躲在工地 俺藏在工棚 俺不让客人看见俺还不行?

 2008奥运,别把俺赶离北京  别把俺赶离北京  别把俺赶离北京

俺知道北京奥运 如果离开北京 算俺也是贡献了奥运  俺将扛起背包  毫不犹豫的离开北京城!

这诗,是不是出自“民工”之笔,不好考证。但是基本事实不变,对北京奥运贡献最大的“民工”们,在奥运期间被很“温柔”的折叠收藏起来了。

 

奥运,咱们金牌第一,咱们举国欢狂,多少年的郁闷好像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可是用血肉之躯为奥运搭台的“民工”被委屈成这样,咱们可以无动于衷。想当年农民是给咱们种粮食,现在“民工”是为咱们灌洋灰的。上山下乡之痛? 知青文学之叹?早就忘到脑后去了。咱们日后走在街上像志刚兄弟一样被无辜灭掉,咱们的后代有朝一日再“被下乡”,如果又发生,就依然是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文革的事儿是太祖爷用他的系统办的,而咱们,就是太祖爷的系统。

其实这其中的道理,就在咱们一直接受的共产主义教育里面。还记得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注4)。共产主义教育虽然净是扯淡,但不是全没道理,这一段就挺有哲理。 翻译成志刚兄弟以命换来到警讯就是,只有所有的“半个”城里人都不枉死,任何城里人才不会枉死。而只有所有乡下人都不枉死,才不会有任何“半个”城里人会枉死。结论自然是只要没有任何人枉死,包括乡下人,城里人当然不会枉死。翻译成“民工”的诗情就是,“民工”可以因为“农”气太重被牵来牵去,你日后也可以因为“你”气太重而被踢来踢去,“民工”基本权利没保证,你日后也有可能被从你自己家赶出去。

农民兄弟与“民工”们的权利,还得靠当事人自己去争才会见效。靠城里人顺便提携,没指望。在奥运的“民工诗”之前,也有过另一首全国闻名的与农民有关的诗。2007年春节,央视的春晚,二十多年喧闹开心的历史,第一次有了一个审视社会而不是歌功颂德的节目,就是北京“民工”子弟学校孩子们的诗朗诵“心里话”:

 
要问我是谁

过去我总不愿回答
因为我怕
我怕被城里的孩子笑话
我们的校园很小
放不下一个鞍马
我们的教室简陋
还经常搬家
我们的教室很暗
灯光只有几瓦
我们的桌椅很旧
坐上去吱吱哑哑
但是我们的作业工整
我们的成绩不差
要问我此刻最想说什么
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爸爸
因为——
是妈妈把城市的马路越扫越宽
因为——
是爸爸建起了新世纪的高楼大厦
北京的2008也是我们的2008
老师把它谱成了曲
同学把它画成了画
作文课上,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
别人和我比父母
我和别人比明天
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
都是中国的娃
更是祖国的花

 

这个诗朗诵,在现场和全国,着实让不少人潸然泪下。可是,泪下归泪下,利益归利益。2007年感动大家的诗并没有防止2008年京城民工们被当成可折叠收藏劳动力的命运。奥运会开的热火朝天,咱们忙着数金牌。“民工”?没听见有哪个北京人大喊一声“民工不能走”。

乐见把“民工”折叠藏起来,因为咱们不是不知道封建皇权的等级制野蛮,落后。 咱们只是没有勇气来面对咱们依然野蛮,落后的事实。可是,欠的债,躲是躲不掉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乡下人真和城里人分属不同的物种?对自己的权利不在乎吗? 城里人被上山下乡折腾不到十年,成了不可忍受的集体噩梦。乡下人在噩梦里面生活很久了。现在的系统对农民弟兄有多不平等?前面说过,文革时农民兄弟为了走出农村,不惜参军到边疆去站岗,来争得在城里存身的一席之地。现在呢?农村兄弟为了有尊严的在城里安居乐业,得不惜以命相搏,苦练十年八载成为一名宇航员,到外太空走一遭,才能万无一失光荣体面的被城市接受。 就是这条出路,也不是对所有的乡下人都适用,身高超过一米六五的农民兄弟就被排除在外。农民兄弟现在不争权利,并不是永远不争,大吼一声是早晚的事儿。别忘了,用户口把农民牢牢拴在土地上的太祖爷自己,当年就是一个受气甚多农民的儿子。大吼一声事成之后把城里人折腾的屁滚尿流。咱们的历史,出个太祖爷不是例外,而是惯例。人为等级走到极端,就会出个太祖爷式的农民领袖,把原来的结构砸个稀烂。也许,现在条件下,出不了太祖爷。可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早晚会出城里人盼望的民主程序。 基本公平的社会,有了民主,良性竞争,大家步步高。 很不公平的社会,有了民主,自然要用民主争公平。 如此巨大的社会不公平,民主乍现,能被借力使力的空间无限。到时候,城里人与乡下人两个物种孕育的社会的对立,能让陈水扁们在台湾煽动的所谓族群对立成为正经的小儿科。

