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把烟灰弹在画架边上放着的一个可乐铝罐里。罐子里放着半罐雨水，里面横七竖八地飘着一些烟头。画画累了的时候，我会抽根烟，休息一下，想一想再画。暖风一阵一阵地吹来，空气里洋溢着刚剪的草的味道，这味道让我想起米勒的油画《拾穗者》，金黄色的田野上，三个扎着红色和蓝色头巾的农妇在弯腰捡着麦穗。凝重的身体。高高堆起的麦跺。弯下的腰。灰蒙蒙的天空。野草和土地的气息。当年的一份报纸在评价这幅画的时候曾说：“这三个突出在阴霾的天空前的拾穗者后面，有民众暴动的刀枪和１７９３年的断头台。”可是我丝毫也看不出来这个弯腰拾麦穗的画面怎么能让人联想到刀枪和断头台的。我看到的是农民们谦卑的低下的头和被沉重的劳苦日子压弯的腰，闻到的是土疙瘩上的牛粪的味道。我是一个习惯于自己思考的人，在与人聊天的时候，我会习惯性地把一张纸撕成一片一片小碎片，或者把餐巾纸揉成一团，或者聊着聊着天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侧耳细听远处传来的音乐声。我经常把一张纸折叠起来再展开，不管是餐巾纸还是电影票还是小广告；或者在本子上画满一圈一圈的蛛网一样的图像。有时我会突然走神，就像那天我在朋友聚会的饭桌上，突然感到周围的人都在用一种外星人的语言兴奋地谈论一件事，我对那种语言既不懂，也没有兴趣搞懂。我在饭桌上坐着，感到左右两边和对面的人的面孔和声音一刹那变得那么陌生，他们兴高采烈的讲着，我却不明白我为何会和一些陌生人坐在一起吃饭，于是我就像是一个人在空旷的饭桌上吃饭一样，低着头把盘子里的饭吃完，然后走到客厅里，打开电视去看有没有好片子。电视上在演一个海豚的纪录片，画面和音乐都很优美。我想起了自己过去买的一张碟，那时还不是DVD，是那种简陋的VCD碟，片名叫《海上钢琴师》，后来被人拿走了，再也没有还给我。那部电影里有一个可怜的孩子，他出生在海上，在锅炉房生长，从来没有离开过船。他的名字叫做1900，是一个水手给他起的。他是一个音乐天才，音乐从他的手指尖自然而然地流了出来。在最后与号称发明了爵士音乐的钢琴大师较量的一场戏中，他疯狂的弹奏着钢琴，琴键在他的手下轮番起舞。一曲终罢，香烟在琴键上蹭过，炽热的琴键点燃了香烟，燃起了一缕青烟。手上夹着的烟燃到了尽头，一股热气顺着过滤嘴传到手指上，我继续嘬着过滤嘴，燃尽了烟丝的火星逐渐熄灭。烟蒂一端是黑色的燃烧后凝结在一起的焦碳质，另一端是柔软的白色略带黄色的过滤嘴。我喜欢把烟蒂撕开，把里面棉絮一样松软的白色填充物撕成一小绺一小绺，放在手心里排开，像是河边一丛丛的苇草。我把剥开的烟蒂吹散，它们像是蒲公英的花一样四散飘开，几绺白色的纤维粘到了画板上。我用手指轻轻把纤维抠下来，纤维在画面上留下了几根线状的痕迹，犹如时光在记忆里留下的淡淡的刻痕。我想起了《海上钢琴师》的结尾，1900用苍白的手指在空中弹奏，在漫天的火光中跟着自己一辈子生长的船沉在了海底。弹一场惊世骇俗的钢琴，爱上一个可爱的女孩，葬身在一艘下沉的船只，最壮烈的人生，无非也就是如此。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画。世界有这么多选择，让人无所适从，可我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画下去，另外一个也是画下去。外面的世界多彩多姿，让人眼花缭乱，可我只需要两种颜色，一种是蓝色，另外一种也是蓝色。
调色板上的蓝色颜料已经不多了，我俯身拾起放在地上的颜料管，挤出一些蓝色在调色板上。流线型的颜料在太阳下闪着油彩特有的光，像是嘴唇上凝在一起的浓厚的唇膏，又像是一段落在光滑的木质地板上的蓝绸。我想起在图书馆借的一部英国老片子《Red Shoes》。很久以前在国内就看过它的中文版，中文翻译做《红菱艳》。其实直译做《红舞鞋》就很好，不知道为何叫《红菱艳》。这部片子的名字来自安徒生的童话，讲得是一个姑娘得到了一双美丽的红舞鞋，她穿上之后，那双鞋就自己跳了起来，她想停都停不下来。电影里的女主角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芭蕾舞演员佩姬，遇到了一个把芭蕾当作宗教一样信仰的芭蕾舞团团长莱蒙托夫。你怎么理解芭蕾舞？你把它当作运动、诗，而对我来说，它是一种信仰。这是莱蒙托夫第一次见到佩姬时说的。他问佩姬为什么要跳芭蕾，佩姬反问说，你为什么要活着？莱蒙托夫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必须活着。莱蒙托夫看到了这个姑娘身上的潜力，把她留在了芭蕾舞剧团，培养她，让她担任舞剧红舞鞋的主角，一心要把佩姬造就成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芭蕾舞演员。红舞鞋芭蕾舞一炮打响，造就了两颗新星，佩姬和剧团的作曲家。但是当佩姬和作曲家坠入爱河之后，莱蒙托夫对佩姬深为失望，因为他觉得艺术和生活，你只能选择一个。他把剧作家开除出了剧团，也没有挽留跟随作曲家而去的佩姬。失去了芭蕾的佩姬就像是失去了生命一样，半夜里醒来，她抚摸着红舞鞋，无法割舍。一个偶然的机会，佩姬重遇莱蒙托夫，莱蒙托夫邀请她回剧团重新演一场芭蕾舞红舞鞋，那个让她红起来的舞剧，那个把她的天赋和努力发挥到极致的舞剧。她无法拒绝这个诱惑，回到了剧团，穿上了舞鞋，准备上场演出这部让人痴狂的舞剧。这时轮到作曲家要求佩姬做出选择了。作曲家抛弃了另外一个剧团里等待着他指挥的乐队和期待欣赏他的新作首场演出的的观众，追到了莱蒙托夫剧团的后台，在佩姬走上舞台之前，残忍地要佩姬做一个选择：芭蕾和我，你到底要哪一个？
两年以前在一个寂静的小画廊里，我跟直子再一次相逢，也曾谈起这部片子。那次我在画廊值班，背对着门口继续画着这幅蓝色的浮冰，没有注意到直子进来。直子悄悄地站在我的身后，注视了我很久很久。她说她喜欢看着我作画，看着我的长头发在作画时盖住脖子。她走进画廊的时候，我看见了画廊地上反射出的一条人影，但是我正在专心于画上，以为是进来了一个画廊的参观者，连头也没抬起来看。那天直子穿着一款绿色连衣裙，手里拿着一个精巧的相机，在我回头时，把我和身后的画一起摄入了她的镜头。看着直子举着相机微笑的样子，她的脸颊让我想起了罗马假日里面的安妮公主。安妮第一次拿着意大利里拉上街，先买了一双舒服的鞋子，后做了一个新发型，然后买了一个冰激凌，恰好跟直子的消费习惯相同。直子最喜欢买舒服好看的鞋子和衣服，其次喜欢去发廊做一头好发型，也喜欢各类小吃。她喜欢鲜花，但是从来也不需要自己买。那天没有人来参观画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画廊里，我站着作画，她坐在旁边看着我，陪着我值班。我们聊了很多，聊起了各自的专业，聊起了毕业后想从事的工作，聊起了文学和艺术，聊起了Group of Seven，聊起了莫奈和高更，聊起了最近在国家艺术馆举行的俄国油画展，聊起了艺术中心演出的芭蕾舞《堂吉诃德》，聊起了贝克特和乔伊斯，还聊起了《Red Shoes》这部1948年的老片子。我说一直没有搞清楚，在片子的结尾，佩姬沿着楼梯跑下去，直接从阳台上跳了下去，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死。我问直子，是佩姬在艺术和爱情之间无法取舍，采取了自杀来解脱？还是她只是想在阳台上叫作曲家等着她，而不小心掉了下去？直子说都不是。那是佩姬脚上的红舞鞋带着她跳了下去，直子的黑眸在空寂的画廊里凝视着我说。你只要穿上了被施了魔法的红舞鞋，它就会带着你跳下去，一直到死。