现在常见到的一个形容词是“有中国特色的”,比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有中国特色的”的管理机制。这个“特色”是什么?当然不是筷子,春联,京剧,纸钱这些民族习俗。从户口制度到户口文化给了这个“特色”最好的解释。从汉高祖刘邦封给他儿子一块地,到太祖爷把北京规定为有北京户口的人居住,这两者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不过规模不同罢了,刘邦给了一个人,太祖爷给了一群人,根子就是封建皇权随意剥夺个人的人权。太祖爷给什么,咱们接受什么,这是文革发生的必要条件。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可以并且发生了文革?自然因为咱们的特色。到现在,城里人继续拿太祖爷五十年前赏赐的领粮票权说事儿,不但不乐见“民工”来城里和咱们共享民工们建设的城市,还想方设法的区隔城里人和“民工”,拿“咱们”的额外权利凌驾在“民工”的基本权利之上。什么是中国的特色?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别总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说事儿,咱们的特色就是没去掉的封建皇权文化。

有这个特色存在不是谁的过错,这是咱们的历史,咱们的命运。可这个特色是不是好东西,要不要坚持则是咱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当冠冕堂皇的口号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口号好像并无问题。当私营企业老板拒绝“民工”们的基本权利时,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来遮丑就很难听了。如果把“有中国特色的”真实含义替换进来,无论“有封建皇权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有封建皇权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个特色是不是值得骄傲的东西就清楚了。如果你从你爷爷那儿继承了一副世界上最好的弓箭,你应该很骄傲。 如果此时邻居家才发明了用火药发射的鸟枪你也不会太羡慕,第一把鸟枪猎鸟的效率可能比最好的弓箭强不了多少。可是,火药的先进性是弓箭无法抗衡的。鸟枪之后有弹丸枪,来福枪,机关枪,大炮,导弹,直到现在的太空人。那副爷爷的弓箭一定还有纪念意义,但是还用它打猎就很痴呆了。

户口制的内涵就是封建皇权的内涵,其核心就是封建皇权压制个人权力。从封建皇权式的制度到封建皇权文化和封建皇权式的思维方式,这些都是文革的必要条件。要想文革不再发生,就得把必要条件一个个的拿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其实都和咱们关系不大。咱们用“特色”包装起来的现实就是落后而该被淘汰的封建皇权文化。 除了限制自由,剥夺包括农民和“民工”的基本人权之外,这个“特色”就剩下强调“特色”人们的“特权”。

社会公平,人人有人权,是趋势,是现代民主理念的根本点,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农民弟兄们该有而还没有得到在自己国家里任何地方的居住权,原本就像呼吸权,吃饭权,说话权一样,是基本的人权。外国人整天哭着喊着要给中国人争人权,咱们总觉得是在和咱们过不去。谁知道,也许鬼子们的盘算就是借人权之名整死咱们。但是,读了“民工诗”和“心里话”这两首诗之后,如果还对给所有人基本人权无动于衷的话,咱们也许真欠再次被太祖爷强制去下乡。

真想再遭一次文革? 咱们的“特色”就这么贱?

 

 

1:出自毛泽东于1944年所作,也是文革时“老三篇”之一的“为人民服务”。

2:这是1982年由国务院制定并实施,于2003年废除的管理城市中“无证”人员“行政办法”。

3:陈毅是毛泽东开国的十大元帅之一。毛泽东与蒋介石决战中原的淮海战役陈曾参与指挥。陈此话指的是该战中用独轮车给解放军提供后勤支援的大量农民。

4:这是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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