那天我们一起离开了画廊，在朦胧的夜色里跨过一条街道走向停车场。黑色的沥青地面散发着白日吸收的阳光的余热，墙边的薰衣草在静静地摇曳，远处传来火车进站的鸣笛声，几只飞鸟在黑暗中掠过头顶，一颗被遗忘在门口的小树孤寂地摇动着树叶，晦暗的路灯把我们的身影拉长在地上。快到我的车时，她的手指有意无意地碰到了我的手指，让我感觉到一阵心跳和战栗。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一道阴影落在了画布上，好像乌云遮住了一半天空，画布上的蓝色突然暗了下来。我扭过头头，看见哲学博士站在我的侧后方，正在仔细地端详着画面。哲学博士的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手里的笔尖一哆嗦，在纸上留下了一道蓝色的不规则线条。我皱着眉看着画板上的那条不和谐的蓝色的线条，它像是一把刀子，在浮冰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一道不自然的痕迹。
从我搬进这幢房子的时候，哲学博士就在这里。他跟我一样，是这幢坐落在一条僻静街道上，墙壁上爬满常春藤的老房子里的房客。他个子不高，眼睛不大但是显得有些忧郁，眼窝深陷，皮肤因为常年宅在屋里而显得苍白，喜欢眯着眼睛说话，笑的时候像是一个孩子。他头上有些秃顶，但是在研究哲学的人里面头发算是浓密的了。虽然他曾经几次试图给我解释他研究的方向，我都没有能够搞清楚他到底在研究什么，事实上，他越解释，我就越糊涂，不解释之前我还算明白他大致是搞什么的，解释完之后我彻底糊涂了。从毕业后他就一直没有拿到一份儿正式工作，靠吃政府的救济生活，直到年初才从过世的父母那里继承到了一份遗产，摆脱了每个月靠政府救济支票过日子的境地。
太阳照在哲学博士的背上，微风吹动着他的T恤，他的原本苍白的皮肤被阳光涂上了一层橄榄色。哲学博士把地上的一朵小野花掐了下来，用粗壮的手指把它按到我的画板上。野花白色的根部粘到蓝色色块上，像是从浮冰里钻出一朵鲜艳的花来。我看了一眼野花，这是一种外形长得像是向日葵一样的花，根部带着毛茸茸的嫩白色，中心是一从细小柔软的黄色花蕊，闻上去有一种法国香水一样的强烈的浓郁的香气。花的外围是颜色很纯的明黄色花瓣，形状像是细长的船桨一样，从一个绿色的高脚杯一样的底部向外四射着。一只花蝴蝶从丁香树的暗绿色阴影下飞过来，带着褐色，黄色和黑斑的半透明翅膀煽动了一下，停在了画板上的野花上，翅膀并拢在一起。
今天是周末，晚上想一起出去转转吗？哲学博士看着野花上的蝴蝶说。想去哪里？我停下画笔问他。老地方吧，先去赌场玩两把，再去找个地方喝酒？或者去看会儿脱衣舞？哲学博士把手插进裤兜里，漫不经心地说。我知道哲学博士近来很烦。过去他偶尔去学校里代课挣点儿钱，干几个月就回来，但是最近好久也没机会去代课。以前周末的时候哲学博士还有时跟我一起去找个酒吧喝喝酒泡泡妞，但是最近他沉闷了许多。我也正想出去散散心，我放下画笔说。那说好了，晚上一起走。你感觉到了没有？什么？飓风就要来了。哲学博士用手抓了一把空气，夸张地放在鼻子前嗅了嗅说。飓风就要来了，他重复了一遍说。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其实都在期望着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飓风，不是吗？
哲学博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温尔文雅的眼神变得很遥远，像是在凝视着模糊的远方，说的话也像是在自说自话。我知道哲学博士最近心神不定，他前一段把父母留给他的所有财产做抵押，借了一大笔钱，都压在了石油和天然气的期货上。他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女朋友，精神总是很抑郁。要么继续像现在一样的生活下去，要么孤注一掷，在股市上赌一把。他选择了后者。这种赌博让他睡不着觉。现在哲学博士就盼着来一个前所未有的狂暴飓风，把墨西哥湾的那些石油公司的生产设施和炼油厂全部摧毁，让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暴升，那样他就能够赚够一生的钱，再也不用去找工作，可以专心的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里了。夏季以来，虽然到了飓风盛季，哲学博士所期望的飓风却一直还没有出现。尽管气象学家们早就预测今年夏季大西洋海面会形成十二到十六个飓风，但是目前为止一个飓风也没有出现。即使海面形成了飓风，多数飓风也会在海面上自生自灭，消失在海面上。你预言过好几次了，没一次灵验过，这次又是什么水晶球告诉你会有飓风来呢？我用一张纸擦了一下画笔上的颜料，反问哲学博士说。这只蝴蝶告诉的我，哲学博士用手指了一下野花上的那只色彩斑斓的蝴蝶说。你没听说过蝴蝶效应吗，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
花蝴蝶像是惧怕哲学博士的手指触碰到它似的，把翅膀舒展开来，轻盈地飞离了黄色的野花，消失在木栅栏的丁香树后面。蝴蝶翩翩飞过的地方，是对面人家的后院，一个小女孩正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玩耍，她的天真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我的画架，腿一下一下地蹬着秋千，身体飘得越来越高，几乎快跟秋千的横梁平行了。小女孩的母亲急匆匆地从屋子的后门走出来，让小女孩从秋千上下来。小女孩嘴里抗议着，但是还是听从了妈妈的命令。也许是匆匆地跑出来，没来得及换衣服，女孩的母亲穿着一个很短的吊带衫，底下是一条刚盖住腿根的短裤。如果不是她领着小女孩，你一点也想像不到她会是孩子的母亲。她的腰就像是二十岁的女孩一样细。她有着一双很美丽的眼睛，光滑的皮肤，鼓鼓的胸部和微翘的臀部。
你在画什么呢？她拉着小女孩的手走到院子边，隔着半人高的栅栏问我说。
浮冰，我用一块浓厚的白颜色盖住画上的那条蓝色的不规则线条说。在画蓝色的浮冰。
她疑惑地仰头看着天空，像是要从晴朗的天空里看出浮冰来。她看着天空的时候，胸部不自觉地挺起，阳光从侧面透过了她的吊带衫，清晰地照出了两只乳房的轮廓。她的肩膀上没有乳罩的带子，似乎是没戴乳罩一样，两只乳头凸起在吊带衫的布料上，像是两个撑起吊带衫的支点。哲学博士曾经告诉我说，她是一个离婚的女人，先生是一个肌肉发达的水管工，在我来之前离家走了。但是我有一次站在院子的丁香树旁画画的时候，看见她赤身裸体地跟一个男人坐在没有挂窗帘的厨房的桌子边聊天，他们或者是没看见我，或者是根本毫不在乎。小女孩拽着她的手来让她抱着，她低头去抱小女孩的时候，鼓起的乳峰和一条深深的乳沟一览无余地在我眼前闪过。她弯身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后腰露出一截白白的皮肤，粉色的内裤边缘在短裤上显现出来，凸出的臀部紧紧地箍在短裤里。哲学博士跟我对视了一眼，眼神好像是说，好火辣的身材。她抱着小女孩站起身来的时候，眼睛貌似不经意地扫过我们。我的目光越过她，看着她身后的房子。那只花蝴蝶正在拍打着翅膀吃力地飞上阳光照耀下的有着金字塔一样斜坡的屋顶，随后消失在塔尖之后。
一片阴云从蝴蝶消失的地方升起，正在缓慢地向着我们的头顶飘来。我看了一眼哲学博士，他的眼睛也在盯着那片黑色的云彩，嘴角蠕动着，像是在默祷着什么。哲学博士盼着一个飓风，就像我盼着有一天能够画出自己满意的画一样。也许在哲学博士的脑海里，随着花蝴蝶翅膀的煽动，千里之外的大西洋海域上，一个热带气旋正在形成，最终会演变成一个强烈的能够摧毁墨西哥湾一切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的飓风。谁知道呢？这就像是买彩票，你买的其实是梦想，虽然希望经常变成失望，但是没有失望就没有希望。哲学博士说得对，我一边继续把颜色涂到画板上一边暗自思忖着，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飓风，一个能够打破平衡和改变命运的飓风，一个能够释放全部能量，摧毁一切桎梏，在毁灭中创造美的飓风，一个能让人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飓风，一个可以让人抛弃过去，在废墟里重生的飓风。所有人都可能需要一个飓风，除了我。我不喜欢飓风，我担心飓风，每当在电视上看见飓风我就紧张。这里面有一个原因，但是我不会跟哲学博士讲。
